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垃圾的工业化生产

　　本报记者 吴怀尧

　　《财经时报》：从图书销量上看，近几年80后作家异军突起，你如何看待这些年轻的创作者？你读他们的作品吗？

　　朱大可：他们的书占有了巨大的市场份额，这是市场资本催化所带来的市场价值。人们可能觉得书卖得好，文学价值就高，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市场繁荣不等于文学繁荣。他们的作品有时我会看一下，文学性大多不足。新生代作家都面临一个严重的瓶颈，那就是如何完成市场价值向文学价值的转型，从市场英雄变成文学英雄。

　　近年我能够看到的这代人，李傻傻(《红X 》作者)是个例外，我想他可能是其中最有前途的小说家。韩寒，我欣赏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文化反叛的犀利立场。他是中国最优秀的博客写家之一。至于郭敬明，王朔已经有过很好的评判，我就不再多嘴了。

　　《财经时报》：在过去，抄袭是件非常可耻的事情，但今天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你怎么看待这种文坛以及学院论文造假的现象？

　　朱大可：这个是整个社会道德机制瘫痪的结果。国人的道德防火墙不仅没有更新，而且被卸载了。当然，腐朽的道德机制是应当被卸载的，尤其是对身体过多的禁锢。但道德自律的全面崩溃，却引发了另外的危机。

　　《财经时报》：你曾经说中国文学成就最高是先秦，相对于先秦文学，你怎样评价当代文学？

　　朱大可：当代文学，诗歌的成就最高，弱一些的是小说，散文最差。到今天为止，包括中学作文、甚至高考作文的题目，都受杨朔文体矫揉造作、奇酸无比、粉饰太平的风格的支配。这种散文后来被叫做“歌(功颂)德派”，是当代文学的历史性耻辱。一直到现在为止，各大学的校刊，中文系学生写的散文，还继续沉溺在“杨朔体”里。这是令人失望的事情，我认为散文的问题相当严重。

　　《财经时报》：你早期的文学评论几乎把“终极价值”视为最高甚至唯一的标准，并有浓重的基督教神学的价值取向。但你对“后朦胧诗”之后的诗歌评论很少。是不屑于评，还是阅读有限？

　　朱大可：那个时期大约是我去澳大利亚之前，也就是从1988年到1994年这段时间，大概有五六年左右吧，我进入了神学写作时期。写作的母题和核心价值，主要环绕基督教神学，而现在，我转入了新的阶段。中国诗歌总体上是退化的。80年代一度到过一个高点，90年代再次发生退化，整个中国文化都在退化，诗歌自然是小命难保啦！退到现在，好像已经所剩无几了。现在所谓的80后写作，根本就没有接过优秀的传统。他们的话语方式，继承的是50年代杨朔、秦牧之类、以及中学作文程式的传统，跟80年代的文学成就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我觉得特别可悲的一点。中国文化是断裂式的进化，每一次都回旋到原点，从零重新开始。你说这是悲剧吗？我看是的。

　　《财经时报》：你怎么看待当下的文学生态和现状？

　　朱大可：当下的文学生态，就像一个“工业化”的垃圾生产流程，跟用激素、化肥、杀虫剂弄出来的农作物一样。出版物很多，看起来琳琅满目，可以拿来吃，但却大多是问题食品。现在也丧失了基本的检验标准。文学的核心价值究竟在哪里？它人间蒸发了，完全不能支撑作家灵魂的内在超越，作家书写的目标只是基础价值，也就是市场和版税，而不是终极价值，甚至不是中间价值。中国文坛是空心化的，它已经荣升为一个庞大的垃圾厂。

　　《财经时报》：你在澳洲修过哲学博士，怎么看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区别？

　　朱大可：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的差别，而差别是被蓄意夸大的。简单地说吧，西方古典哲学以康德为代表，强调理性的价值，而中国哲学却是主张感性的，老庄都特别感性，孔子也是这样，这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本质区别。但是西方哲学后来在尼采那里发生了巨变，突然折回到了感性，用隐喻表达思想，包括以后的现象学。这是哲学内部的革命。但感性应当被限定在文化的范畴。亚里士多德开始的理性传统，是建构合乎人性的社会制度的支柱。

　　《财经时报》：诸子百家之后中国就没有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博士，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朱大可：我同意这个说法，后来出了很多哲学家，但都是阐释者，不是原创者。朱熹、王阳明、以及五四以来的几代文人，像熊十力和牟宗三，都是优秀的阐释者。我本人也是阐释者之一，如此而已。要超越先秦的高度？那是说笑了。

　　《财经时报》：中国作家有很浓的诺贝尔情结。你觉得诺奖是世界文学最高的荣誉和价值标准吗？中国作家离这个标准还有多远？高行健能代表汉语写作的真实水平吗？

　　朱大可：边缘国家都有强烈的诺贝尔情结，渴望被主流国家所认可。相对而言，所有奖项都有自己的缺陷，但诺奖还算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重要奖项。当然它本身也在二流化，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评估。大师们正在离去，世界文坛已经变得空空荡荡。全球文学都面临萎缩的危机，这是因为新的媒体、新的娱乐和阅读方式，已经取代了文学。

　　高行健是个不错的作家，但他不能代表汉语写作的最高水平，这是一个文化隔膜造成的误解。中国大陆作家里，比他写得好的起码有20人，余华、苏童、北村都比他写得好。

　　《财经时报》：外国文学的翻译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你认为现代汉语的发展与翻译家关系大不大？

　　朱大可：当然关系很大。汉语的现代化依赖的不是作家，恰恰是那些出色的翻译家，他们的贡献远远超出作家本身。中国作家的作品，只是他们的复制摹本，比如马尔克斯的汉译本，就是一个被无限模仿的范例。翻译家为80年代中国文学的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的成就，超过了作家本身。这些年出版了一千多种文学史，却没有一本提到这点，这要么是文学史编撰者的无知，要么就是他们害怕说出真相。我要再一次强调，如果没有这些优秀的翻译文本，中国文学的进化是无法想象的。

　　《财经时报》：于丹等人通过电视媒体走红的同时，也将大众的视线重新带到了传统文化，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这是否意味着国学的复兴？

　　朱大可：我看这不过是一种有限的文化复苏，还远远谈不上文艺复兴。前两年，新儒学曾经喧嚣一时，他们把孔子和儒家文化作为唯一的核心价值，排斥其他一切学派，这其实就是文化专制主义的立场，跟文艺复兴倡导的人性解放，相距十万八千里。国学热还好点，它至少还承认有道家、墨家和佛教等多种文化形态的存在。对待孔子，应当以平常心来解读，把他当作一位有趣的老师和朋友，而不要像儒学家那样，把他捧到至圣的地位。

　　《财经时报》：文化和经济密不可分，冒昧问一下，你炒股吗？你怎么看待“全民炒股”的社会现象？

　　朱大可：我从不炒股。但这个问题倒是可以谈一谈。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环境里，炒股基本上就是一种赌博行为。由于没有建立可靠的宗教信仰体系，东亚居民成为全世界最好赌的群体，它不仅包括中国人，也包括韩国人、日本人和越南人等等。赌博的原理就是跟上帝、神和自己的命运博弈。没有信仰的人往往会更热衷于赌博。现在的这种

股票投机的方式，很能迎合国民的赌博渴望。当然，赌博文化有着上

万年历史，早就被基因化，成了一种“基因性行为”，长达半个世纪的无神论教育，强化了这种国民心理结构。跟那些炒股的朋友们相比，我不是赌徒。我在自己的信念里生活。我很早就洞察了我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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