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国际巨星的旋转舞台

　　克里斯蒂娜、克莱普顿、罗杰·沃特斯、滨崎步……今年以来,一个个国际巨星出现在上海的舞台上。作为中国内地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大牌艺人列为亚洲巡演的重要一站

　　吴丹

　　韩启认为，上海演出市场已经呈现出一个多元的态势，那些小众的、先锋的音乐，往往藏身于小型场所或酒吧内；而国际流行巨星的演出，总是跟商业紧密挂钩——不同类型的音乐，构建出上海演出市场的不同面貌

　　6月26日晚，上海大舞台的顶几乎被歌迷声嘶力竭的尖叫掀翻。这一夜，人们齐声呼喊着“Christina”，把最大的音量献给舞台上的金发尤物：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

　　除了克里斯蒂娜极具穿透力的演唱功力、火辣卖力的表演，这场演出会让人感慨欧美流行音乐制作的华丽与精致。十余人组成的现场乐队、旋转木马、踩着高跷的群舞演员、十套

性感服饰的变装秀——你不得不佩服制作者们的想象力，能把美国旧式马戏团的复古场景在舞台上绚烂呈现。

　　演出末尾，克里斯蒂娜在台上奋力喊出“上海，我爱你！”时，台下声浪立即汹涌回应。这一幕，对上海观众来说很熟悉——2007年以来，已经有数位大牌明星站在这里喊出一样的话。

　　2007年的日历刚刚翻开，上海大舞台就进入了满负荷运转的轨道。曾被演出商们视为淡季的1、2月份，非但没有丝毫冷清，相反被国际巨星们的名字耀得熠熠生辉——1月20日的吉他大师克莱普顿(Eric Clapton)、1月24日的美声绅士组合IL DIVO、2月12日的Pink Floyd乐队灵魂人物罗杰·沃特斯(Roger Waters)……如果算上4月22日的日本流行“教主”滨崎步和6月26日的克里斯蒂娜，或许没人会质疑，2007年是上海商业演出史上国际大牌高度蜂拥的时刻。

　　操办克里斯蒂娜演唱会的艾美文化有限公司(爱玛娱乐Emma Entertainment)，正是近年来成功引进惠特尼·休斯顿、后街男孩、滚石、克莱普顿等大牌演出的公司。“很多年前我们刚来中国开发娱乐文化市场时，欧美同行并不看好。但现在我们用成绩说明了一切。”艾美文化有限公司的总裁乔纳森(Jonathon A.Krane)无不骄傲地说。

　　“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正在国际上逐步扩大，作为内地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毫无疑问是大牌艺人们的首选地。”乔纳森记得，多年前邀请跟艺人经纪公司谈项目时，艺人们关注的是人身安全问题，担心有没有人听他们的音乐，“而现在，国际艺人但凡制定亚洲巡演计划，必定会把上海作为重要一站。如果只有日本、韩国，那就不叫亚洲巡演。”

　　曾成功策划过Sonic Youth中国演唱会的开功策划公司总经理韩启(Archie Hamilton)则认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到来，将会为这座城市聚敛起世界的目光，“我相信那时的中国将迎来更多世界一流的演出。中国有13亿人口，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忽略的巨大市场。”

　　上海，中国演出市场的腹地

　　人们还记得今年1月北京文化圈集体赴上海的胜景——包括崔健在内的一些京城文化界人士，以乐迷的身份出现在罗杰·沃特斯和克莱普顿的演唱会上，每位乐迷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包括票价、车费、住宿费在内的3000多元。另外，从日本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组团前来的乐迷也大有人在，难怪有人以“朝圣”来形容那次疯狂的音乐聚会。

　　如果细心一些，你会发现近年来到中国内地的国际顶级艺人越来越多，而且有规律可循的是，他们到访中国的地点都设在上海。像“黑眼豆豆”、“空气补给”这样的乐团，哪怕是悄无声息走进上海，也会引起各地乐迷蜂拥而至，票房一片红火。

　　20年来上海演出市场的点滴变化，都被上海中演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同武看在眼里。作为上海最老资格的一家演出公司，吴同武已在这个市场浸淫了20年，“当初我们开始做时，整个上海只有两三家演出公司，今天的数量翻了近百倍。”

　　据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去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上海市演出市场目前拥有各类演出经营单位542个，其中剧场(含影剧院)148个，演出经纪机构216个；演出业总收入70903万元，演出经纪机构主营营业收入32099万元。而在中国票务网上也可以清晰看到，芭蕾、交响乐、音乐剧、演唱会的数量，上海也占内地城市的首位。

　　上海流行演出市场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仅以上海大舞台2006年繁忙的接待流程为例，每个月四五场大型演唱会，让上海大舞台2006年的演出场次激增至51场——两年前，这个数字只有一半左右。而且，这些演出中越来越多地穿插着欧美大牌的身影。

　　乔纳森说：“现在上海的流行音乐演出市场已经非常成熟，基本跟国际是同步的。就我们的操办经历来说，没有一次是亏本的。”俄罗斯传奇歌手Vitas上海主办方上海新华传媒新媒体有限公司文化发展部经理许谦认为，上海演出公司数量的增加，充分说明了人们投资演出市场的信心。

　　为什么很多大牌演出都安排在上海而不是北京？乔纳森提出了自己的考虑，“上海有不同类型的商业演出场所可供选择，场租相对北京便宜一些；上海观众有买票看戏的习惯，而北京的赠票数量比较大，会给操办造成压力；上海的外国常住人口多，消费力大，更适合举办欧美巨星演出。”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外资公司进驻上海这块腹地，也是让中国大牌演出日趋繁荣的原因。上海比较活跃的几家演出公司如唐西文化、爱玛娱乐等都来自国外。吴同武认为，跟国内传统演出公司相比，“外资公司无疑有着更畅通的信息，能直接利用他们的国际资源。”

　　开功策划的员工多是外国人，从小在伦敦长大的英国人韩启说，他们的团队待在中国的时间“加起来已经超过30年了”。他说：“我们的成员来自法国、英国、美国和

澳大利亚等地，大家都有丰富的音乐推广经验。我们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和人文，也见证了中国摇滚乐的起步和发展，所以我们深信，能够很好地在中国组织和推广很棒的现场音乐，这个承诺绝不是一句空谈。”

　　像韩启这样来自国外的演出商，以先锋前卫的姿态，在上海演出市场树立起新方向，“我们不希望乐团或歌手在他红遍全球时，以最高价来到中国，我们希望在歌手刚刚走红时，就让中国观众接触到他们的现场音乐。”翻开韩启引进的乐团，多是在国际上声名鹊起的乐队，他们带着最先锋的音乐来到中国，不为赚钱，只为传播自己的音乐理念。

　　唱片推广，圈钱运动和哄抬价格

　　回忆起20年前上海的演出市场状况，吴同武的印象是“混乱”和“稀少”。

　　上海中演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成立时，吴同武的目标就是“引进世界上最优秀的艺术”，但在刚刚开放的中国演出市场上，不论是演出商还是观众，都处于迷茫的探索期，分辨不出艺术的真伪。“我记得当时的国外来的演出，动不动就是巴西桑巴和西班牙弗拉明戈，每个团都说自己是国家级、国宝级，其实冒牌的非常多。”演出市场的监控不严，导致伪劣团体大量混迹中国，使得人们听到“维也纳交响乐团”、“俄罗斯芭蕾舞团”这样的字眼就反胃。

　　乔纳森决定来中国发展时，欧美同行们建议他多考虑，“就在几年前，世界对中国演出市场的认识都是模糊不清的。”而几年演出做下来，乔纳森的引进历程中逐渐累积起重量级的艺人名字。通过经纪公司之间的交口相传，更多的艺人对中国产生好奇和向往。“比如这次跟克里斯蒂娜沟通，她就很兴奋地说：‘一直听说中国很美丽，终于有机会亲自去一次了。’”

　　韩启在来中国之前，在英国做了很多年演出策划，在他眼里，全世界的音乐圈其实很小，“现在世界就是一个地球村，所有信息能在一夜之间沟通。只要有一个艺人在中国成功举办演唱会，获得他需要的尊重和满足感，这种效应会很快在欧美波及开来。”

　　相比几年前谈下一个演出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乔纳森觉得现在容易很多，不仅是他们自身操作经验的积累，也是中国演出市场在国际上的口碑渐佳。他认为，国际大牌之所以纷纷到中国举办演唱会，其实借助了唱片市场不景气的推力，“艺人们必须靠全球巡演宣传自己的唱片，像克里斯蒂娜这次就是宣传《返璞归真》。”

　　但是，欧美巨星的演唱会往往会因高昂票价而遭乐迷质疑。去年“滚石”的上海演唱会，3000元的票就有1600张之多，被乐迷们斥为“天价圈钱活动”，圈内人甚至戏言，只要大牌来，乐迷“挨刀”在所难免。

　　对于高票价的质疑，乔纳森的解释是“成本过高”。他解释，一位艺人到中国的巨额出场费只是其中之一，其他中间环节还包括场租费、艺人演出团队吃住行以及各种舞台设备的租借或运输费。韩启认为，“任何一个环节产生的费用，最后都会平摊到每一张票上。假如我们在欧洲看‘滚石’、看克里斯蒂娜，票价只是中国的1/3。”

　　尽管现在到中国内地举办演唱会的国际明星逐年增多，但跟日本、韩国及我国港台地区相比，数量还是较少。许谦认为，即便上海目前有200多家演出经纪公司，但真正掌握风向标的，只有20人左右。

　　经历20年的市场培育，吴同武既看到演出市场的红火，也清楚背后的无序竞争，“现在演出商面对一个好项目，总会出现哄抢现象。谁砸的钱多，谁就有希望拿到演出，最后导致明星的出场费越来越高。”

　　韩启觉得目前的中国演出市场有些浮躁，有的演出商真心为音乐，为搭建艺术平台，有的却只为商业利益，“如果国际艺人来中国的价格越来越高，对乐迷来说是一种不幸。”所以他坚持举办一些学生也听得起的演唱会，他想以实验、先锋的音乐给中国演出市场一个突破，“我很挑剔，宁愿少赚钱也要做好音乐。但我也不是慈善机构，我希望我们能坚持下去，对中国演出市场做出贡献。”

　　韩启认为，上海演出市场已经呈现出一个多元的态势，那些小众的、先锋的音乐，往往藏身于小型场所或酒吧内；而国际流行巨星的演出，总是跟商业紧密挂钩——不同类型的音乐，构建出上海演出市场的不同面貌。

　　欧洲19世纪工业化催生了流行音乐的繁荣，此后，这类音乐就伴随着城市文明一起发展。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流行音乐在现代传播手段和商业模式营运下，散播到世界每个角落。韩启认为，一个国家发达的标志，不仅是经济也是文化，音乐文化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在我童年所住的伦敦街区，经常可以看到街头艺术家们即兴演唱，免费的露天音乐会、咖啡吧、酒吧、唱片店……到处都是音乐。那是音乐影响年轻人世界观并带动社会思潮的时代。”

　　“欧洲的音乐从Hip-Hop、电子、金属、摇滚等类型走过来，已经有50年的历史，中国接受这些音乐类型的时间很短，群众基础还需要培养。”对韩启来说，一个成熟完善的中国演出市场，就是缩短这段距离的有力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