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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年间，除了指挥没变之外，中国新年音乐会的策划者们一直在寻求新的变化。因为文化差异和审美习惯的不同，中国不可能将维也纳的形式完全照般过来，但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的新年音乐会在艺术和商业上的成功与缺失
□ 本报记者 杨时旸
1990年，中央电视台开始现场直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这一举动在世界上使欣赏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人数第一次突破了10亿，中国人也从此知道了一个“新年音乐会”的概念。
现在这个被赋予了众多意义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成为了一种品位的象征。当这种象征越来越成为大众谈资，一些人开始默默筹划着中国自己的新年音乐会。
在今天，以往那些每年只能守望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正在为如何能在纷繁众多的新年音乐会中选择而举棋不定。从无到有，从有到滥，已经过了十载的时光。
中国新年音乐会
1996年的新年，一个阴沉的天气。冬天的寒冷并没有挡住几千人走向人民大会堂。所有身在中国的爱乐人都知道，他们要在中国第一次听到我们自己的新年音乐会。相信所有到达现场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一天他们所体验到的激动。
北京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谭利华在舞台出口等待着，当他看到人民大会堂差不多座无虚席的时候，他稍微松了一口气。但是他仍然担心，“毕竟大会堂是个开会的场所，而且太大，因为这里不是为音乐会专门修建的，所以墙壁对声音的反射并不是很好。”谭利华之所以担心这些，因为除了他一会将要用自己手中的指挥棒划响中国新年音乐会的第一个音符外，他本人还是这场音乐会的总策划人。
一切都是第一次，从曲目选择到运作模式，中国人都没有做过。“第一次我们选择了很多施特劳斯的作品，想多向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学点东西。”从北京市政府找到谭利华，让他策划北京新年音乐会开始，他就在兴奋之余有了压力。“观众会不会鼓掌？会不会喜欢这些曲目？会不会接受这种形式？”谭利华从台口走到指挥台，内心充满了焦虑。
他的指挥棒在空中划下了第一道弧线，掌声响起来了。“一切太顺利了，效果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得多。”十年后的今天，谭利华仍清楚记得，在演出结束之后，阴沉的天空终于下起大雪。当所有观众隐没在雪幕之中，他们仍然沉浸在演出成功的喜悦里。
这是北京第一次新年音乐会的情景。最初北京市政府只是想做一个“像维也纳那样的，能彰显城市文化的新年音乐会”，但是他们知道“虽然是学习维也纳，还要挑选一些中国观众熟悉的曲子，但如果照搬国外，观众肯定不买账的。”就这样，在几个月的准备之后，中国的乐迷终于第一次在家门口看到了我们自己的新年音乐会。
音乐会的商业之路
第一次的成功，主要在于政府的重视。当时有关部门想在北京打造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所以在决定做新年音乐会的时候，理所当然给予了支持，尤其是经济上的资助。
当时政府部门买下了很多音乐会的票，虽然并没有给现金，但这已经为新年音乐会的第一次亮相减轻了票房压力。而现在，十年之后的新年音乐会已经可以进行市场运作了。“现在谁拿下这个项目谁就能赚大钱。”谭利华笑着对记者说。
但是现在，又出现了新问题。“怎么可能在一座城市里一年有几十场新年音乐会呢？新年音乐会是代表城市精神的音乐盛事，那些不知道来历的所谓欧洲乐团排着队来国内办音乐会，把市场都搞乱了。”音乐评论家卞祖善说。
金字招牌
如今国内的演出公司都看到“新年音乐会”这块金字招牌，纷纷招徕一些国外“顶级”乐团来分一杯羹。虽然主办方说人民大会堂的正牌音乐会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但刚刚成熟的演出市场确实为此受到了影响。新年音乐会每次只邀请几位国外大牌音乐家，所以经济上尚可承受。据谭利华透露，像莎拉·布莱曼这样的音乐家出场费大约在两三百万。“现在国内的高端演出，能够赢利的可能就只有新年音乐会了，其他的估计都很困难。新年音乐会也是需要赞助的，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市场，我们不希望被草台班子破坏掉。”主办方坦言。
中国的新年音乐会在大多数观众看来只是想寻找一种过节气氛和一种不同以前的生活方式，所以市场如此强劲。在十年间，除了指挥没变之外，策划者们一直在寻求新的变化。新年音乐会会不会出现“十年之痒”？这又是除了市场之外的一个新问题。谭利华说他自己有时也感到疲倦，但是这条路毕竟成功了。品牌既然已经确立，那么就应该提高它的影响力。(01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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