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生活PK快节奏(3)

　　“慢生活“的社会学

　　“时间就是金钱”对绝大数人来说是至理名言。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记得还有报道盛赞日本、香港的职员在公司中“一路小跑”式的工作风格。今天，当我们的社会也像日本、香港一样快节奏的时候，我们却开始重新怀念慢节奏的生活。

　　其实，快生活真正让我们失去的，绝不仅仅是健康。快生活使得我们匆忙从事着一种麻木的生活，而对周围的一切丧失了新鲜、好奇、体味和感动。从本质上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慢生活”是一种效率较低的生活状态。其实，即使是最讲效率原则的西方经济学，也逐渐认识到，所谓“紧张型经济”(Taut Economy)，仅仅是一种理想模型，而真实的状态必然是“松弛型经济”(Slack Economy)。在现实中，绩效的非最大化，即松弛现象，也是无处不在的。

　　所谓“慢生活”的社会，社会学习惯称之为“闲暇社会”。闲暇社会和“慢生活”，其实并非是人类社会一种可能的选择，而是人类社会必然的选择。美国社会学家杰里米·里夫金指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历史的新阶段——一个以工作不断地和不可避免地减少为特点的新阶段。在未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会难以想象地节约劳动力。虽然人类通过发展五花八门的服务产业在尽量提高社会就业水平，但从一个长期趋势来看，劳动力会绝对的富余。但是，就业在任何国家又几乎都被规定为一种基本权利，于是，社会必然要通过缩短劳动时间来保证更多的人就业。现在通行的工作时间制度是一周5天，每天8小时，未来可能是每周4天、3天甚至2天，每天6小时、4小时甚至2小时。人类将不得不进入一个崭新的“闲暇社会”。

　　我认为“慢生活”运动的兴起，广州“懒人部落”的出现，其实是反映了现代人对于都市紧张生活的厌倦。“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现在的城市文明的得失。我们现在的发展，是以牺牲人们的闲暇、清新的空气、清洁的用水等条件为代价的，这本身不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