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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天津博物馆家底 稀世瓷瓶价值过亿(图)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1月07日 13:29 人民网

  

  珐琅彩“古月轩”锦鸡图双耳瓶。它不但创下了亚洲艺术品的拍卖最高纪录,也改写清朝瓷瓶的全球最高价。目前所知的珐琅彩瓷瓶存世仅有四只,其他三只分别在天津博物馆、瑞士和英国两个私人藏家手中,后两只已有破损。天津博物馆收藏的这只“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雉鸡纹玉壶春瓶”,1960年博物馆的收购价为13200元人民币,时隔45年,同类瓷瓶市场价值翻升9060倍。

  “古月轩”在拍卖市场上创下的“天价”,也使同胞姐妹天津博物馆藏的“玉壶春”瓶备受关注,记者揭开津门馆藏珍品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珐琅瓶同胞姐妹身价翻了近万倍

  稀世瓷瓶身藏民间13200元留存津门

  “就是这么一件国宝级文物却险些成为他馆之物。”

  崔锦老先生是当年收购瓷瓶的当事人之一,时任天津艺术博物馆馆长。他说,天津博物馆收藏的这只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雉鸡纹玉壶春瓶是用“天价”买来的宝贝。

  崔老介绍,此瓶原藏清宫,后被北洋时期一名军医官收藏。此公寓居天津。当时天津文物界并不知这样一件稀世国宝就在自己身边。 20世纪60年代,北京韵古斋文物店来津以12000元人民币购得此瓶。按当时文物收购政策,文物商店出省市收购文物须与当地文物部门打招呼;收购完毕还必须将所购文物交该地文物部门验看。如有该省市需要的文物,可加一成优先售予该省市。

  “天津能够购入这件国宝应感谢那年头人们遵纪守法诚信的良好品德。当时,北京来收购这件瓷瓶的人按规定向天津文物部门进行通报,于是才使我们发现了这只藏于津门的稀世珍宝。” 13200元这个价格对于当时来讲可是“天价”了,崔锦称这个价格在天津艺术博物馆当时收购的所有文物里,是收购价最高的一件文物。他说:“比如1960年博物馆要搞天津作家绘画展,搞这样一个展览全部展品的花费也是一万多块,而单单这样一个瓷器就要花13200元,我们当时都捏着一把汗,担心万一买‘打眼’了怎么办?”

  深宫之宝真伪难辨请来名师鉴定国宝

  徐进修女士是天津博物馆陶瓷鉴定专家。据她说,此瓶原系清宫内府之物,后为天津收藏家潘之翘所藏,1960年天津艺术博物馆征购入藏。

  徐进修回忆:“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购这件瓷器时,我才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馆里要花这么多钱来买这件瓷器,对于它是否真如卖家所说是‘从宫里出来的东西’,我们确实没有把握。”

  因为售价太高了,徐进修就请来自己的老师孙瀛洲,孙先生是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最权威的瓷器专家,他专程到天津来亲自鉴定。“最后由孙老确认是清代宫廷里的珍品,我们才买下来”。

  “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购到这件瓷器,当时惊动了国内各博物馆,很多知名收藏家都闻讯赶来观看。该瓶无论题诗,绘画风格都符合宫里的东西,但款用的是赭石色,款色与其他瓷器有些不一样。这件瓷器的画稿是蒋庭锡画的。”

  珐琅瓷瓶一掌大小玲珑纤体身价过亿

  目前所知的珐琅彩瓷瓶存世仅有四只,除香港艺术交易商Will iamChak出价1.15亿港元购入的“古月轩”锦鸡图双耳瓶外,其他三只分别在天津博物馆、瑞士和英国两个私人藏家手中,而且后两只已有破损。

  记者在天津博物馆位于二楼中厅的精品馆内,看到了这件被单独放置在玻璃罩内的“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雉鸡纹玉壶春瓶”。

  这只价值连城的瓷瓶仅有一掌之高,质地莹白温润,瓶身绘有雉鸡、湖石和盛开的芍药,并有墨书题诗,造型古朴,纹饰精美。说明文称:“底楷书‘乾隆年制’款,是诗、书、画合璧的彩瓷艺术珍品。”

  拍卖会上身价过亿的“古月轩”锦鸡图双耳瓶与天津馆藏芍药雉鸡纹玉壶春瓶,在品质上会有不同吗?

  原天津艺术博物馆馆长崔锦认为:“从品质上讲两件东西应该不相上下,都代表当时制瓷业最高水平,都是皇帝赏玩的物件。我个人认为,从艺术视角来讲两件未必都是极品,但从珐琅彩制瓷工艺上讲都很出色。”

  “天津馆藏的‘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雉鸡纹玉壶春瓶’,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因为它年代久远,而是制作方法特殊,这种瓷器要先在景德镇烧制素胎,千里挑一地精选,然后运到北京,由宫廷画师用玻璃料精心彩绘,画成后再选,再烧,烧成后除少量绝无瑕疵的精品可供皇家使用外,其余成品也必须全部销毁,所以这小小的瓷瓶标志着当时制。、,瓷业的最高工艺水平。”

  “珐琅彩器现存大多是盆、碗之类,立式器物很少,所以,天津收藏的这件玉壶春瓶被《美术全集》清代瓷器卷作为封面,可见其珍贵程度了。”

  作为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相比较身价过亿的“古月轩”锦鸡图双耳瓶,天津博物馆馆长陈卓对自家馆藏之物更显偏爱。

  “‘古月轩’锦鸡图双耳瓶瓶面绘有一对栖息于树枝上的锦鸡,但两鸡头部相错,锦鸡尾也耷拉着,好像要离婚,而我们馆藏的玉壶春瓶一对锦鸡相依相偎,尾羽舒展,显得恩恩爱爱,单从画面构图讲,‘玉壶春’就要比‘古月轩’更胜一筹。”

  工艺精湛画功顶尖宫廷珍品乾隆把玩

  珐琅彩瓷,始烧于康熙晚期,盛于雍正,乾隆之时,多由宫廷如意馆画师所绘,精丽至极,是皇室御赏器。

  清代所有的瓷器都在景德镇烧,唯有珐琅彩瓷器是先在景德镇用高温烧成白瓷,然后送到西华门的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以珐琅料施彩,由造办处珐琅作在彩炉中以低温烧成,可见其珍贵。

  珐琅彩是康熙年间由法国传教士传入中国的一种颜料,康熙年间开始实验在中国瓷器上使用,到了乾隆年间,清朝国力鼎盛,珐琅彩瓷器的烧制也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烧造数量有限,而且属于宫廷御用,所以流传下来的数量有限,成为瓷器收藏中的极品。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周继海表示,如果纵向比较,珐琅彩瓷器可以说秉承了历史上中国陶瓷发展以来的各种优点,从拉胚、成型、画功、用料、施釉、色彩、烧制的技术上几乎是最精湛的。横向比较,在乾隆时期出现了很多极其优秀的陶瓷作品,但珐琅彩在制作程序和用料上是其他众多品种无法比拟的。画工也不是一般的窑工,而是皇宫里面顶尖的专业画师,所以说这类器物可以代表当时最高的艺术水平,最高的工艺水准,况且是乾隆皇帝把玩过的东西价值就更高了。

  北京没有类似瓷瓶台北故宫也皆碗盆

  著名陶瓷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耿宝昌先生长年研究故宫瓷器,他说“北京故宫里还有特别好的珐琅瓷,但没有与瓷瓶类似的器物”。

  据称, 192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集中将康、雍、乾珐琅彩瓷器陈列在端凝殿,也仅有200余件。后来1949年国民党政府把许多珍贵文物运往台北,其中包括25248件清宫旧藏瓷器,清代康雍乾故宫三朝珐琅彩瓷器绝大多数都藏在台北故宫。

  原天津艺术博物馆馆长崔锦告诉记者,他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很多珐琅彩器物,但形状多是盆碗状,作为立体瓶状实物他在该馆没有看到。

  张择端《西湖争标图》真伪之争喋喋不休

  在天津博物馆收藏的众多名画珍品里,馆藏的《西湖争标图》是否系北宋人张择端所作,一直是国内美术史论家和书画鉴定家们至今争论不休的话题。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举世闻名的艺术珍品,但他是否还有画作《西湖争标图》?最早和最有力的证据,学界普遍以《清明上河图》卷尾一段金人张著的跋文为依据。跋中说:”翰林张择端……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寻觅《西湖争标图》就成了人们魂牵梦萦的事。

  1959年,天津艺术博物馆编辑的《艺苑掇英》出版,该书收录的一篇题为宋人《龙舟图》的作品,为美术史论家和鉴赏家们寻找《西湖争标图》带来希望。

  珍品曾误无名辈“西湖争标”真伪辩

  与此同时,著名书画鉴定家张珩,美术史论教授金维诺和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对此画是否是张择端《西湖争标图》展开了争辩。

  见证当年这场大辩论的天津著名书画鉴定家、天津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崔锦先生回忆道:“我们艺术博物馆于1958年买下此画,但画名称为《龙舟图》。 1959年馆里出画册《艺苑掇英》,就将这张画收录进去,我记得当时卖价是1000元( 3本册),但韩慎先讨价还价花了800元买下。”第一个发现此画有“张择端呈进”五字款识的人,是时任中央美院美术史系教授的金维诺先生。

  在此前,馆内鉴定家韩慎先、张老槐以及收藏此画的张叔诚先生皆年事已高,都没有发现写在粉墙上的五个小字。金维诺的发现,立刻让这张由于幅小、字小,一直未被注意到作者名字和图画原名、被当作一般的无名《龙舟图》在流传的画,名声大噪。

  建筑图景应真迹 风格画法疑赝品

  1960年,金维诺在《美术研究》第一期上发表对此画的考证文章,他依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笔录》,惊奇地发现画中所绘图景与记载相吻合,同时还对金明池的地理位置进行考证,推论此画就是大家苦苦寻觅的张择端的《西湖争标图》。

  金发表此文后,古建筑专家罗哲文从古建筑角度出发考证,也认为这幅画是张择端的东西。

  两位专家的考证结论一经发布,立刻引起社会关注,但到底是不是张的真迹?

  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书画界最权威的书画鉴定专家,张珩的考证从绘画本身的时代风貌和个人风格入手,指出《西湖争标图》的画法比《清明上河图》晚,是宋南渡后的风格;从个人风格看,两画风格甚远,绝非同一画家之手。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这幅画乃南宋人模仿之作。

  张珩对这幅画的真伪论述有根有据,画界皆认可张的判断。

  不盈一尺是瑰宝 亦真亦假皆神品

  记者在天津博物馆精品馆内见到此画,不足一平方尺的绢素上(画幅高28.5厘米,宽28.6厘米),描绘了一幅宏伟的场面:碧波荡漾,深殿广宇,最引人的是湖中争渡的小船,以及近千个小如蚊蚁的游人。画右粉墙上有”张择端呈进”五个蝇头小楷。笔法工致,刻画细腻。

  也许,正如张珩先生对此画的另一评述:“此画虽未为真迹,出于南宋时人模仿,然原本之出于择端,宜足征信。盖古人谓下真迹一等者,即此还是瑰宝,又何必择端真迹始称珍重也。”

  绵绵长卷“画自己”画如其人读心境

  “到天津博物馆,不看八大山人的《河上花图》,你等于白来。”

  崔锦对八大山人《河上花图》的推崇让人始料不及,八大山人及其《河上花图》到底有何惊人之处,竟让一馆的奇珍异宝相形失色?

  八大山人的这幅绵绵长卷画,大笔水墨写意,以荷花为主,坂坡小草,溪水潺潺,以寥寥几笔兰竹、柳树点缀其间,画尾为长跋。题河上花歌三十七行。

  释文对此画的赏析也充满诗意:滚落荷叶的水滴声伴着蛙声轻鸣,晕染出荷塘的清雅景致。

  墨叶随浓随淡,更显得荷花晶莹洁白、香气自生。“这是八大山人传世佳作之一。为1697年72岁作。要读懂八大山人的作品,就必须先读懂八大山人这个人,‘画自己’是走进八大山人作品内涵的钥匙。”崔锦说。

  亡国后裔悲观绝世 参禅莲荷平复惶惑

  八大山人与弘仁、石涛、石溪并称“清初四大画僧”。他原名朱耷,系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世王孙。尽管金枝玉叶,赶上的却是明被清灭之时。作为亡朝后裔,入清后隐其姓名,长期隐居南昌青云谱道院当道士。

  朱耷在所有的亡朝子孙中,又是最悲观绝望之人。面对清廷的大赦,他不敢有丝毫轻信;目击亲友的复出,他难生半分懈怠。他四处藏匿、亡命天涯一段岁月之后,看破了红尘,遁入了空门。在僧道交替的流浪中,他装聋作哑、藏头匿尾三十二载,甚至在出现癫狂的精神错乱症状时,仍不敢放弃隐姓埋名这最后一道求生的防线。

  其署款“八大山人”,连缀似“哭之”或“笑之”之状。诗文题跋则含蓄隐晦,亡国之痛,狂放之态,寄于纸上。

  此时再回过头来欣赏八大山人的《河上花图》,会发现那份孤独,似乎在佛理的滋润下,渐渐地复归平静;那份悲寂在禅机的疏导下,慢慢地得到升华。于是,他心中有佛,画中有佛,被视为托生的莲花,在他晚年这幅以莲为主的《河上花图》里得到升华。

  画家在作画,画出的却是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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