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民王石

　　口诛笔伐裹挟而下，喧闹的慈善风潮掩盖不住中国慈善还处在粗放、原始阶段的真相，这是另一场地震。“王石捐款门”事件，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企业家的社会信仰和这个国家的捐赠机制？

　　-本报记者 郑重 丰鸿平 特约记者 许立群

　　这里是四川省绵竹市遵道镇，街上两侧的楼房已无法判断本来有几层，还剩两三页的课本在风中翻滚，本来应该长满金花梨树的田野，放眼全是蓝色的帐篷。

　　“不到现场，那种生命的顽强和无奈你根本没法感受到。”王石一边喝着八宝粥，一边对记者说，此刻万科的救援队也开始一个镇一个镇地送物资。

　　王石是在5月15 日晚来到四川的。在绵竹遵道镇，他看到这个小镇98%的房屋被损毁，包括镇政府办公楼在内的大批建筑倒塌，镇政府班子半数成员在地震中遇难，而且由于信息传达有误，遵道最初未被列为重点地区，政府力量顾及不到，当地灾民急需得到住宿、医疗、食品、用电等基本生活条件的帮助。

　　他还在思考一个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事情：万科对灾区最有价值的努力方向在哪里？经过灾区现场的见闻以及与相关官员做了沟通后，王石找到了他的答案：选择遵道一个点来参与重建，先建过渡房，再建正常的住宅，在遵道镇为重灾区临时重建、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为纯公益性质，不涉及任何商业性 (包括微利项目) 的开发。万科为该项工作的净支出为 1亿元人民币。

　　然而，很多人对万科的重建计划似乎并不在意，也并不买账。或许是长久以来人们已经不想用未来的现实来检验现在的承诺：他们往往会对结果失望，对于权重一方的企业以及腰缠万贯的企业家，对其是否热心于灾区慈善的一个标准是：你是否捐了足够多的钱。

　　在这个模糊的标准下，王石成为汶川地震的另一个灾民，淹没他的，是辱骂和嘲讽的口水。他的200万元捐款和博客言论引起的争议甚至被冠名为“捐款门”事件，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企业家的社会信仰和捐赠机制？企业如何积极、有效地投身于慈善？是一个需要深思、需要回答的问题。

　　与王石们对应的，是那些更早站在镁光灯下做慈善的企业家们

　　“王十元”和“马一元”

　　5月12日，地震当天，万科宣布捐款200万，消息传出，这 200 万元被频频拿来与万科2007年 48 亿元的净利润相比对。

　　在很多人看来，此次捐赠善款不足其净利润的万分之四，相当于捐献了北京的两户小型公寓。关于这一数字，王石解释说，2006年始，股东大会给予万科每年的企业公民建设费用授权额度为1000万元，但今年国家多难，在地震发生前已经使用了近800万元，因此“200万元已是股东大会授权额度剩余的全部”。

　　5月15日，王石写下了一篇为他和万科引来无数攻击的博客，他这样申辩“万科捐出的200万元是合适的，即使(董事会)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元是个适当的数额”。 “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能成为负担。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

　　王石的这篇博客立即招来人们的声讨。人们说他“既不想掏口袋，又想表姿态”，把他称为“王十元”，甚至在网上还流传着一封“灾区孩子给王石的信”，信上说：“面对您的10元巨款，我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花”，“所以小伙伴们最后决定，把这10块钱归还给您，因为我们知道，您是建房子的好爷爷，一定比我们更需要这笔钱。”

　　这一封所谓灾区孩子的信，挖苦、绑架之意很是明显，正如之前流传的写给马云的那封信，人们相信只是网上舆论的一个方式。

　　因为一条《马云为汶川捐款一元钱》的消息，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这位互联网的巨头，被比尔·盖茨称为最有可能替代自己的亚洲企业家，成为除王石外，在这次捐款事件中被骂最多的企业家。

　　这是一条假信息，作者把马云在2006年说过的一句话断章取义摘录过来。2006年，马云在参加一次公益活动中，主持人问马云捐了多少钱。马云没有回答具体数字，只是说捐款不在乎多少，即使每个人只捐出一元钱，集合起来也是很了不起的力量。

　　“慈善不应该在镁光灯下，慈善不是比谁更有钱，谁比谁捐得更多，而是谁比谁更关注那些弱势群体。”这一直是马云的理念。所以，在去年召开的网商大会上，这是阿里巴巴一年一度最重要的会议，马云只参加了一个分论坛——“魔豆宝宝爱心工程”论坛。魔豆宝宝是淘宝网发起的，是帮助弱势群体在网上开店谋生的一项长期工程。

　　马云说：“捐助是慈善的一种很重要的手法，但并不等于慈善，这一两年我发现我自己最缺的是时间。捐时间对我来讲是最珍贵的，每个人不一样，有人捐钱、有人捐时间、有人捐义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表达感恩。”

　　其实，捐钱对企业家来说是最容易的。社会最需要的不仅是企业家的钱，还有他的时间和精力。万通董事长冯仑在参加华夏慈善基金会时，负责西北片，每年负责筹资至少100万元。“有一次，我从中午吃完饭开车，一直到晚上8点多才到达一个农民的窑洞，看望他家生病的孩子，等我摸黑回到西安已是半夜一点多，那一天我差不多十几个小时都是在车上，我认为这种亲身参与非常重要。”冯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