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英雄母亲的商业歧路 一个创业者的时代悲剧

　　文/本刊记者 张婧

　　她是半辈子只知丈夫孩子的家庭主妇。

　　她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英雄的母亲。

　　富贵时，她拥资千万；落魄时，她捡拾垃圾……

　　天黑了，整条巷子的光线暗了下来。在建筑物投下的重重阴影中，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婆婆一边熟练地把地上的矿泉水瓶子装进随身携带的一条麻布口袋，一边在心里默默地数数：第34个、第35个……一个1毛钱，今天的生活费已经“捡”够了。

　　一个过路的人喝完了饮料，将空瓶子扔到她的面前，“捡垃圾的，这里还有一个！”

　　老婆婆的身子一阵颤抖，眼泪忍不住顺着面颊直往下流——“捡垃圾的，我是捡垃圾的……”

　　没有人想到，她会是上世纪90年代初重庆声名赫赫的女富豪、亚新实业公司董事长罗亚军，鼎盛时期她的个人资产超过千万……然而时过境迁，所有的光环和财富都已离她远去，除了那些偶尔回想起来还觉得幸福的梦。她现在每天要面对的就是如何从垃圾里发现一些有用的东西来换回几元几十元的生活费，以及如何应付时时上门讨债的“黑社会”。

　　扛在弹弓上的希望

　　罗亚军的家，在重庆市黄桷坪派出所旁的巷子里。整个巷子都没有人知道罗亚军是谁，当提起“杨百万”这个名号时，所有人都反应了过来，随之便是长叹一声。

　　终于找到罗亚军，她的家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空荡荡的房间里，摆着几件陈旧老式的家具，一台发黄的冰箱和柜式空调，是昔日富足的遗迹。

　　跟电话里再三婉拒采访的戒备相反，见面之后的罗亚军虽然憔悴，但和蔼可亲，和街头任何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奶奶没有两样，记者很难想像这就是那个曾经名噪一时的千万富婆。她穿着一件上世纪时兴的花衬衣，肩上还架着两片厚厚的垫肩。她说：“我已经有10年没有穿过新衣服了，这些都是当年风光的时候买的。”说起当初的辉煌，她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如果非要把我的人生分成两个阶段，我想应该是从50岁开始。50岁前，我过着平淡的家庭主妇生活，50岁后，我开始把自己当成一个男人，想着如何去改善这个家。

　　我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杨柏林是最乖巧明事理的，我疼得最多的也是他。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他最终用自己的生命报答了我们这个家。1979年，柏林才19岁，就牺牲在了对越反击战的前线，追加为一等功臣。柏林走后，政府发放了1000元的抚恤金，握着生平见到的第一笔丰厚的钱，我哭得失了声。后来看电影《高山下的花环》，里面有个娃娃为救战友牺牲了，看得我眼泪不停地流，他的事简直和柏林一模一样啊。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在悲痛中度过的，这时偏又发现小儿子得了先天性糖尿病。我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了，我得治好小儿子的病，治病就得花钱。柏林的抚恤金是不够的，我也舍不得动用。

　　有一次，邻居到我家串门聊天，说他亲戚在做棉絮加工。我正在为钱发愁，听了心里一亮，这事简单、风险小、容易上路，人家都可以做，我为什么不能做？我决定动用那笔抚恤金。

　　我用600元进了一车棉纱，这就剩下了400元。因为棉纱太贵，后来就一斤一斤地买。弹弓很重，起初我得走几步歇一阵，后来觉得太浪费时间，便撑着身子一路扛着走，勒得肩上红一块紫一块的。

　　因为图便宜，我用的是棉纺厂不要的下脚羊毛，羊毛又脏又臭，上面沾满了油和灰尘。我又是个生手，动作自然比别人要笨拙多了，也会经常被羊毛上的灰尘呛得透不过气。为了多卖，我降低卖价，别人一床卖9元，我就卖8元，直到卖出去后，才敢弹下一床。这样，辛辛苦苦地弹了一年，我手头攒下了2万元钱，望着这钱，这一年所受的苦都值了，小儿子的病也可以治了。

　　儿子的皮鞋厂

　　罗亚军言谈中夹杂着记者都感到新鲜的书面语，而她其实是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太，仅会写的三个字“罗亚军”还是在扫盲班里学的。“后来做生意，不晓得怎么就会认些字了。”罗亚军笑着说。记者发现，她其实是个很有幽默感的老太太，也许是被生活的重负遮蔽了。当绷紧的弦松弛下来，她变得善谈起来，也许那段时光，在罗亚军的印象中，是最快乐的。

　　在重庆，鞋佬们坐在挂满皮件的门面后面，指点着徒弟们叮叮当当做鞋的景象是常见的。表妹夫冉鹏程就是从这门面后面走出来的鞋匠，后来进了厂，到了重庆一家皮鞋厂的供销部。表妹夫在得知我攒下了一些钱后，便劝我办皮鞋厂，说改革开放了，要瞅准机会赚大钱。

　　我想了三天。弹棉絮真是很累，我一个老太婆，体力只会越来越不行。但是我不可能停下来不干呀，一是闲不下来，二呢，我已经喜欢上那种赚钱的感觉。而且，所有的钱都是用柏林的抚恤金赚来的，钱在，我就感觉儿子跟我在一起，钱让我踏实。第四天，我约了冉鹏程。于是，在他的指引下，我成了我们巷子里第一个做大“买卖”的人。

　　我拿那2万元钱作为启动资金，在20平米的家里办起了小型皮鞋厂，自己当起厂长来。整条巷子和巷子外的人都在说，英雄妈妈当厂长了！然而真正的军师是冉鹏程。冉鹏程说办厂要挂名，挂什么名，我一下想到大儿子的名字，就挂大儿子的名字吧，于是，“柏林皮鞋厂”诞生了。有了“柏林”，我感觉儿子重生了，我不再光想着挣钱，而更多地想着要把生意做大，因为，我是在替儿子做事。儿子在遗书里说，要我们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第一批皮鞋很快生产出来了。冉鹏程说，重庆目前的皮鞋格局是二分天下，南坪、大渡口的诸多生产厂家已经占尽了优势，我们的皮鞋只能往外销，不能在本地和别人抢。我觉得这番话着实有道理，于是把所有皮鞋全部交给他带到外地销售。

　　冉鹏程从此再也没有回来。那可是价值1万元的东西啊，我不敢相信！但皮鞋厂不能就此关门，我也不能丢这个脸。我决心自己搞。雇了一个帮工，两个底工，皮鞋厂重新开张。

　　我不懂从哪里进货，就一路问过去，不懂怎么生产，就悄悄地学别人。慢慢地就懂得了什么是鞋皮、鞋楦、鞋底、内衬、包头、鞋饰；还知道了先有鞋楦，才有鞋型，每生产一种款式的皮鞋都要先做一双鞋楦；并能从皮面上辨别皮子的真伪和类别。我身兼数职，既是采购员，又是生产员和销售员，成品生产好了，我就到鞋贩子那一家一家地兜售。别人都觉得我老实，又是一个年纪大的老人家，还是英雄母亲，都相信我，都愿意跟我做生意。越是这样，我越是踏踏实实地做事情，从不骗人害人，生意也就越好。

　　“百万楼”的夭折

　　所谓“百万楼”，是一幢六层楼的老房子，是罗亚军于1985年修建的，她和家人住在顶楼。现在这幢楼早已抵押给了银行，底楼临街的门面租给邮局，旁边的一个小门面租给一家收破烂的，每个月的租金都被债主拿走了。他们一家则躲在顶楼(必须穿过垃圾堆才能上楼)，靠老伴微薄的退休金生活。

　　顶楼用一道铁门与外界隔绝，隔开了两个世界。

　　1986年，我在重庆黄桷坪正街投资80万元修了一幢楼房，用于商业经营。上下六层，每层六间房，配有厨房、卫生间、预留电梯间，外立面也是由马赛克镶嵌而成，豪华气派堪称当时的旗舰。人们都称其为“百万楼”，我也自然成了“杨百万”。

　　但电梯没能装起来，皮鞋厂也在新楼里没开多久。

　　1992年，靠着皮鞋生意，我已有300多万元的资本。柏林皮鞋厂也越做越大，从当初的3人增加到100人，产品在当时的重庆百货商场、华华百货、四鞋百货等地方都有销售点，我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皮鞋大户。当然其中的艰辛只有我自己明白。我可以自信地说，我已经成为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商人，在皮鞋厂，我既是厂长，又是会计，所有决策我一人说了算，因为我不会再轻易相信他人的谗言。

　　同年，我偶然间得到了一个消息。地处重庆市解放碑的一家电影院，因房屋陈旧破烂，严重影响了形象与市容，急需大量资金改造。后来经相关部门牵线，电影院领导也与我多次协商，希望我能投资。任何人都想把事业做大，我也不例外。而且当时因为皮鞋厂的成功，我认为自己还能做更多、更大的事。因此我在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出了决定，与电影院签订了合同。

　　我不懂法律，拿到合同就以为万事大吉了，将自己的几百万毫无保留地投入了进去。1994年，我建成了当时首屈一指的亚新娱乐城，其中仅中央空调这一项就投入140万元。

　　有个律师朋友曾提醒我，这么大的投资还是谨慎点好，况且他认为娱乐城手续不全。他让我给他一笔费用，他会帮我把这件事情处理好。换了现在，我一定会跟他合作，因为没有哪一个人是全能的，只有让别人赚钱，自己才能赚到钱。当时我却一口回绝：光投资娱乐城和前期的装修等等，我就花费了几百万，现在还没有开始营业赚钱，就又要往外吐钱？再说我罗亚军也不是不懂生意上的事情，想用这件事敲诈我是不可能的。于是，我的态度更加坚决：你不用管了，我心里有数。

　　娱乐城开业了，每天都有两三万的营业额，我的人生也进入到了一个最顶峰的时期，走到哪里都会有人追着、捧着。我想，我的辛苦没有白费，我的努力与正确的抉择也让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然而，好景不长。我的娱乐城先是莫名其妙地停水停电，后来下水管道又被人堵上了。为了保证营业，我不得不借资改造水电，增添设备，疏通沟渠。

　　这些计划外的投入榨干了我的每一分钱。无奈之下，我只得将皮鞋厂关闭，卖掉了门市。我希望通过追加投资，能够挽回局面，其实我却忽视了这些“沉没成本”的利害关系。

　　一日喜从天降，一朋友主动找上门来，愿意借款给我，解决我的燃眉之急，条件是返还高额利息，如果达成共识，他立马往我的账上打进300万。在此之前，我没有和高利贷交涉过，也不懂借高利贷的后果，只晓得能应急就行，而且有了这一笔钱，说不定会立即扭转整个局面，再赚一把。

　　其实现在想来，高利贷就像是黄世仁，它会榨干你身上的每一分钱，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对商业的无知和骨子里的赌博天性终于让我走上了“绝路”。

　　1994年，电影院把我告了，那时我才知道，娱乐城并没有获得任何修建房屋的证照，属于违规建筑。想起当年那位好心的律师朋友，我欲哭无泪。

　　1998年，放贷人将我告上法庭，我辛辛苦苦创下的“亚新”以及一些不动产被立即冻结。

　　2002年底，我的官司打输了，我也带着一身的伤痛和债务离开了娱乐城……

　　与“鬼”搏斗

　　空荡荡的六楼，除了罗亚军和她的儿子，还住着她的弟弟和另外一个亲戚，罗亚军说：“他们是来给我壮胆的。”罗亚军家里的四张床上布满了煤炭的污渍，空气里飘着刺鼻的煤油味。罗亚军哭着说：“就算是我犯了罪，也该冲我一个人来，不要害我的家人啊！”

　　每天深夜，我的家都必须“款待”这些“鬼”，这些放高利贷的“鬼”砸坏了我家的铁门，砸烂了我的锅，把锅铲都扔到了厕所里。来了，就把一家老老小小叫起来，坐成一排任凭他们用极端难听的污言秽语侮辱我们，一直到天亮。甚至还把开水倒在床上，不准人睡觉，还扬言要杀死我全家……

　　因为这无休止的折磨，我老伴高血压发作，二儿子也离开了重庆，小孙子每天生活在恐惧中，不敢去学校上课。老天爷，有什么都冲着我来吧，别去纠缠我的家人啊。

　　前段时间捡垃圾，被媒体曝了光，这垃圾也捡不下去了，总不能给大儿子丢脸吧。我即便是拖着这副佝偻的身子，也不愿意被世人嘲笑，成为他人口中的笑柄。而且，我还想做生意，还想东山再起，靠捡垃圾，是没法积累起需要的资金的。最近我瞅上了一个深加工的项目，却苦于没有资金运作，不得不放弃。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少年，也许我剩余的生命都会用来拯救这盘僵局。

　　面对这个仍旧“野心勃勃”的老人，记者不知道该劝说她安享晚年，还是该鼓励她东山再起，也许当她面临任何一个选择，都会走得异常艰难。

　　临走时，罗亚军一再挽留记者吃午饭，其实记者心里很明白，她的冰箱里根本没有饭菜，她的厨房也很少开火。她把记者送至六楼的铁门前，打开锁便止步了——除了为官司上访、寻找资金和项目，她基本上不下楼。记者走在黑暗的楼梯里，听到她重新上了锁，返身上楼。已经是正午，她会就着开水啃两个干馍，她的小儿子和小孙子，也许会煮两碗面条，记者出来的时候，已近失明的小儿子刚刚把一壶水放在炉火上。

　　记者手记：见到罗亚军之前，记者数次与她电话联系。每次拨通罗亚军的手机，总是先听到孙燕姿唱的一首《遇见》——罗亚军用的是彩铃手机，这多少有点出乎记者意料。这是罗亚军与外界联系的工具，也是她宝刀不肯老的悲壮。

　　罗亚军的经历，是最先富起来的那一代人的缩影。他们没有多少文化，靠着过人的胆量以及吃苦耐劳的品格，加上赶上了短缺经济时代的好时光，财富在不经意间膨胀，他们在不经意间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百万富翁或者千万富翁。然而，他们不懂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在还未学会如何管理财富时，他们的阵营便土崩瓦解，留下了一生叹息。

　　更令人叹息的是，在试图哪里跌倒哪里爬起的时候，经商环境早已发生了改变，而他们自己，已经是老骥伏枥、烈士暮年，时日与希望都已不多。罗亚军显然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她在表达自己东山再起雄心的同时，更多地纠缠于让她不服的官司，希望出现一位“包青天”，来纠正自己当年的过失，换取一个安宁的晚年。不认命，却不得不认命，这是罗亚军的悲剧，也是那个年代的创业者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