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鑫：三里洞记忆

　　刘溜

　　农历正月十四日下午，林鑫从他工作的银行请假半天，带我去看他的父辈们干了一辈子的铜川三里洞煤矿，那也是他的纪录片《三里洞》中拍摄了大量场景的地方。我们现在所在的是铜川新区，一个建筑全新、大街空旷的新城。

　　从新区去三里洞煤矿所在的铜川老城，有三十多里的路程，中间需穿过铜川市辖内的耀州区。铜川这个城市因煤矿而建，全市共有十五六个煤矿，三里洞煤矿是其中最大的之一，矿工最多时曾达到五六千人。

　　这是个阳光暖和的下午，文化宫前的小广场上，到处是晒太阳的老人，安静、平和地享受着初春少有的暖日。林鑫说，这些老人中有不少是退休矿工。几年前，一大批生活艰难的老矿工曾经在这条街道上静坐、堵路。

　　五十多年前的1955年，24岁的朱永生等318位上海青年，从上海来到这个相对偏僻、简陋的小城，来到三里洞煤矿，从此再也没能离开。他们中有很多人死在井下，如今仍然活在世上的，大概只剩下二三十人。

　　他们到铜川后住的房子，是一长排一长排的简易房，房子依山而建，密密麻麻地层叠上垒。葛登发和老伴现在仍住在其中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屋子内，烧煤炉取暖，做饭、睡觉，都是在同一间屋内。大部分的房子都在这一两年间拆掉了，剩下的这些，很快也将被拆掉。

　　2003年，三里洞国有煤矿宣告破产，结束了它曾有的辉煌与持续多年的亏损。两年前林鑫拍《三里洞》时，煤矿还在运转，不过变为私人承包。如今它已彻底停产，变成一片荒凉的废墟。大门上的“三里洞”几个字或是掉落或是残损不全，沿着一条积水和着煤屑的大路走进去：暗红色老砖砌成的房子，里面曾是选煤的流水线；锈迹斑斑的大件铁器，散落在高及人腰的衰草丛中。一个巨大的铁斗，搁在高达十多米的主井架下面的路边。林鑫说，这个铁斗是装煤的机斗，就是它，曾在1957年重重地砸在井下开绞车的戚国其身上。这个身上担负着一条人命的机斗现在就这样安然地躺在这儿。

　　通往井下的入口被封在一间上了锁的小房子里。此地跟林鑫的记忆关系密切。童年的林鑫经常在井口等着父亲朱永生下班，“装满人的罐笼哐当一声上来，从地下上来的人，脸都是全黑的，我不知道哪个是自己的父亲，经常要等很多人，无数人从我跟前走过，然后人群中一个人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走吧，我才知道这一个就是父亲”，然后父亲带他去矿里的澡堂洗澡。

　　1985年，他的父亲朱永生因患食道癌过世，归葬江苏太仓的故土。

　　2005年，四十多岁的林鑫扛着摄像机，寻找这318位矿工中还活着并仍然在铜川生活的人——他找到了13位老矿工，以口述的方式，形成一代矿工的群像。他们是：戚国其、顾龙祥、沈龙根、王正祥、姚洪昌、葛登发、张百生、陆荣初、周寿根、罗世俊、丁福珍、童 、高章顺、陈宜祥、朱永生。

　　由此拍成的纪录片 《三里洞》，长达172分钟，画面全是黑白的，以凝重的质感，纪录了一个个矿工的肖像，他们不能自主的个人命运、惊人的苦难、生命惊人的坚韧，以及那个发生了这一切的、即将消逝的时代。

　　“我们都是欺骗来的”

　　318位上海青年是如何来到三里洞煤矿的？面对林鑫的摄像机，老矿工们的回忆清晰地呈现了那一段历史：1955年，陕西矿务局到上海招工，“支援大西北建设”是“无上光荣”的事，而且到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先上三年技校”，“你们都是将来我们煤矿的主人”。

　　“那时说的是调到西北来当国家干部哩，你不报名就不行，有人报了名不来了，整天把你弄到办公室做思想工作。”王正祥说。

　　1955年12月18日，318名年轻人每人都得到了一个支援大西北建设光荣证，他们怀着希望和热情，从上海出发前往铜川。周寿根说，“送我们的时候，上海市建筑工会的主席弄了十辆大轿车，敲锣打鼓送到火车站，从上海上车一直到铜川转了三次车，在西安还不敢停，害怕我们跑了”。

　　老人们都说 “我们都是欺骗来的”、“说白了，就是被骗来的”，他们的语气不是愤怒的控诉，而是异常平静的陈述。

　　到达铜川后，只经过半个月的培训，他们就开始下井了。“矿上说将来都是机械化，你们上海人有文化，暂时辛苦一点。给你们发个搭肩，圆的。发个担袢，有个钩，拉小车，”陈宜祥说，“这一发，不要紧，第二天，一下跑了18个，背着被子到西安。”

　　矿上随即派车追到西安火车站，把人截下。他们仍决意逃回上海。一个月后，他们把被子行李先寄走，从咸阳上车，终于回到上海的家里，生活却是狼狈不堪，“那时吃粮都是定量的，人家蹬三轮，中午回来吃饭，他利用这一二个小时拉个活。或者上街卖棒冰、擦皮鞋等等”。没有户口，没有粮票，无奈之下这些人不得不回到矿上。

　　井下工作的艰苦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下到井底后，还要走上一二十里地才能到达采煤区。沈龙根说，“那么深的地方下去一看都害怕，在井下不知道白天黑天。都爬进去的，拿铁柱子，拖着，爬一段，拖一段，爬到里面去采煤”。

　　沈龙根一直干着采煤工作，“又脏又苦，还有就是时间长，说是8个小时，有时12个小时、13个小时”。

　　丁福珍说，“到大跃进的时候那才苦呢，24小时都上不来。一人拉两个车，拉两趟一个煤，一个煤就是一吨呀”。

　　戚国其和矿难

　　每个受访的老矿工都会向林鑫提到戚国其——他是第一个在矿难中身亡的人。

　　1957年的某一天，三里洞煤矿刚移交生产不久，20多岁的戚国其在井下的水泵房里排水时，主井提煤机斗的钢丝绳突然断裂，机斗砸到戚国其身体的中间，“这样砸到人的中间，两头都翘着。哎呀，弄了半个月了，把他弄出来的时候，好像那个大罗马表还走着”。

　　援救的矿工们在水里泡了十六个小时，终于把人弄出来，“结果人骨头没有了，就是一张皮子”。这样的惨状给上海来的这些人以极大震动，后来“时间长了，事故多了，也就那么回事了”。

　　自此矿难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基本上每月一次事故。陆荣初说，“60年、61年的时候，绝的很，一月一个，只要这月没死，到下月死俩，一年死十二三个。过去还有指标，煤炭部给你下指标，一个矿死几个，不超过这个数就是安全矿。吃顿饭、喝喜酒都提心吊胆，饭还没吃完哩，一块大冰把罐笼盖子砸掉了，一罐笼死了5个。”

　　王正祥是笑声最为爽朗的一个，他的讲述就像黑色幽默，“一次大冒顶，王川江还在，把他埋在里头，两天两夜。没有受伤，眼睛睁不开，给这个磕头，给那个磕头，哈。他说肚子饥的很，饥的很，头一个扒出来的时候把他吃撑了，弄个救护车接到大门口，死了”。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