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学院管理教育报告

　　中国的管理教育需要走自身独特的道路：从而建立起世界一流的院校、教员队伍、设施及课程

　　- John Chen

　　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国际业务总经理

　　Steven Wheelwright

　　哈佛商学院高级副院长、贝克基金教授

　　Carin-Isabel Knoop

　　哈佛商学院全球研究项目执行总监

　　本文系哈佛商学院三位知名专家学者针对中国管理教育论题多年的研究成果，经三位作者授权，《经理人》杂志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刊发。

　　现今的中国高层经理当中，很少有人经历过1949年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数人是在国家主导的经济环境中习得技能(80与90年代的经济改革方才开始减少国有经济成分)，这让他们缺乏企业组织的清晰模型，也缺乏应对变化的合适管理工具。从许多方面来看，中国还缺乏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中担当领袖的能力。具体来说，转型对中国企业在诸如战略、销售与营销、财务报告与控制、人力资源管理等关键领域中的能力提出了重大挑战。

　　市场对擅长沟通、谈判、人员发展并具备职能专长的经理人需求急速增长，这让企业承受巨大压力，并制约了它们从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中获利的能力。但是，仅有少数经理人受过有限的学术训练，经营知识更是少得可怜。而英语能力较差，又让他们无法享受西方商学院的高层主管培训。年轻人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尽管中国企业家拥有许多机会，但大多数人除了凭借自己的头脑与勇气打拼外别无他途。

　　结果，中文MBA及EMBA课程市场需求大涨。但是，由于缺少有经验的商科教师，中国的管理课程普遍依赖西方访问学者担任EMBA课程的教席。虽然时至2006年，中国的主要商学院都授予MBA学位，但这些院校的名称，比如：管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国际商学院、MBA教育中心，似乎印证着中国前不久的状况及人们的观念：经济可以管理。

　　由于对工商管理技能的需求积压已久，而中国院校教授这些技能的能力又有限，因此必须培育、革新教育机构，这一点显而易见。20世纪90年代早期，中国教育部试点推出MBA教育。虽然管理教育如今还是新生事物，但人们认为它对中国近15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功不可没。大多数人觉得，毕业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而骨干院校的课程设置趋于统一，质量有所提高。

　　自从1991年决意追赶世界同行并满足本国企业的需求以来，中国的管理院校已历经多年风雨。但在21世纪头个十年过半之际，它们显然必须具备未来愿景，同时必须群策群力、坚持不懈地实现愿景。确实，考虑到市场需求以及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的特点，大多数管理院校已认定：需要找到“第三条道路”—— 它既不是斯坦福走过的道路，也不是哈佛奠定的道路，而是管理教育独特的“中国之路”。它能够引领中国商学院进入未来。

　　案例式管理教育在美国的发展

　　哈佛商学院将在2008年迎来自己的百岁华诞。人们普遍认为，该学院是案例式工商教育的鼻祖与标杆。然而，在美国开办、经营商学院曾经历经艰难曲折，因为商学院不同于法学院和医学院，后者的知识体系似乎更加清晰，而商学院自从19世纪后期出现以来，其合理性却一直饱受怀疑。1881年，有位富有的费城钢铁厂老板约瑟夫·沃顿担心高等院校无法培养出适应新工业时代的毕业生，于是捐赠给宾夕法尼亚大学10万美元，以创建首家现代商学院。1900年，达特茅斯设立了第一所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经过激烈争论，哈佛大学教师团体于1908年创办了哈佛商学院，首届学生来自12个州的14所院校。到2006年，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班有895人，来自67个不同国家，其中三分之一是女生。

　　1911年，哈佛商学院推出“问题”式教学法。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案例式教学的前身。学院请工商界人士来到课堂，呈现自己当前的问题与挑战，随后在课堂中加以讨论。教员规模从1919年的15名增加到1923年的24名。那时，学院三分之二的课程已采用案例式教学，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大量投资产生了成果。 哈佛商学院还投入巨资，建造特殊的圆形教室以利于开展互动式教学并促进学员之间的交流。1925年， 哈佛商学院斥资500万美元开始建造位于Soldiers Field的校园。

　　哈佛商学院及同类院校不断成长，增设了最初旨在对退役军官进行再次训练的高层主管教育项目。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MBA项目遭遇抨击，人们批评它们缺乏学术严谨，与现代经营问题联系不紧。1959年的两份报告将美国的商学院描述为“充斥二流学员的职业学校，讲课的二流教授既不了解自己的专业，也很少作研究，跟经营实践更是全然脱节” 。 作为回应，各家学院都提高了入学、教学及毕业标准，并强调学术研究。

　　到了20世纪90年代，批评意见倾向另一面—— 人们认为，商学院及其课程学究气太浓，过于理论化，注重内容的专业化，而忽视了经营实践。人们称，教员缺乏业务经验，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研究，而不是提供实用的工商教育。批评人士指出，MBA 教育必须更加面向行动，但同时还必须找到培养廉正品格、判断力与直觉的途径。20世纪90年代早期，商学院做出了反应，它们推出领导力、商业伦理及人际技能方面的培训；通过课程编排更加强调国际化；承认MBA课程应当实用并融合多项管理职能。

　　中国正盘点自己在建立高质量管理教育的基础架构方面取得了多少进步，而与此同时，MBA本身在西方却争议不断。有些研究与观察人士，比如斯坦福大学教授杰夫瑞·菲佛曾指出，MBA的投资回报率不高。还有其他人(包括麦吉尔大学的亨利·明茨伯格等学者)认为MBA课程教学内容不当。

　　管理教育来到中国

　　MBA 教育的概念最初于1984年进入中国。那年，中美政府资助在大连理工学院设立MBA培训中心。当时，中国极少有人懂得MBA学位的价值，大连项目的毕业生连找份好工作都不容易。

　　中国教育部并不气馁，又在1991年批准中国9所学院有权设立、讲授MBA课程并授予MBA 学位，支持有限度地在中国试点引进MBA 教育。当年共招收85名MBA 学员，1992年为200名学员，而1993年学员数量达到1000名。在最初的9所大学中，清华、北大与复旦三所大学是主力军。1994年10月，国家MBA指导委员会成立，以监管、鼓励并进一步发展中国的MBA 教育。到了1994年，颁发MBA学位的院校数量增至35所。三年后，此类院校扩大到56所。1991～1997年期间，中国的管理院校在尝试适合中国及全球人才市场实务需要的课程。

　　MBA 教育的第二阶段(1998～2003年)中， 中国的管理院校逐渐厘清了MBA及管理教育的概念。与此同时，市场对高素质MBA毕业生的需要与要求大幅上升。到2000年，中国已有62所学院设立MBA学位。2002年9月，教育部正式宣布要在中国更大规模地推行MBA 教育与高层主管MBA(EMBA)教育。

　　到2004年，共有89所学院设立MBA学位，而报考学员及招聘者都愈加明白，这种学位不仅对高层经理有益，而且所有管理人员都能从中受益。当时，中国的国有企业正普遍经历结构重组，越来越多的中国民营企业正开始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都需要一种特殊的MBA：具有创业精神，能在快速的政治变革与经济发展时期应对自如并获取成功的经理人。MBA 毕业生必须具备坚实的管理知识及一整套解决问题技巧，同时兼具愿景领导力以及持续变革企业的能力。

　　为促进课程统一，教育部指定了管理研究生院必须开设的9门核心课程和至少5门选修课程 。教育部规定，管理专业学员必须完成所有9门必修课程后，才能获取学位。2006年，中国大多数管理学院都熟知教育部的此类方针，并清楚理解管理教育的本质及MBA 教育的目标。

　　到了2005年，中国的MBA项目已拥有近60000名毕业生，另有18000名学员正在攻读学位。只有约一半录取者次年毕业。中国的MBA项目规定学员完成论文后方可授予学位。学员有5年时间完成论文。虽然大多数人最终都会获得学位，但完成整个学业往往需要数年时间。

　　清华大学(公认MBA教育声誉最为卓著的中国院校)每年平均有300名 MBA学员毕业。2004年，244家企业聘用了这300名MBA毕业生及若干在读生，他们共收到1384份工作聘书。2005年，有354家企业向相同数量的优秀清华毕业生发出2495份工作聘用书。据近期《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称，2005年清华大学全日制管理专业学员录取的GMAT 平均分数为664分，跟声望卓著的芝加哥大学与密歇根大学不分伯仲。而且，2004年只有16%的MBA考生得到录取，这个数字也接近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

　　EMBA催化剂

　　随着中国的商学院趋于热门，它们的硬件与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改善，许多大学拥有现代化的教学楼，并广泛使用先进技术。由于政府不给管理院校拨付经费，大部分资金支持来自于EMBA 学费收入。因而，此类项目成为了中国管理教育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也提供了连接管理实务领域的重要途径。到2006年初， 89所MBA 学院中有32所经批准可开设高层主管MBA (EMBA)项目，每所学院每年招收的EMBA 学员最多为300名。

　　根据教育部规定的指导原则，要开设有竞争力的EMBA项目，管理院校必须至少已经讲授过10年的MBA 课程，已成为该领域中公认的一流院校，并且拥有具备案例式教学开发及案例讲授能力的教员。并且，教育部的指导原则还明确规定，申请开设EMBA 项目的学院，其教员中至少一半以上必须拥有博士学位，五分之四必须具备行业经验，约三分之一必须毕业于一流的国际院校。最后，学院还必须说明自己在招生、教学及评分流程中遵循了较高的质量标准，能够吸引学员就读其EMBA 项目。为获得教育部对其EMBA 项目的全力支持，院校必须表明自己奉行以学员为中心，而非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

　　虽然中国大多数管理院校都拥有80到150名全职教员，但骨干教员通常分配到EMBA而非MBA 项目中。许多EMBA 项目还广泛聘请来自美国、欧洲、新加坡、台湾与香港等地商学院的访问学者。中国的管理院校尤其青睐中文流利的海外华人。此类访问学者每天的讲课费可高达2000～8000美元，这进一步推升了EMBA的学费。确实，中国一流商学院MBA每年的学费为7000 ～13000美元不等，而EMBA 学费平均为25000美元 (接近教育部建议的24000美元)，但浮动范围在16000～36000美元之间。随着需求的进一步增长，某些顶尖商学院的学费有望逼近45000美元。

　　EMBA市场中的最佳院校，或许就是校址位于上海的中欧商学院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位列全球50所最佳商学院) 。该校每年录取600多名EMBA 学员(其中60% 以上是本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董事长或总裁)。同类学院每年的平均招生规模为300名EMBA学员(请参阅例 4与例5 有关清华与复旦的数据)。由于中欧商学院的首要教学重点是EMBA及高层主管教育，学员最初均来自于跨国合资企业。但到了2005年，中国企业更加充分认识到了此类培训的价值，中欧商学院中中国企业资助的学员与外国合资企业资助的学员之比达到了70 :30。

　　早先，人们预计中国的EMBA市场主要针对5000名高层主管，市场规模为1亿2000万美元。但2004年与2005年的报名情况表明，市场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增长。2006年，大约44%的中国国有企业高层主管拥有高等学历，其中约有一半人学习过管理(主要为营销、财务、战略、财务报告与控制、人力资源及公共事务管理)。中国有400家大型国企，由于这些企业的领导人大多缺乏英语口语能力，他们被看作EMBA项目最主要的受众群体之一。

　　2006年，约有2700名教员在中国的管理院校从事教研工作。据估计，其中仅有约5%的人具备可靠、相关的行业经验，而仅有10%的人拥有MBA性质的教育背景。大多数教员接受的是“纯学科”方面的训练，专长于国际贸易、经济学、数学、工程学、统计学等学科。因此，他们在市场、战略及企业管理方面的综合知识相当有限。教师及人员配备方面的难题，加上高昂的学费，共同造成中国MBA与EMBA 学位可信度下降。据报道，北大、 清华及其他一流学院均出现过这样的事件：EMBA 学员把自顾自讲个不停的教员轰出教室，要求得到跟高昂的学费相称，在课堂中以讲授案例为主的生动教学。

　　案例教学法在中国

　　20世纪90年代中，在教育部的首肯之下，案例教学法在中国激发了浓厚的兴趣并获得认可。人们已经将其看作在管理教育中确保培养有效的分析及综合领导技能最为全面、实用的方式。虽然这种案例教学主要针对MBA 及EMBA教育，但教育部也已经着手探索在本科教育课程中采用案例教学法的可行性。

　　在清华及中国其他许多管理学院，案例教学的真正起步，源于80年代早期中国政府派教员前往加拿大的大学进修。清华经管学院教授陈章武认为：传统上，案例教学在营销、组织行为学、技术与营运、财务报告与控制等课程中行之有效，而在战略(发展与执行)与人力资源等领域的效果却差强人意。当时，教育部与中国的管理学院认为：本土开发的大多数案例读起来像新闻综述而不像案例，但仍比某些国际案例效果要好。在中国学员看来，后者似乎跟现实脱节。但不管怎样，苏格拉底式的案例教学法对教师和学员都是一大挑战，因为他们对此都不熟悉。中国的教育从来不把讨论看作主要的学习手段。

　　教育部支持案例教学法的初衷是鼓励案例教学，倡导它成为中国商学院中优选的教学方法。因此，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于1997年设立了“中国企业案例库项目”，并在一年后得到教育部批准。项目一开始由教研主任和5名研究助理在学院院长牵头下开展工作。诸如海尔、TCL、联想与惠普中国等中国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受邀加入项目的顾问委员会。这项行动标志着中国有史以来首次正式启动案例开发与教学，并将其作为研究项目给予资助。该项目的目标是开发六大类科目的本土案例，它们是：管理科学、财务管理、营销与销售、技术与营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环境(西方商学院通常称该课程为“竞争与战略”)。

　　项目旨在为管理教育建立案例库，特别是用于MBA及EMBA课程的案例。项目还将让企业有机会以某种管理咨询的形式与教员开展合作，改善管理实践，并为教员提供更多实务经验。

　　时至2005年，已经开发出1000多个这样的中国案例，它们用于管理课堂教学与企业培训。这些案例已经广泛用来支持北京大学管理学院的MBA 课程、本科课程、EMBA 项目以及定制化的高层主管教育培训项目，对象包括海尔、诺基亚、IBM、三星、方正等企业 (请参阅例 1 ，了解该举措所产生案例方面的详细数据)。

　　从2006年中国的管理院校来看，案例教学法在清华应用得最为普遍。长年以来，清华从四种不同渠道收集案例：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的直接许可协议、(加拿大西安大略省)艾薇商学院(Ivy School)以及自身的开发努力。1999年，清华获得125万美元的资助，用于案例的编写与开发。但由于案例编写技术不高，加上缺乏奖励编写案例的机制(这正是起先设立该资助基金的原因)，到了2006年，这笔经费仅利用了三分之二。

　　为让教员充分接触案例教学法，中国的管理院校探索了几种途径，比如：艾薇学院的清华案例教学项目、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访问学者项目、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案例教学与编写研讨会、哈佛商学院学员中心式学习 (CPCL)项目座谈会。到2006年，清华的许多教员已经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过培训，并有30多名教员参加过一个或多个哈佛商学院高层主管教育项目，其中包括堪称王牌的长期项目，如针对高层主管的AMP通用管理课程。与欧洲、美国及澳大利亚顶级商学院的大量交流机会，强化了清华教员的案例教学技能。

　　哈佛商学院及其分支机构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的支持，或许是向中国的管理学院提供全球案例库最为系统、持续的行动。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首先推出“哈佛商学院案例精选集商务基础系列”英文版。随后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大社)在中国翻译、出版并发行了这套丛书。这是中国大多数商学院使用的首套案例丛书。当时，清华和中欧商学院都签署了许可协议，将单个哈佛商学院案例翻译成中文，用于本学院的教学。

　　国际性案例的另一个来源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该大学艾薇学院的亚洲管理学院从90年代中期开始便在中国内地、香港、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尼积极开展活动。在过去的10年中，学院共编写了300个针对亚洲的案例，其中154个案例跟中国有关。1996年，艾薇学院开始与清华合作，为来自中国56所大学的教员开设定期的案例教学与编写课程。这项活动为改善中国的案例教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同时在2000～2004年间， 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云南大学、中山大学岭南管理学院都派遣教员参加麻省理工学院国际访问学者培训项目，中国教员在学院中住宿并接受6个月的培训。项目期间，访问教员旁听课程，并与该学院的教员合作开发课程，以便在回到国内院校后使用。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期间，访问学者参加为期两天的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案例教学与编写研讨会。麻省理工学院还跟上述学院开展联合国际MBA(IMBA)项目方面的协作，以补充这个国际访问学者项目。每个学院的学员有一部分时间在麻省理工学院，一部分时间在中国的合作院校。在这些IMBA 项目中，教员大多来自于到访过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教师，以及在访问期间与之合作的美方教师。

　　PCMPCL 项目

　　2000年夏，哈佛商学院开始提供为期10天的校园项目，称为“学员中心式学习座谈会”(CPCL)，以训练拉美地区的商学院教员。到2006年，该项目已经培训了350多名教员。从2001年起，清华、北大与南京大学每年都派遣两名教员参加CPCL 项目。中国参加CPCL的教员在项目结束后，往往会决心在自己的学院中帮助实施学员中心式学习及案例教学。但是，尽管中国的CPCL 教员有这样的意图和努力，他们回国后都苦于缺少中国背景的案例教材，缺少动机强烈并能够在案例教学方面彼此协作支持的中国学者群体，也缺乏学院的支持(比如：提供编写案例所需的资源，认可“学员中心式学习”的教学与课程开发，提供适合案例讨论的教室)。

　　为应对这个局面，2004年6月在上海参加哈佛商学院全球校友会的中国教育部官员提出了案例教学中的上述问题，并询问哈佛商学院能否在某些方面帮助中国教员解决这些难题。鉴于中国的重要地位，并由于哈佛商学院坚持为其自身教员提供全球服务，到2005年初，准备就绪的哈佛商学院宣布推出新项目。该项目以CPCL的结构与经验为基础，但专门针对大中华区的需求。这个称为“案例式学员中心学习项目”(PCMPCL)的举措于当年春季启动，并在2005年8月及2006年1月两度在哈佛商学院校区向来自大中华区的70名教员讲授。(请参阅例 2，了解有关PCMPCL项目的内容)

　　PCMPCL 项目由两部分组成：先在哈佛商学院校区学习10天，3个月后在亚洲城市举办为期4天的后续项目，主题是编写案例。学员先返回各自的院校，花时间评定有多大需要与机会应用第一阶段学到的知识，然后在第二阶段集中起来，花费4天时间学习案例编写，并就开发案例式课程展开进一步讨论。第二阶段的学习不仅提供更多的培训，而且还让参加学习的教员有机会就课程开发与案例教学提出自己碰到的实际问题，并与哈佛商学院教员及中国其他管理院校同行一起讨论这些问题。2005年12月的第一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成功主办了针对2005年8月期学员的PCMPCL项目4天后续培训。4天的培训专门探讨案例编写与课程开发，而在波士顿举办的10天项目则侧重于学员中心式学习、案例教学及案例式课程的开发。

　　PCMPCL有意识地将其适用范围限定于中国的10所最佳商学院，以及香港、新加坡及台湾当地的若干优秀商学院。参加PCMPCL项目的前提条件是，每所商学院都必须推荐至少4名教员，参加两个年度PCMPCL项目中的一个。这使得参加项目的院校能够为毕业教员建立、培养案例教学团队。为帮助中国教师提供更好的课堂学习环境，该项目还请香港、新加坡及台湾的一流商学院每所院校为每项培训推荐4名教员。这些院校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最初的两个PCMPCL 项目共培训了大中华地区超过18所商学院的140多名教员。在中国内地、台湾及新加坡教育部的支持之下，该项目收获巨大，它让为数众多的骨干教员坚信并热爱学员中心式学习，并具备了实现这种学习方式的必要技能。并且，几乎所有参加项目的商学院院长都认识到，PCMPCL不仅仅是案例教学项目，而且是培养教师队伍的手段。有12位院长及副院长以普通学员身份参加了最近一期的PCMPCL项目，这充分见证了该项目的前景与声誉。

　　参加PCMPCL项目的中国教员通常会发现，自己对项目价值的评判历经了几个阶段。起初，他们承认自己对学员中心式学习能否广泛应用于中国的研究生工商教育心存疑虑。随后，哈佛商学院PCMPCL项目的经历让他们深有感触，继而认为：案例式教学与案例编写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在美国与哈佛历经了数十年的发展，而这个过程要在中国扎根，还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是，接触过一系列教学方式与案例编写方法后，他们开始相信，其中某些方式适合自身的技巧与能力，他们自己也可以逐步以类似方式开展教学。他们虽然担心得不到院校与同事的支持，但已经意识到学员中心式学习的效果非常棒，自己应当努力说服院校给予全力支持。

　　参加项目的教员将学员中心式学习看作训练学员的新颖方式。中国学员习惯于以教师为中心的学习方式，而不习惯积极参加课堂讨论。PCMPCL有助于让学员明确意识到，传统的学员训练方式(即以教为主的学习)，难以培养创新的专业管理才能。参加项目的教员最终认为：无论是身为教师的自己还是学员，都必须改变自己关于管理教育的传统思维。因此对大多数参加者来说，PCMPCL项目是一场洗心革面的经历：

　　● “我们现在才看到案例教学的真正面目。 我们的案例教学跟你们大不相同。我们现在能够认识到这些差别的重要意义，并大大提高自己的见识。”

　　● “我们使用的案例跟你们不一样。我们的案例大多像报纸上的报道。我们需要专门为学员中心式学习而设计的案例。”

　　● “哈佛商学院的教员非常重视教学。这真了不起。哈佛商学院的教员花大量时间备课，他们积极投入，精力充沛，力图让每堂课都成为学员的成功学习体验，这让我们感到吃惊 。”

　　● “我并不记得所学的一切，但项目结束时，有两件事情让我记忆深刻—— 第一是如何讲授案例，第二是真正有效的教师应当达到的标准。”

　　● “通过这10天的密集训练，我们开始深切地认识到，案例法教学不是以前想象的那样：‘只是在课堂中使用案例’，而是整个管理教育与管理实践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案例法教学不仅对教师和学员，而且对管理学院及学院的管理体制都提出了新要求。”

　　2004年8月，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参加了半天的项目活动，并与参与项目的中国教员会谈，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体验与需要。完成PCMPCL后，参加项目的各院校教员都向教育部提交了一份报告。绝大多数教员都称自己更深刻地领会了案例教学法，并提议更广泛地采用这种方法。

　　参加PCMPCL项目的许多教员都称自己认识到：案例教学不仅是教学法，而且是不同的教育与学习理念。运用案例不仅是为了提供信息，而且能训练决策力。案例教学法需要具备基础架构的支持，比如说：教员要在教研组中彼此协作，这不同于中国的传统做法。传统上，中国大学的大多数课程都是由教师自编自演。学员还认为，必须对案例教学法作适当调整。“哈佛的案例教学确实成功，代表了先进的教学理念，”某位学员解释说，“但我们不能照搬照抄。管理教育这个课题，跟管理实践、现实社会环境中的组织行为以及本国的文化与社会体制息息相关。为培养能够在实践中应用自己从中国的管理院校所学知识的人才，我们的管理教育必须跟中国的国情及管理实践相结合。”

　　编排案例教材

　　参加项目的许多院校还认为，除了观念上实现向学员中心式学习的重大转变，最要紧的是开发新教材：中国本土的案例。中国教育部也赞同，开发此类案例是学员中心式学习在中国成功的关键。由于通过哈佛商学院及其他渠道只能获得数量非常有限的中国案例，学员中心式学习在中国的推进程度，将取决于中国案例库的建造速度。有人提出一个想法，就是通过教育部建立顾问委员会，支持中国案例的开发。确实，教育部也有意牵头中国案例的开发工作，而不是让各家商学院自行其是。广泛采用案例教学，还将改变“重教不重学”的普遍态度，并将大大提高案例教学、案例编写及课程开发的水平。这些变革措施可以纳入教员业绩评定指标，从而使其制度化。

　　中国大量缺乏关于中国企业的高质量案例，为扭转这个状况，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与哈佛商学院教员协作，根据教育部规定的MBA必修与选修课制定10大类核心科目的教材，开发模块并选定最常使用的案例。结果是编写了10 册案例参考书，每册包含20～25个大开面印刷的案例以便于备课(定价颇为便宜，在人民币35～49元之间)。2005年秋，人大社同时以中英文出版了这套教材。到2006年初，PCMPCL毕业人员已采用了其中的几册教材(请参阅例3中列出的10个主题)。人大社还尽可能地向有兴趣的教员提供教学大纲。

　　与此同时，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和PCMPCL项目的赞助机构都明白，开发本土案例是训练中国教员开展学员中心式学习的关键，并为此提供了本土案例开发的奖励机制。没有本土案例，中国的管理院校便不能在案例教学中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为此，它们创立了“PCMPCL亚洲案例库”。通过它， PCMPCL项目的毕业人员能够开发案例与教学大纲，并将其提交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 ，由后者以中英文形式出版并全球发行。

　　中国商学院力争世界水平

　　2006年初，大多数管理教育观察人士都认为，如果不改善目前的教员能力、设施、教学方法及教学奖励机制，中国的管理院校必定无法长期立足。它们除了研究技能之外，还急需具备行业经验及学员中心式教学技巧的教员。案例编写、案例教学及案例式课程开发，均被视作实现“世界一流”管理教育的重要元素(请参阅边栏1)。若处理得当，这些要素便可以互补强化，产生持续改进的良性循环。譬如说，通过编写案例，教员能够拓宽自己的理解，了解企业营运。通过EMBA 项目的案例教学，教员能够学到更多的经营知识，因为中国的EMBA学员整体上代表了成功而富有经验的工商界人士。而通过学员中心式学习，学员能够得到更好的训练，让自己的教育变得更有价值和特色(请参阅边栏2，了解台湾大学在这方面的全方位努力)。

　　在许多方面，中国管理院校的发展类似于中国本身的发展。教员、大学行政官员及教育部日益达成共识：仅靠复制哈佛、斯坦福或其他模式，中国的管理院校做不到世界一流。要满足中国的管理需要，并建立起成为世界级管理院校所必须具备的声誉与技能，必须实施重大变革。要达到上述目标，关键之处在于大力改善教员的聘用、薪资、晋升与培养机制。所有这些变革，都必须着眼于让学员中心式学习与相关研究与出版相配合，服务于快速变动经营环境的实践。对中国来说，其中的机会与挑战并存，因为中国在谋求建立自身的平衡做法。确实，中国的管理教育需要走自身独特的道路：“中国之路”或“第三条道路”，从而建立起世界一流的院校、教员队伍、设施及课程。对西方老牌商学院来说，这条道路肯定也富有教益，因为它们也在不断改革自身，以适应企业与国家的需要。

    附文：中国需要PCMP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