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

　　这位中国30年改革开放造就的第一代本土企业家的商业哲学：把握方向和戒除抱怨

　　(采访整理/《环球企业家》商思林)

　　改革开放只有30年，浙江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的创业史却有47年。这位中国商业界鲜有的“常青树”企业家所经历的风雨正是中国本土企业成长的缩影。极为难得的是，鲁冠球的经历不仅可以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之果，更可以昭示改革之因。 鲁冠球是本土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的代表，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也没有成体系的管理体系可供参考，完全依赖近半个世纪的波折之路，修炼出具有普世价值的商业哲学体系。这位当年的修理匠，现在通过并购掌控19家海外公司，继续巩固在汽车零部件领域的世界一流企业地位，他同时还进入农业、矿产、新能源、金融等10大产业。其2007年营业收入超过400亿元。

　　“有目标，沉住气，悄悄干”

　　我常讲，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死也要死在农村，把我的骨灰撒在钱塘江里。钱塘江每年都会返潮，江滩是最危险的地方，但也是最有财富的地方。我们有一个谚语：若要发，沿江塌。钱塘江每年冬天都有汐涨，沿江很多地方都被冲塌了，猪、家禽、桌子、椅子等都会被冲到下游，农民可以拣一些东西。 年年这样。当时钱塘江虽然有4道大堤，也难以阻挡汐涨。我在1960年代在钱塘江边修理自行车和农具，年年抗洪，厂子5次被冲掉，5次又再建起来，这就是我刚开始创业时的环境。既然是市场经济，就得符合丛林规则，企业经历的艰难都是正常的。 不管是做企业还是做人，我经历的最大困难就是不被人承认，这是内心的苦闷。 1962年我开始创业，那年我只有17岁。但一直到1984年都不被人理解，没有被评上先进，拼命干也没有什么荣誉。1970年代初第一次打入党申请报告，打了3次，经历了十几年的考验，直到1984年3月才入党。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我很看重这一点。 之前我在一个厂里当锻工学徒，跟所有农村的孩子一样，当一个吃穿不愁的工人就是最大的梦想。但那一年，甘肃有一个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我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缩影。与后来的文革时期不一样，当时农民还有很大的流动自由，大量进入城市，虽然没有就业的概念，但确实影响了城里人的生活。当时国家号召城里人到农村去寻找出路。对于到城里来的农民，后来有一个政策：“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放弃了成为一个工人的梦想，回到杭州萧山宁围镇。当时每人只有1分多地，种地根本不是出路，我就利用自己的经验给别人维修农具和自行车。 干了没几年，文化大革命来了。1967年我和几个人合伙开的维修厂关掉了。1968年，毛泽东讲，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1969年中央下发文件，要求每一个公社都必须有一个农具修配站。我们正好抓住这个机遇，7个人搞了一个宁围公社农具修配站，从此名正言顺戴上了公社的帽子。 但我很快成为被批斗的重点对象，说我是利润挂帅、唯生产力论、搞资本主义，牌子都被砸了。但我是晚上挨批斗，白天工作。不过，没有文化大革命，恐怕还轮不到我们来做万向节。当时城里的国有企业停产闹革命，我们是农民，就得到生产这个产品的机会。 今年“两会”，温总理有四句话讲得真好，说如果我们的国家有比黄金还要贵重的诚信、有比大海还要宽广的包容、有比高山还要崇高的道德、有比爱自己还要宽广的博爱，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具有精神文明和道德力量的国家。这几句话跟我非常贴切，也是万向能够经历40多年风雨走到今天的原因。 要有大海一样的胸怀。不被人理解时，对的你要去听，不对的不用去管。事情不是靠讲出来的，是干出来的。 所以要有目标，沉住气，悄悄干。天下不会掉馅饼，一切都是干出来的。时间是最公正的，有播种一定有收获。不要抱怨，还是要讲实力，实力，实力。 诚信也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就一个企业来说，你的产品质量要过硬，我们的产品漂洋过海了，质量不过关怎么能行。 1980年，为了建立起从上到下的质量意识，我把43万元有瑕疵万向节当废品处理掉了。但当时还没有实力去承担这样的损失，有6个月工资发不出来。但那时工人根本不讲钱，白天夜里连着干。那是非常难熬的一年，工资发不出去是对职工没有诚信，但对社会的责任和诚信建立起来了。 从1987年到现在的20多年里，万向发工资再也没有拖欠过。 1984年我们做股份制改造，那个时候我叫“还权与民”。为什么叫“还”呢，我最早创业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股份制，1969年建立农机修配站也是7个人凑了4000块钱一起干起来的。后来文化大革命时都归公社，实行公有制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就提出要还权与民，还利与民。企业就是民间的，官不与民争利。 但在当时，要把权和利拿回来，有很大阻力。当时省里搞思想解放，但下面都还很保守，股份制改革一直没有得到正式批准，我们自己在内部搞。直到1988年中央财经工作小组组长、国务委员张劲夫批示同意我们搞股份制试点。1989年4月16日，在中南海专门开了会，全国选取10家企业做股份制改制试点。 1984年，启动股份制改造那一年我终于入党了。改革开放之前我所有的工作都不被认可，但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却都符合国家倡导，具有典型性。我记得当时一般的入党仪式由乡里的党支部主持就可以，但我的宣誓仪式是由县组织部长亲自主持，浙江电视台还进行了现场采访，这成了支持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 从此，万向进入一个新阶段。 “大方向没有错就没有问题，那就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