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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阚世华
疑惑中前行
《中国新时代》：为什么会选择投资做“征途”网游？
史玉柱：其实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带着一套很好的思路。根据他们的思路及策划方案可以做成中国最好的2D网络游戏。我觉得这个思路挺好，于是对这个团队进行投资，这也算是我的风险投资的一种。这个项目前期投资不大，我第一步给他们的投资是研发的费用，1个月前，这个产品项目前期已经出来，只是还没有面市，经过测试评估，基本上达到了我理想的效果，预计未来将追加投资3—5个亿现金。
《中国新时代》：那你认为为什么做四通的总裁的会是你？
史玉柱：因为我是四通控股的大股东，两大股东一个是我一个是段永基。老段之所以用我：第一老段对我这个人了解；第二我本身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我会为公司的利益与发展着想，用我要比从外面聘请职业经理人要好得多，因为我会把公司的利益看得很重。
《中国新时代》：把脑白金卖给段永基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史玉柱：实际上是我们一直想踏入国际资本市场，本来我们和美国一家很大的保健品公司一直在谈卖股权的事情，已经到了快要签合同的阶段，后来和段永基谈到这个事情，他说其实这个项目可以和他合作，当天晚上我们就谈成了，按9倍的市赢率卖给他，比卖给外国人便宜。现在还有国外公司要买四通控股的股权，出价是15倍市赢率，相当于作价3亿美元。我们的合作双方都是获利的：我们踏入了国际资本市场的平台，另外我们还回收了部分现金；对于四通控股上市公司来说，他一下子靠新浪赚了那么多的钱，一下收购了一个赢利很强的企业，双方都是获利的。
《中国新时代》：您对多元化经营有何看法？
史玉柱：多元化经营没有几个可以成功的，至少10年前还在高喊多元化发展的企业，现在没有几个是成功的。相反的就是那些搞专业化经营的企业都活的很好，从前珠海的巨人集团就是典型多元化的失败案例，最后的下场是一塌糊涂。
记者：您现在不也在进行着多元化的发展么？
史玉柱：多元化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也许我现在的这种发展战略是个错误，但是我自己理解是这样的，投资分几大类：一类是产业投资、第二类是财务投资。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产业投资必须要全身心的介入到产业发展的里面，你要组织团队去经营企业。而财务投资则是在投资之后剩下的事情就不必去管了。
我变了
《中国新时代》：你曾经是以具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赌博”方式来掌控企业的命运的，如今您是否依然是用这种“赌博”方式来运作企业？
史玉柱：什么叫赌？只要不是在赌场，这个赌就意味着你对行为的结果没有任何的把握。从这个角度来讲，任何一个企业的任何一个投资行为都是在赌博，因为他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有规律性。比如说我投资民生银行，民生银行的投资风险已经很小了，这也是一种赌。但用“赌博”的这个词，就有贬义了。
我们现在设有投资委员会，而且只是第一道关，如果投资委员会同意，还会请来专业的机构，如投资银行，帮助认证，请国际四大事务所之一的事务所介入。这几年我们的投资行为并不多，在平均一年不到一个投资项目，这样的投资行为在企业里面算是很少的，现在的投资胆子比以前的要小得多，过去投资是过于冒进，现在则是过于谨慎。
《中国新时代》：现在，你个人的意愿是否决定着公司的命运？
史玉柱：不是，现在公司的管理都是团队在抓，公司管理方面我一点都不管，最多是这些公司开总结大会的时候我去参加，在过去的这10年里证明了这个团队是非常优秀的，所以我不参加管理。
即使我现在担任香港四通控股上市公司的CEO，实际上我也不去管理具体的事情，我只是管公司计划和香港上市公司投资方面的事情，另外，像四通控股有的企业不赢利，我会把这些企业从上市公司中卖出去，但我不负责具体的工作。我已经脱手了五六年了。
《中国新时代》：在复出之初你为何要坚持还债？
史玉柱：第一，实际上我个人不爱钱，我只把钱看成一种符号。之所以要还债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的确是已经有能力把2个亿的债务还清，而且除了还债的资金之外，我的资金储备在当时大概还有7、8个亿，既然有能力还清，我自己还要那么多的钱做什么呢？
第二，毕竟那是自己过去的一大败笔，既然自己有钱了，就该把钱还给老百姓，否则会一直心有不安的。
《中国新时代》：当年您曾经说“自己一生只做一个行业”，后来为何又转变了？
史玉柱：我说的是“一个时期只能做一个行业”。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投资多了精力会很分散。我觉得一个企业最大的资源是团队的精力，其次才是资金，如果团队精力一分散，在一个项目领域就会很难成为最强的团队。市场竞争那么激烈，如果你不是最强的，你就很难能成功。
《中国新时代》：最初你给人的印象是，对运用高调宣传来造势掌握得非常娴熟，但现在似乎更多的保持低调与沉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史玉柱：因为我非常害怕媒体，部分媒体喜欢乱说不实的事情，所以我不想搅进去，搅进去是没有公理的。最好的选择就是远离是非。
《中国新时代》：从企业家到投资家转变的过程中，角色会怎样转变？
史玉柱：搞投资的更需要低调行事，无须任何宣传，会更沉默。
记忆中的往事
《中国新时代》：现在回想起来，你怎样评价自己以前的经历？
史玉柱：我以前在安徽省政府的统计局上班，因为觉得那种工作环境使人的想法与个性受到压抑，决定下海经商。最初的创业在深圳开始，那时的感觉特别好，从很低的起点一步步往上爬，是最快乐的时候。
后来到达成功顶峰的时候，就有些迷惑，开始忘乎所以了，现在回头看，真觉得挺荒唐的，那是我犯错误最多的时候。再次进入低谷时，1997年公司最困难的时期，反而又是最愉快的时候。现在又到了一定的规模，又到了一个痛苦的时期，随之而来的麻烦事增多，被媒体追逐关注，公司有钱以后来自社会上摊派的、有关部门来找麻烦的，种种麻烦事很多。没有公司小的时候舒服，那时生活质量是最好的。
《中国新时代》：在困难时期，您身边是否有人与您共患难？
史玉柱：在最艰难的那段时间，我的整个团队，将近100多人的干部都和我在一起，在那段时间里，所有的人大半年都没有拿工资，后来才给他们补发。现在这些人都在集团担任重要职位。
《中国新时代》：在您最困难的时期，您身边的同事及朋友是怎样对您的？
史玉柱：同事们都鼓励我坚持下去，好朋友也鼓励我千万别消沉下去，实际上那时我并没有消沉。其实在我资金最困难的时候，我只向吕松涛借钱了，其他的朋友我都没有去寻求他们的支持，我全是靠自己的。那段时间就算是和一些朋友聊天也只是海阔天空地聊，本身人也很轻松，很少谈业务上的事情。
倒是和同事谈业务的事情比较多，当时大家都很很乐观。因为当时的业务市场是一个城市一个月就是几百万，可想而知全国市场一个月的市场收入是多少，所以我们当时的情况并不是像外界宣扬的我们有多么的艰难。我们真正的困难只有3个月，转眼间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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