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中产

　　

脆弱的中产

　　豪宅、私家车、时装、珠宝、晚宴、情调、品位……

　　“中产”身上被附着了无数美丽而又体面的标签

　　现实语境中的中产们根本没有如此的风光

　　他们的财富没有暴富的指望，他们的职业没有收工的暂停键

　　他们还要随时担心，一场病、一个政策调整、一次金融冲击波

　　他们都可能遭受重创，甚至跌入赤贫的深渊

　　谁来为中产抵御风险？

　　谁来让中产真正强大？

　　你中产了吗？你强大了吗？

　　中产者被赋予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形象，

　　他拥有强大无比的未来，拥有稳定社会的超级力量，

　　但当社会学家把这项光辉无比的任务压在他的肩上时，却悲哀地发现他还只是一个脆弱的幼童。

　　你“中产”了吗？在今日的中国，这个略带贬义但又为人们无限向往的概念，似乎已成为商业社会全力开掘的宝藏，被商户急不可耐地赋予极高的消费能力想象，被时尚传媒热情地贴上美丽标签：

豪宅、私家车、时装、珠宝、晚宴、情调……

　　然而，在中国的现实语境里，生活在上述图景中的人，多半高居社会金字塔的顶端而非中部。那些海市蜃楼般的图景，也多半会让真正的“中产”自惭形秽或黯然神伤。

　　在四川的成都，一个年收入近10万元，并拥有两套房产的中产家庭，却因妻子患病而几乎耗掉全部财产。妻子去世以后，主人公又回到了工厂，拿起每个月400元的工资。当初他离开工厂玩命赚钱为的是发家致富，现在他戏剧性地回到了生活的起点。

　　所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一场病把“中产阶层”打回原形。这个因病致贫的故事，使“脆弱的中产”成了近期社会关注的热点。

　　“中产”不是标签

　　中产者是谁？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学者说，中产阶级最初来自欧洲的产业革命，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新生资产阶级。1951年，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以《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把“中产阶级”的概念散布全球：一个依附于庞大机构，专事非直接生产性的行政管理工作与技术服务，靠知识与技术领取稳定且丰厚薪水的群体。

　　自20世纪40年代起，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壮大，在西方国家已成为推动现代化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稳定社会形势、定型社会规范及主流社会价值观的社会结构的主体力量。

　　在中国，中产者在1949年以前曾有过短暂的往昔，而其重生却是在1978年之后。在中国社会经济领域内的改革开放中，在市场的资源配置与社会纵向流动中，“中产阶级”悄悄地“去政治化”，换了一个马甲重出江湖，人称“中产阶层”或“中间阶层”。

　　中产者是些什么人？他们的面孔始终有些模糊不清：一些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专业技能与知识智能，并以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换取各种稀缺资源(财富、地位、名望与权力)资本的人？一些月入万元以上，开标致307或奥迪A4轿车，住明星楼盘，用招行一卡通或中行长城卡刷卡消费，到法国、东南亚以及东部非洲旅行的人？一些比蓝领阶层更富有，比暴发致富者、有权有势者在生存态度和价值观上更具进取心的人？一些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循规蹈矩和具有主流价值观的人？

　　据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达到“橄榄形”的理想状态，即富豪与权贵、穷人与弱者都是少数，中产阶层占据主流，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稳定、理性、建设、务实，有利于推动建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有学者认为，今后10年是我国中产阶层发育的关键时期，培育并保卫中产阶层，就是保卫这个国家橄榄体的稳定和提升应对经济社会危机的免疫力。

　　于是，中产者被赋予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形象，它拥有强大无比的未来，拥有稳定社会的超级力量，但当社会学家把这项光辉无比的任务压在他的肩上时，却悲哀地发现他还只是一个脆弱的幼童。

　　让中产强大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财富没有暴富的指望，他们的职业没有收工的暂停键，他们的阶层待遇没有确定的法律保障。他们一步一步向上爬，风光的物质享受背后是职业压力，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感。”(《中国中产阶级十大焦虑症》)

　　由中产而瞬间赤贫并不是孤例，“因病返贫”似乎折射了中产阶层在社会生存中的尴尬位置。体制上的漏洞或行政设计上的监督不力，让中产阶层在程序正义的门外付出了更多额外昂贵的社会成本——房产暴利、权力寻租、教育消费、医疗消费、交易中的霸王条款、合同陷阱……他们可能由此获得财富，但额外社会成本对其财富进行的无情消解，有时使他们甚至比贫民阶层更手足无措。

　　于是，中产者似乎和危机感联系在一起。“30岁的脖子60岁的颈椎，成为他们疯狂工作的写照，工作的压力无法排遣，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枯竭，自我期许与竞争意识到头来反刃自伤。”

　　评论家朱四倍认为，从“因病返贫”的层面上看，中产阶层的脆弱来源于社会的脆弱，而社会的脆弱是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显现。要消除中产阶层的脆弱，就要消除社会的脆弱，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成为当下的选择。

　　但是，仅有社会保障无疑是不够的。中产阶层自身的整体规模不大、独立性不强、制度上缺乏保障等因素，都从大的背景下构成了其脆弱性的原因。甚至，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产阶层”的合法性至今没有获得法律文本的肯定。他们像这个社会的私生子，名字不能纳入大家庭的祖谱，人们叫他的小名“中等收入阶层”或“中间阶层”。由于“私生子”的尴尬位置，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不幸成为社会转轨期的仇富替罪羊，在成为罪犯目标的担忧中，忍受着下层人群经常性的斜睨眼光，承担着许多本来无关的误会与责任。

　　有学者认为，壮大中国中产阶层的关键不在于民众的知识教育水平、个人能力以及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在于制度。国家应该通过健全法制和有效的税收体制以及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保护下层收入群体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使国民财富合理而有效地向中产阶层流动，同时加强对中产阶层本身的法制约束，以避免他们也使用或寻求使用“特权”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

　　也许，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中产阶层，才不只是一个房产

开发商和汽车销售商竞相抄袭的营销概念，不只是海平线上隐约可见而去向不明的桅尖，才有希望摆脱自身的脆弱，真正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石。(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