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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 张军 | 经济学家在商学院当教授是很痛苦的,理应得到更高的薪水。说痛苦,是因为经济学向来是不被那些来商学院读书的管理者看好的。而有关管理战略的理论和经验却一直很是时髦。
我在商学院讲授管理经济学课程多年,体会深刻。所谓管理的战略,其实都是从一个个的案例中梳理出来的单个故事而已。离开了这些公司的经历和成功的经验,这些战略其实
并不在一般意义上成立。虽然管理学教授在不断地重复着这些故事,可是,为什么这些战略会出现在这些公司而不是别的公司中?这些战略为什么在这些公司中获得了成功?我们知道的其实并不多。
管理学家是用案例来回答管理者的问题的。这就意味着管理学家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普适的答案,他们有的只是成功和失败的案例。换句话说,他们拥有的是关于这些战略选择的“故事”而不是答案。如果说管理学家没有答案,经济学家就更没有答案了,但经济学家却有一个帮助回答这些问题的“理论”。这就是说,经济学试图让管理者明白,最好的决策是建立在决策者清楚地知道自己面临的约束条件的基础之上的,而决策最终是管理者自己拿主意的。
企业是企业家创办的。在大千世界里,一个企业家在创业时都有明确的追求。希望办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希望自己的企业在市场上具有什么样的形象,希望企业帮助自己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和价值,这些问题不仅是企业家创业的动机,而且它们本身要比那些管理战略的设计更重要、更根本。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那些虽经历百年,管理层更迭多代的公司还能拥有旺盛的生命力,不是因为它们一直在练习着管理战略课程的选择题,而是因为它们能始终保持着创业时期的个性和由创业者奠定的企业文化。这个道理朴素得很,但却不容易被我们发现。
其实不仅公司的成长如此,即使那些在欧美的古老大学,今天依然能经久不衰,成为“常青藤”,也是因为它们至今保留着诞生时的制度和文化。对于它们而言,管理层的最重要的管理职责和使命就是抵制任何试图改变自己的个性和历史、去迎合管理潮流和时尚的种种诱惑,所以它们与众不同。这不得不让我们认真地去思考。
作为经济学家,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管理战略会变成时尚的东西而被国人一再追求和模仿。这或许正解释了何以大多数企业成了过眼烟云。
中国现在的成功企业,包括海尔、联想、华为、中兴等,它们的成功模式大都可以从这些企业的创业者的个性和张瑞敏、柳传志这一代人的理想中找到“基因”。至于他们在战略决策上的差异,比如选择了什么样的股权结构、企业治理和扩张线路等,则离不开它们曾经面临的不同的约束条件。是这些约束条件的差异决定了在他们初创时期和扩张时期的战略模式和选择。有的企业与地方政府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从而也就享受着政府提供的待遇,在信贷、上市和渠道等方面具有足够的优势;有的在市场的夹缝中艰难创业,在资金获得和销售渠道等资源上有着先天的不足,造就了在竞争中求生存的本领。这是一个在中国很普遍但又很独特的环境。
市场上存在的企业在出身上有着不同的背景和身份,有着不同的待遇和渠道,也有着不同的“监护人”。在这样的差异环境下,你总是可以看见企业成功的不同模式。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样的环境意味着同类型、同行当的企业却面临完全不同的约束条件,战略选择和扩张线路的差异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在这里,个案能说明什么呢?恐怕更多还是说明它们面临的约束条件的不同。
不要以为战略决策是个深奥而根本的东西,重要的是企业家的个性和理想。有理想的企业家才会在决策中保持清醒。尽管成功的管理决策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出的,但管理者的战略决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基于常识和过去的经验来做出的。因此,事实上我们熟悉大多数的决策逻辑。经济学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实际上也就是在讲述常识。常识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们却常常在决策中忘记常识,被纷杂的表象和时髦的战略模式所干扰,模糊了自己的理想,看不到自己面临的各种约束。
在杂乱的信息环境中保持清醒头脑,抓住核心问题方是管理者做出最优决策的关键。因而,在我看来,管理者要在走进商学院之前想明白的是,商学院是一个需要为回归常识而支付高额费用的地方。
◎张 军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学系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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