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毅诚：青山在 人未老

　　

原能源部部长黄毅诚 丁凤园/摄 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作为能源机构变迁的最佳见证者，原能源部部长黄毅诚对新机构能源办冷静中有期待。已经成为历史的能源部，将是能源办最好的前事之师

　　作者:本刊记者 陈玉洁/文 丁凤园/摄 页数:

　　在缺失十几年之后，2005年5月，我国统领能源领域的专门机构——国家能源领导小组 办公室(能源办)成立，这是自1993年能源部撤销以后，首次成立的部级以上综合能源管理部门。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与能源部成立之初一样，能源办也面临总量缺失、利益失衡的能源困局，能源办能否破解困局、运转自如，能源部的历史经验值得借鉴。

　　黄毅诚，原能源部部长，能源部机构变迁的最佳见证者。20年前的风云历历在目，说起能源部，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颇为动情，“能源部成立是非常契合时机的，只是改革有阻力，不太顺利罢了。”他不无遗憾地说。

　　6月底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记者见到了黄毅诚部长。虽然年事已高，黄部长依然精神矍铄，谈锋甚健。用黄部长的话是“人老了，但精神还年轻”。

　　正是因为有颗年轻的心，黄部长始终关心着中国能源工业，经常到各地走走看看，也经常给有关领导同志写信，为中国能源发展献计献策。“这些观点和看法，不管是对是错，都可以给当政的同志们作为参考。”黄部长对能源工业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黄毅诚在基层企业工作过30年，又在国家经济管理部门工作过20年，是德高望重的能源界老领导、老前辈。谈起能源，黄部长滔滔不绝，煤电油等方方面面都能开出具体药方；谈起能源管理机构，黄部长冷静中有期待，“希望能源办一定要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起到应有作用，为我国能源工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能源部前尘往事

　　如果说能源部曾作为中国国务院体制改革的试验田，那么作为部长的黄毅诚就是这次改革最直接的历史见证者。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能源部的改革试验并没有进行到底，但能源部做了许多有开创性的探索与实践。黄毅诚在能源部成立之初提出的“四管三不管”(管政策、管规划、管服务、管监督，不管企业的人、财、物)方针，似乎仍然是政府改革的落脚点。

　　虽然能源部已经成为历史，但能源部成立与撤销的反反复复，对今天的能源办都是前车之鉴。“不管是成功的还是不尽如人意的，这些经验都是宝贵的，对今后我国能源工业发展都会有重大的参考价值。”黄毅诚说。

　　能源部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处于各种各样的争议之中。当时除了电力行业直接并入能源部以外，石油、煤炭两个部门都对能源部的成立不支持。

　　在黄毅诚所著的《能源部1988-1993》一书中，黄部长披露了能源部来来去去的整个过程。

　　1987年10月中旬的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作为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一揽子方案，能源部面世。12月20日，中央决定由黄毅诚、于洪恩、王涛、蒋心雄、史大桢组成能源部筹备组，黄毅诚任组长。

　　1988年4月初，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了国务院的体制改革方案，决定新组建能源部，并任命黄毅诚为部长，史大桢、胡富国、陆佑楣任副部长。与此同时，成立了三个正部级公司——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和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当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能源部上报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

　　能源部成立当年，全国煤炭供应十分紧张，上海有时存煤只够用一两天。拉闸限电也很严重，北京拉闸甚至拉到了元帅家中。正是能源供应的紧张，要求煤炭也成立一个全国性公司，甚至要求恢复煤炭部的呼声开始出现。

　　随着电力成立了五大公司，电力体制改革完成。按计划，下一个改革步骤就是要把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分成几个地区性公司，成立一个煤炭企业联合会。按原来的要求，这项动作应该在1989年拿出一个方案，1990年以前完成。但是当时阻力很大，老煤炭部的一批领导同志，不断联名写信给中央，提出要求恢复煤炭统一管理机构。“由于出现了两种声音，我们压力很大。”黄毅诚回忆道。

　　由于先后成立了正部级的兵器工业总公司和电子工业总公司，要求成立全国统一管理煤炭机构的呼声又高了起来。得到几位老的工业领导的支持后，原煤炭部20多位老部长再一次联名上书要求恢复煤炭部。

　　1993年，在中国能源管理历史上，是一个转折年。这一年3月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能源部被撤销。直到2005年，中国再没有设立部级以上的综合能源管理机构。

　　在能源部取消以后，国务院有关领导这样评价：“能源部这几年工作是努力的，能源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是有成绩的。煤炭原来全国供应十分紧张，现在市场已经缓解了3年。电力建设5年新装机6000多万千瓦，是世界少有的。但由于关系不顺，调节手段不足，很难把煤、电、油、核工业组织起来。”

　　这些问题今天的能源办将同样会遇到。

　　能源新政要务实

　　正是因为有切身体会，老部长黄毅诚对于新的能源管理机构表现出了更多的冷静，也有更深切的期待。

　　“能源办成立前，中编办的领导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建议，就在发改委内成立能源总局，能源总局可以是正部级，由发改委副主任兼任局长。由于隶属发改委，没有分权的问题。如果独立出来，什么权力都没有，能有什么用。”黄毅诚说。

　　他表示，现在成立的能源领导小组，总理是组长，副总理是副组长，规格很高。实际上不成立这个领导小组，涉及能源的事情，总理照样可以召集研究。 因此，不能对能源办寄予太高的希望，不能指望能源办在一夜之间把所有问题都解决。

　　但是，不管怎么说，今非昔比，黄毅诚希望能源办一定要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希望起到应有作用，为我国能源工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能源办成立是好事，但是黄毅诚表示，“机构本身只是个形式问题，形式影响内容但不决定内容，关键看你怎么管。”

　　他表示，今后能源管理部门尤其要多出台一些政策，包括一个合理的、可以操作的规划，来指导能源建设。并且，这些举措必须具体化，防止大而化之和沦为“空政策”。“只靠原则性的东西解决不了中国的能源问题。”老部长说。

　　今年3月，发改委能源局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时，请黄毅诚这个老党员、老能源部长谈能源问题。虽然有一段时间没在具体岗位工作，但黄毅诚对能源问题的见地依然一针见血。

　　他表示，能源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能源的问题主要是没有长远规划，能源问题不能看得太近，方针、政策、思路都讲得很好，也很对，但和实际怎么做还有很大差距。我国能源到底怎么发展，道理讲了很多，但缺少实际措施。

　　“我在能源部当部长的时候，1990年组织编了一个到2050年的能源规划。15年过去了，现在来看，有些东西已经变化，需要改进了，但是起码看到了2050年。有了计划还不行，还得落实，并且定下的方针政策不能随便改的。”他说。“我国要达到中等国家水平，人均装机1个千瓦必不可少。将来中国人口要达到15亿，人均装机1千瓦，要装15亿千瓦，15亿千瓦装什么得想清楚，要用数字说话。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能源发展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道路。”

　　比如前段时间国务院专门讨论了煤炭问题，都讲的是道理，但能不能解决煤炭问题，不一定，因为缺少具体的政策。黄毅诚现身说法，讲了个自身的例子，他说：“1983年全国缺煤很严重，当时煤炭企业的工资总额按人头算，我提了个具体措施——吨煤工资含量，即煤矿的工资总额等于产量乘以吨煤工资。当时试验了两个矿，效果非常好，1985年全面推广，煤很快就多得运不出去了。就这么个措施就解决了问题。讲一千条道理、原则，不如一条具体的措施。一个措施就解决了从缺煤到煤多的转变。”

　　神华能源缺乏宣传

　　最近，能源界除了能源办成立这件大事以外，神华能源上市也颇为引人关注。

　　6月7日，被称为“今年全球最大IPO”的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1088.HK)，在经过一周的认购后，以接近招股价范围下限的每股7.5港元于6月15日在香港主板挂牌流通。投资者的平淡反应，使其预计的集资总额从原定最高283亿港元降至230亿港元。香港市场超额认购仅约10倍，国际配售部分的超额认购也只有5倍。与2003年中国人寿(2628.HK)171倍、中国财险(2328.HK)135倍的超额认购相比，逊色许多。6月15日，神华能源在香港交易所上市，首日更是跌破发行价。

　　黄毅诚与神华集团颇有渊源，其一手组建的华能公司下属精煤公司是神华的前身。对于神华在香港冷遇，黄毅诚颇抱不平。“神华上市不太理想，原因是没有宣传。应该多请外国媒体、投资者去神华现代化的神木东胜煤矿看看。人家不是不认同，而是我们宣传不到位。外国对我国煤矿印象不好，因为老出事故、死人。但是神木东胜公司的煤矿，安全水平超过美国的煤矿。神东煤矿不仅是中国最先进的煤矿，也是世界最先进的煤矿。”

　　黄毅诚提供了一系列数字为佐证：2004年神木东胜煤炭公司人均年产煤炭超过2.6万吨，超过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先进采煤国人均年产量，超出国内煤矿人均年采煤效率70多倍，而矿区煤炭百万吨的死亡率降到了0.01，美国是0.027。

　　“我们煤炭安全的问题主要是机械化水平上来了，人的素质没上来。靠农民工挖煤挖不出现代化，靠农民工挖煤挖不出安全。而神东公司挖煤都是高素质的技术工人，目前在神东井下一线工作的职工，大多为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青壮年职工而非农民工。神木东胜公司所属榆家梁煤矿一年生产1000多万吨煤，只有250个人，而峰峰矿务局，年产量也是1000万吨煤，在册人员63000人，还有3万离退休职工。为神华公司留住人才的就是分配制度。” 黄毅诚说。

　　他表示，美国、英国的煤矿改革，把效率差的，落后的都关掉，而我们只有资源枯竭了，煤矿才关掉。只要资源不枯竭，煤矿都能活，活得好、活得坏都能活。今后开矿就要开效率高的矿，像神东公司一样，一个矿年产一千多万吨，高度集约化。

　　工资上去，人的素质才能上去，煤矿安全才能上去。他说，“国家准备拿出500亿元用于煤矿安全，我看这不一定能解决安全问题。因为安全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设备问题，而是人的素质问题。”

　　为能源发展献计献策

　　对于目前我国能源的具体问题，黄毅诚也一一开出“药方”。

　　“现在火电的问题是要把煤耗降下来。”他说，按2004年的数据，发电煤耗每千瓦时降低1克，全国一年就能节约200万吨煤。要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引进来。

　　但是，光搞煤电也不行。煤电不能超过6亿千瓦，而且是效率高、烧煤少的机组。按照总装机15亿千瓦计算，如果减去3亿水电等其他发电，其余12亿千瓦都用煤电，一年需要30亿吨煤，这么多煤就是能挖出来，怎么运过去？能运过去，环境能否受得了？

　　核电发展也为曾任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副组长的黄毅诚关注。他说，核电大盘子已经确定，要进一步提出“如何装”的方案。发展核电有多种途径，但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安全，二是成本低。另外要引入竞争机制，不能只让一家办。

　　石油的主要问题是勘探不足。东部找到的石油不到理论储量的一半，西部只有百分之十几。

　　除了煤、电、油，我国还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能、太阳能、生物能源。

　　黄毅诚介绍，我国风力资源十分丰富，1990年，国家气象局提供的比较可靠的资料是，我国陆地上10米高度可供利用的风能资源为2.53亿千瓦。10米高度，只能安装微型风机，而现在600千瓦风电机组的塔架高都有50米，理论上50米高度的风力资源比10米高度多1倍，在新疆、河北实测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这样，我国陆上50米高度可利用的风力资源为5亿多千瓦。现在，大型风机的高度可达100米，这个高度可利用的风能更大。世界上公认，海上的风力资源是陆地上的3～5倍，即使按1倍计算，我国海上风力资源也超过5亿千瓦。所以，我国的风力资源是丰富的，远远超过可利用的水能资源(3.78亿千瓦)。

　　黄毅诚

　　1926年10月生于湖北枣阳。1939年3月参加革命，194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在河南确山参加新四军，后调赴延安中学、延安大学及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建国初期曾任东北工业部机械局沈阳第一机械总厂第二分厂厂长、第二机器厂副厂长、哈尔滨电工四厂t副厂长，领导了我国第一台2.5万、5万、10万及20万千瓦汽轮机的设计和制造工作。1951年至1955年赴苏留学，进修汽轮机制造技术。回国后，历任一机部四局技术处副处长、哈尔滨汽轮机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一机部电力设备制造公司总工程师，北京重型电机厂厂长兼总工程师。1979年调任国家计委综合局副局长，1982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主管能源、交通和基本建设，参与组织制定了国家“六五”、“七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开创性领导了我国节能和压缩烧油工作，组建了华能公司。1988年4月至1993年3月，出任国家能源部部长，领导编制了能源工业“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纲要。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任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八届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7年11月至2003年9月任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现为中国能源研究会名誉理事长。

　　能源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能源的问题主要是没有长远规划，能源问题不能看得太近，方针、政策、思路都讲得很好，也很对，但和实际怎么做还有很大差距。我国能源到底怎么发展，道理讲了很多，但缺少实际措施。工资上去，人的素质才能上去，煤矿安全才能上去。国家准备拿出500亿元用于煤矿安全，我看这不一定能解决安全问题。因为安全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设备问题，而是人的素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