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在别处(2)

　　1959年，根据临摹资料整理，常沙娜和原中央工艺美院的老师出版了《敦煌历代服饰图案》，在这些图案中，盛唐仕女的“提花锦地刺绣披肩”精致得穿透了纸面，闪闪发光。此外，藻井、华盖、配饰、地毯、桌帘、花砖等装饰图案无不精细，即使是把它们放在当今最时尚的图案设计师面前，这些一两千年的纹饰也毫不过时。

　　段文杰、董希文等临下的大量画作成为今天人们可以在别处看敦煌的基础，像《盛世和光》中，很多洞窟复原使用的临本，仍然是当初他们的作品。

　　未来，数字敦煌

　　今天，敦煌用作固定开放的石窟大概还有40~50个，这些开放的石窟轮流面向游客开放，但随着游客压力的年年加重，壁画自然衰变得更加快速。虽然壁画的自然衰变有多方面的因素，但“人”的影响显然不可忽视。常书鸿在文革期间清扫洞窟，文革后期他发现壁画都似乎“蒙上了一层纱”。他向当时的副总理方毅报告说：“在敦煌的1600年的岁月中，我自己的40年是非常短暂的。而在这40年中，我眼见敦煌壁画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保护壁画不再持续变色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导致壁画生病的主要原因是自然风化，尤其是由于岩体水分的运移导致的盐分危害，直接导致壁画支撑体——泥土地仗的酥软，令壁画脱落。从理性的角度来讲，一切壁画的保护和修复措施，能做的也不过是将它留得更长一些。数字化技术成为未来人们完整体验这盛世和光的惟一良方。

　　在《盛世和光》的展览中，3块LED大屏演示着158、49和249窟的实景漫游，然而据数字敦煌的负责人刘刚介绍，这还远远没有达到数字敦煌所能带给观众的震撼的真实感受。

　　像常沙娜、段文杰等一代敦煌工作者已经逐年老去，再者，随着摄影和其他影像技术的发展，临摹只是众多可选复制手段之一，而且还需要无比的耐心。2004年，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曾邀请常沙娜等一批专家专程到上海天文馆体验数字敦煌。在巨大球幕的下方，她看到了那些再熟悉不过的敦煌石窟。“临摹的时候光线不好的地方、佛像的背面很难看到，但是那一天，佛像的正面、侧面、背面都在眼前，清晰得不得了。”

　　刘刚说：“三维技术由于增加了空间数据的表现，对壁画洞窟的信息记录会更加完整和全面。数字敦煌项目启动于1993年，目前敦煌研究院通过和美国梅隆基金会合作，并连同独立攻关，一共完成了近30个典型洞窟的数字化。这些数字化洞窟壁画资料可以提供给研究人员使用，部分数据可以通过访问Artstor梅隆国际敦煌档案进行浏览。”

　　从最早与梅隆基金会联合研究到独立承当洞窟数字化工作，这项工作进行得琐碎而细致，甚至有些缓慢。它紧密联系着“壁画保护、对洞窟的考古研究、敦煌学研究以及对外展览的需要”，其数字精度和相关研究相辅相承，要让敦煌“说话”，并不容易。

　　“全部敦煌石窟壁画的数字化工作量将是十分巨大的。按现有成本估算，平均每个洞窟完成数字化工作需要摄影、计算机处理、项目管理和辅助等人员8人左右，需时1个半月到2个月，资金10万元。去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2亿的资金用于莫高窟游客接待，其中的重点就是建设数字敦煌。”

　　三四年后，游客将在兰州观赏到21世纪数字化敦煌的初步成果。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在于，数字技术可能使那些曾经属于敦煌，但因战乱、盗窃散佚到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物得到一次回归。刘刚说：“由大英图书馆为主创的国际敦煌档案项目正在积极努力从事这项事业，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敦煌研究院都是其中成员。此外，美国Artstor下的梅隆国际敦煌项目也包含了其中的内容。”

　　也许在未来，敦煌将更多地以展览、画册和数字敦煌的形式被观赏，而那个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能延长寿命，更长远地成为文化和艺术研究的根源。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