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鑫：三里洞记忆(2)

　　他们把去矿下把死者尸体弄出来称为“扒人”，葛登发先后扒过十几个人，“自己朝外背，背出来，背死人不容易，抓住手背在身上，两腿爬出来”。

　　起先死者都放在土窑洞里，时间一长，“老鼠呀，虫子呀，有的把死人的耳朵咬掉了，有的把脚趾头啃掉了”，为此矿上专门盖了一间太平房。

　　他们这些幸存者，也是多次与死亡擦身而过，葛登发在一次放炮中双耳失聪，五个脚趾被砸断过，周寿根曾被电击休克半小时，说“就像去看了场电影一样”。

　　陆荣初当过书记，还当过生活矿长，“当时只知道要煤，先生产，后生活。搞四班交叉作业，我这一班人连你接班的人一块，交班中间要交50吨煤，啥时出够50吨煤，你就交班，出不够继续干。有时条件复杂得很，甚至一个班过去了，早班又来了，这班还没出够50吨煤哩。年年生产光靠工人不够，哪个家属没下过井，老婆娃娃一起上。家属下去安全没注意好，造成终生残废的也有。”

　　丁福珍的言辞更为直接，“这瓦斯大的矿，出这种事故，都是怨领导。说你完成任务，我再给你拨200万。底下矿长一听能弄200万，好家伙，不要命了，警报器也不要了，啥都不要了，就出煤。光生产不顾工人。再一个，领导处理也不恰当，你像上一回瓦斯爆炸，明知道有人为因素，负责人还能到省上当大官去了，他更不在意下面，更不管。”

　　据陆荣初统计，到 1991 年他退休为止，在他担任矿长的这二十年里，三里洞煤矿共有 140 多个人死在了井下，他们的青春和生命永远地埋在了这儿。

　　老无所依

　　在片子中，出现了老矿工们年轻时的照片，并且给予引人注目的特写。那时他们面容俊秀，意气风发，罗世俊的妻子有着令人难忘的美丽。

　　如今他们年迈体弱，喘气困难，经受着职业病的折磨。六七百元的退休工资，有时还不够支付医药费。他们一般都有三四个子女，几乎每家都有一两个下岗的。就是这几百块钱的养老钱，通常不光养老俩口，养一家三代的，为数不少。

　　“为什么呢？煤矿工人可怜，他没有社会地位，他的娃基本上都是靠煤的。就拿三里洞来说，破产了，在煤矿接班的娃，有的买断了，给一万多块钱；有的还不到退休年龄的，就是每月205块，还要供娃娃上学。煤矿的子弟正儿八经找个媳妇有工作的不多。”周寿根说。

　　罗世俊的妻子已是一位走路颤颤巍巍的老太太，说话含糊不清，当罗世俊说到“老伴跟着我受苦了”时，她伤心大哭起来。老俩口1953年结婚，到铜川后，这个上海女人，干的是井下推大车的临时工。

　　老太太一出门就不认识回家的路，她的脑子不太好使了。有一次她竟然一个人坐火车跑回上海，有人送她到弄口，她还是没摸到家门。

　　那片山腰上的老简易房全都面临拆迁，“说是一户补偿两万，哪有两万，一共给五千块钱，还不给你手里”，买不起新房，“要是一拆迁，啥都没了，扒了往哪去嘛”。葛登发说，只要能有个容得下老俩口睡觉的地方就行。

　　“老了还没地方住，真笑话。唉，原来靠组织，现在组织不管把咱撂摊子了”，葛登发的话听来十分悲凉。

　　父亲

　　只上过三年小学的朱永生会谱曲子，有过当作曲家的梦想。为了谋生养家，他主动报名来到铜川，成为一名瓦斯检查员。一同过来的还有林鑫的姑父和姨父。朱永生下班回来，有时会给儿女们唱《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暗夜中，孩子们静静地听他唱着，这深沉的歌声，成为林鑫记忆中很难磨灭的一幕。

　　矿区的生活充斥着浓重的死亡气息。初中时的林鑫曾在上学路上，背着书包站在路边数汽车上载着的棺材，一辆车上拉一个棺材，数到十几个的时候，发现后面的车还源源不断地开来。消息说焦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死了100多人。有一个说法流传开来，说是瓦斯过的人就像烤熟的红薯一样，手指一戳一个洞。

　　这段毛骨悚然的记忆，后来被林鑫写到诗里：“那是一些生命在千米下的煤层中燃烧／那时我太小这种深刻的绝望无法感受到／只是背着书包站在寒风中看着一辆辆汽车装着一排排棺木不知有多少／同学们相互传递着瓦斯的爆炸／有人说瓦斯过后的人体像烤熟的红苕”。

　　“凌晨三点的敲门声将我从梦中惊醒／我和母亲走在死城的马路当中听得见山上的狼嚎／父亲的腿上打着石膏／苍白的脸上浮着微笑／在那忍受着巨大痛苦的坚毅里／将心中美好的愿望一点一点全部蒸发了”——写的是父亲的一次受伤。后来林鑫在母亲跟人聊天时听到事故的原由：身为瓦斯检查员的父亲每天要走很多路，那天实在跑不动了，在扒矿车时，脚被车轱辘压伤，父亲还为此挨了处分。

　　父亲早已不在了，在拍摄采访时，林鑫希望老人们的讲述能够还原出一个鲜活的、有弱点的、真实的父亲形象，然而老人们只说朱永生的优点、好处。于是林鑫问起父亲受伤是怎么回事，老人们都善意地告诉他——你父亲碰上塌方，脚被压伤。

　　1978年林鑫高中毕业，考美术学院没考上，在家待业一年，心里十分内疚。他想到了下井，当他向父亲提出时，父亲不同意，却也没有多说什么。当时林鑫有位同学不愿下井，在父亲的要求下只好下井。在拍《三里洞》时，父亲的一位矿友告诉林鑫：当时你父亲说，哪怕找个临时工也不让他下井。林鑫越来越体会到父亲藏在深处的爱。

　　林鑫的父母一直梦想着能回到江苏太仓老家，多年来他们每月给在老家的外祖父寄钱，让外祖父替他们盖好房子。1985年，老家的房子已经盖好，父亲54岁，再过一年就可以退休，和母亲一起回老家安度余年。遗憾的是，就在那一年，他的父母相继去世。那是林鑫有生以来最为虚弱的时刻，但他“只能装出勇敢的样子”，因为“弟弟妹妹都看着我”。

　　如今林鑫的弟弟妹妹们都回到了上海和太仓，四兄妹只剩下林鑫还留在铜川，“这个没有太多美好记忆的城市”。他正在拍摄、接近完成的第三部纪录片 《同学》，是关于他的矿中同学的，同学大多是矿工子弟，毕业三十年后，同学之间的落差非常之大。

　　《同学》是他的矿工三部曲的第二部，仍然充满了黑色的记忆。在不久前的同学聚会上，一位女同学抓着林鑫的手哭泣不止，原来女同学看了凤凰卫视做的对《三里洞》的报道，知道林鑫跟自己有着相同的创痛——父亲早早过世。那天林鑫随身带了摄像机的，但他没有勇气打开镜头。

　　林鑫，画家,独立影像制作人。1960年生于陕西铜川市，祖籍江苏太仓。曾出版诗集《噢！父亲——黑色的记忆》。2003-2004年编导纪录片《陈炉》，此片2005年入选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和云之南纪录影像展。2005-2006年，拍摄纪录片《三里洞》，入选第四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年度十佳纪录片。2007年开始拍摄关于矿工第二代的纪录片《同学》。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