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上学

　　7岁时，我背上书包在巩固村小学上学了。从家里到学校，每天往返要走二十多里土路。这样一来，中午吃饭成了问题，我常常饿得浑身无力，哇哇叫。母亲心疼我，天蒙蒙亮时，就用一件破棉袄，包上一碗饭菜，让我捎上，等下课后，饭菜全变得凉馊馊的了。

　　童年时光，如白驹过隙。当时的农村家家户户虽然都不富裕，但是上学的快乐，丝毫没有让我感到痛苦过。

　　小学毕业后，我的父亲和母亲经过几轮激烈争吵，终于在我的坚持下，同意我去镇办中学上学。报名的那一天，我忽然发现自己好像长大了许多，诚惶诚恐地感受到上学的机会对我这样的贫困生是多么地来之不易啊。

　　由于家境贫寒，姐姐、妹妹都要为我上学做出牺牲，她们再也没有机会跨进学堂了。更让我惊讶不已的是，当时的我还是村里的孩子王，号称“总司令”，我的“部队”，20多号人马，大部分伙伴都上不起学了，几乎全军覆没。

　　二十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段往事，不知不觉中，我常常泪流满面，他(她)们因为贫穷都给耽搁了。

　　上初中时，老师一开始把我放在最偏的角落，一个班，60多人，教室挤得满满当当。上课时，我经常开小差，躲在最后一排看小人书。第一学期期中考试，我考了全年级倒数几名，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学校按从高到底的分数，把名单抄在红纸上张榜公示，并且贴在人来人往的临街面的校门口，这种阵势，在村里，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每天我都是低着头上学，羞愧难当。

　　渐渐地，我感觉到老师和同学们都不愿意跟我热乎了，班上有一名镇长的公子更是趾高气扬，显得十分傲慢，他的身边常围着一群男生和女生。有一天，他向我挑衅，我孤立无援，也没有报告老师，被他和他的追随者揍了一顿。

　　期末考完试后，学校放了3天假。我带上“师以上干部”，实际上是年纪稍大的孩子们，从村里到镇上，走了十几里路，按预先设计的“复仇方案”，当镇长的公子穿着鲜亮的衣服和皮鞋在大街上出现时，在一个偏僻的必经之路，我们一群打着赤脚的伙伴冲了上去，打得他哭爹喊娘。

　　当时，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已经惹下“大祸”，我们“战斗胜利”后，一路小跑，唱着电影《闪闪红星》里的革命歌曲，回村了。

　　转眼到了领成绩单放寒假的时候，班主任铁青着脸，把我叫到校长办公室，一位副校长严厉地批评我说：“你无法无天，打群架，学校决定开除你。”挤在一间大教室办公的老师们都围了起来，朝我打趣地议论开了，“这就是陈劲辉呀？”“就是他把镇长的公子给打了。”“胆子可真够大的。”班主任站在一旁直抱怨我态度顽固，不思悔改。

　　正在这时，校长走了进来，十分严肃又不失和蔼地对我说：“回去写份检讨，在班上宣读，千有理，万有理，毕竟打人是不对嘛。”

　　当着众老师的面，校长继续说：“刚才，我去初中年级了解了一下情况，陈劲辉被打在先，镇长公子骂人‘乡巴佬’在先，他也要全班检讨，在我们学校没有特权生，一视同仁。何况，上帝都能原谅孩子们的错误。”

　　那一学年，我考了全年级第一名，在期末全校师生大会上，校长亲自为我颁奖并戴上大红花。瞬间，我成了全校“名人”。现在想起这段往事，我仍然感到些许后怕，年少时，要不是遇到一位细心、公正、谦和的校长，我的上学之路可能早被封堵。

　　读完高一，我的父母实在没有能力继续供我上学，他们反复商量，决定送我去镇农具厂当学徒，遭到我的强烈反对。从傍晚到第二天清晨，三个人在屋里吵了整整一夜，嗓子全哑了。母亲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败家子，数落我花光家里所有积蓄，送了很多礼，好不容易为我争取到吃商品粮当学徒工的机会，我居然不理会他们的苦心。凌晨6点多钟，争论的结果依然是不同意我上学，我十分愤恨，对我父母说：“一、学费我自己卖冰棍、卖大碗茶挣，你们管我吃饭；二、你们为我用的钱，就算我向你们借的款，读完大学后，10倍偿还；三、你们现在如果不答应我上学，我马上离家出走；四、我现在给你们写份血书保证，好好上学，考上大学。”我的父亲、母亲和我都嘘唏不已，泣不成声。父母一致表态，砸锅卖铁，也要供我上学。

　　人情冷暖寸心知，实际上，社会最底层的奋斗者，往往所受的歧视、偏见、冷漠和无助，远远大于电视上、报纸上弱势群体所受的关爱与帮助，那不过是几个幸运者罢了。在邓公逝世10周年之际，耳熟能详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的真理，让人刻骨铭心。十分感激邓小平同志给了我们一个公平的求学机会，毕竟高考是从邓公手上破冰的。

　　(陈劲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