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计划经济国家转换模式难在政府职能定位

　　

图为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教授许小年 图片来源：河南报业网

　　3月25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论坛”移师中原，在河南郑州大河锦江饭店举办一场名为“中国经济增长新模式与全球化新挑战”的论坛。以下为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教授许小年作主题为“新经济增长模式与制度建设”的演讲实录：

　　许小年：感谢河南日报朱总编，感谢光大银行郑州分行董建敏行长，感谢中欧商学院河南校友分会，谢谢各位对这次活动的支持，我们要特别感谢张副省长到会给我们讲话，这 是对中欧校友、学员以及教授非常大的鼓励。非常高兴今天能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就中国经济以及社会的一些问题，在这里做一些交流，我的题目是“两个模式的转变”第一个是增长模式的转变，第二个模式的转变,跟第一个有关系，但是又不尽相同，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模式的转变，这两个转变是连在一起的，最后谈一下要实现这两个转变需要做一些什么工作。

　　第一关于增长模式的转变，最近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以及领导人讲话都已经阐述的非常清楚了，我们

中国经济在2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实现了每年接近10%的增长，这是一个世界上少有的经济表现，很少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保持了如此高的增长速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看到，这27年的增长，增长模式非常单一，主要是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每年接近10%的经济增长中来自投资的贡献往往是占70%甚至80%，我们看一下统计数字就知道了经济增长是10%，而投资的增长近几年都是20%多以上，消费的增长每年是10%，再加上净出口方面的增长，所以我们增长模式是非常依赖于投资增长。这样的一个增长模式所带来的后果在不断地呈现出来，单纯地依靠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在过去的几年以及在今后的几年中间会逐渐地释放到市场中，我们已经看到过度投资所造成的过剩产能，在很多行业里影响已经开始发挥了。

　　国家发改委最近列举了十几个产能过剩的部门。在经济层面上来讲，从微观层面来看，过剩的产能使企业竞相降价，因为在产能的压力下，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有定价能力，这种竞相降价到宏观的层面上表现为通缩，所以我们最近经常看到的一个争论是中国经济道路是通胀还是通缩，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清晰，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危险不是通胀而是通缩，而这恰恰是因为在过去十几年间我们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来进行推动，而这样的投资形式、过剩生产能力是通缩。通缩挤压了企业的利润，因此通缩对企业的带来的负效应是不言而喻会带来银行资产的恶化。除此之外，过度依赖投资的增长，还使得我们在过去的几年中间，经济的结构朝着高耗能产业、高资源消耗产业方向发展。我们的能源利用率没有改善，反而是下降了。再一个后果是中型工业的发展造成了环境的恶化。所以这样的一个增长模式，是不可能持续的，受到各方面的制约，首先企业赢利水平的制约，受到银行资产质量的制约，受到能源供应的制约，受到环境的制约，这样的一个模式没有办法持续下去，所以中央及时提出要下决心转变增长模式。

　　关于过度依赖投资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我这里有一些数据，跟大家做一些讨论。关于过剩产能对物价造成的压力，中国经济重会通缩已经不是一个预测，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红线是重工业工业生产者的价格蓝线是轻工业的生产者价格指数，重工业指数虽然还在增长，但是已经从峰值到了今年一月份6%。而轻工业是有可能受到通缩影响的，他在一月份价格增长幅度变成了零，今年上半年非常有可能轻工业生产价格指数进入到通缩也近来负增长。所以通缩是摆在我们面前今年特别是对于工业行业对于制造业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就是因为过剩产能的压力下厂家没有定价的能力，价格在不断地下降，这张图上显示的是钢铁制品，钢铁制品进入通缩已经有几个月了，这条蓝线是钢铁行业价格指数的变动百分比，到今年二月份，整个行业的价格指数已经是负7%的增长，这是和去年二月相比。所以在价格下降的同时给企业的赢利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条红线是全国规模以上钢铁行业销售利润率，我们看到，他的销售利润率已经从2005年初期高峰6%、7%，逐渐地下降，尽管下降地幅度比较缓慢，到今年的时候，他的利润率已经到了5%以下，大概只有3%或者4%。所以这种依靠投资的增长模式产生了过剩产能是无法持续的。

　　关于能源利用效率我们做了一个数值方面的分析，中国每单位GDP耗电量，在90年代初以来一直是下降的，说明我们能源利用效率一直在提高，但是却在最近一次经济周期中出现了反转，自1999年以来单位GDP电力消耗开始上升，到2004年的时候更是大幅度地上升，表明宏观总体水平上能源消耗在恶化，对于一个缺乏能源的国家来说，这不是一个吉兆。

　　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现在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既然投资不能够保持高增长速度(10%、20%)，是不是应该去刺激消费，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维持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出路不在于刺激消费，因为在消费领域里，除了住房和汽车，消费具有相当大的刚性，在过去几年里消费增长一直是非常稳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数字，它一直是以10%的速度增长，所以在刺激消费方面除了汽车和住房两大项以外，没有什么上升的空间。因此，靠消费来维持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不现实的。

　　那么该如何维持中国经济高增长呢？一定要转换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把从数量型增长转换成依靠提高效率的增长，继续培育和扩大市场，特别是服务行业的市场，如金融地产、信息处理、研究等等，强调研究、强调自主开发与创新，只有把增长模式从外延的数量增长，转为内涵的以创新为基础的增长，中国经济从过去20多年中间所实现的高增长才能够持续下去，但是转换增长模式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年，为什么总是转换不过来呢？这个话题不光是我们在谈，在前苏联计划体系之下的时候也在谈这个话题，所谓外延式增长和内涵式集约式增长，这两个名词就是由苏联经济学所提出的。就说明了增长模式的转换，对于有着计划经济传统模式的国家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不困难我们就不会在这么长时间里反复谈这一问题。

　　对于有着计划经济传统的国家，转换模式之难，首先难在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政府的职能在经济中的定位，这一转换的实现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现在的数量增长，我们现在的GDP挂帅都和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有着非常大德影响力分不开的，对于政府来说是GDP、挂帅，永远是追求规模而不是效益，这是由政府本身的模式来决定的。我们经济当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国有经济，它也具有追求规模的倾向，而不是追求效益。因此要转换经济增长模式首先要改变政府的角色，充分定义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政府从市场中退出，把政府配置资源的作用转换为建设制度，维护制度。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制度建设的功能，主要有法律特别是产权的保护，我们现在提自主创新，政府部门拟定了非常宏伟的规划，但是实际上我们回顾一下历史，进行自主创新最有效的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这一点我曾经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学员的课堂上做过调查，中国的企业不做研发，中国企业研发占总收入比重在世界各国排名中最低，在世界上技术比较领先的公司经常是3%，5%甚至更高，我们的企业为什么不做研发呢？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学员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回答，有一位民营企业家告诉我，我今天做了研发，第二天仿制的产品到处都是，我的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卖不出价格，被水货、低价所压制住，因此我的投资没有办法收回来，所以我为什么要做研发，我用现有的产品赚一笔快钱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所观察到的例子，以及世界上的经验都表明，为了促进企业的研发，首先要加强产权地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使这些进行研发的企业，能够在市场上获得研发地回报，使得企业家能够有进行研发的积极性，这就涉及到知识产权的保护，法律的建设。

　　自主创新还需要教育，需要劳动者技能的提高，以及知识的更新，政府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功能还包括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因为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是有成本的，如果要把投资的速度降下来，要缩小传统工业的相对规模，要增加高科技行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在这样的一个转换过程中，依赖投资的重工业必然会造成一部分人的失业，这就需要政府建设好社会保障体系，来降低转型的个人成本。

　　政府从经济中退出，把他的资源配置功能转变为制度建设中这个转换的本身，政府的激励作用又在什么地方呢？所以这就涉及到最近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总提出的要推进政府体制的改革，如果政治改革不跟进的话，政府转换他的角色就缺乏激励，我们怎样转换模式仍然是停留在纸面上，无论你做多少宏伟的规划，无论你定下多么高的指标，基层没有办法加以配合，没有办法跟进。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转变，它的核心是政府职能的转变。第二个转变是公共政策制定模式的转变，这个问题的提出也是在最近宏观调控过程中提出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在最近的经济周期中，关于宏观调控引起了各方面的争议。我们大概看一下，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要不要进行宏观调控，分为了两种意见，再仔细加以分析，实际是由利益决定的。主张调控的我们看到包括国务院、央行和部分学者，不赞成调控的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政府、部分学界人士，证券公司、

房地产商。这样列出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国务院领导同志考虑到经济过热所带来的后果，所以对于经济过热保持着非常好的警觉，央行包括

银监会，担心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但是在另一端地方政府往往不赞成调控，希望本地经济得到更快地发展，至于银行出现坏帐，跟地方政府无关，最后由央行来埋单，券商、地产商，当然不希望紧缩政策，因为紧缩政策出台了以后对于他们所出的行业是有影响的。因此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间，争论已经不是关于经济形势的判断，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不同集团的利益。

　　调控措施出台之后，引起了各方面关于公平性的争论，政策部门用行政的手段来进行行业和企业的调控，结果是打压了民营企业，有人提出了为什么要调控，不仅是在民营企业和国营经济之间产生了公平性的问题，而且就是在国有企业占主导部门之间也产生了公平性的问题。到底要不要调煤价，电价是否跟着向上调，成品油的价格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图看到，原油的价格已经翻了一番，而成油的价格只上升了10%，造成了炼油厂的亏损，在这样的情况下，成品油价格是否要放开，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利益问题。

　　在原油比较丰富的公司和原油比较匮乏的公司之间就产生了非常大的矛盾，所以政府通过价格管制来进行宏观调控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有一些厂商从中获利，但是又有一些厂商利益受到了损失，所以这一次宏观调控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公平性的问题，它和社会上所讨论的公平性问题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到底如何来讨论公平性问题，到底如何来实现社会公平，都是我们以前所没有碰到的问题，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利益提是单一的由国家代表全社会进行资源的配置，但是经过经济改革我国社会中多元的利益主体已经形成，你已经没有办法忽视一些团体的利益，已经没有办法忽视民营企业，没有办法忽视弱势群体，强势群体，已经不可能再由国家代表全社会来制定一项政策，政策的制定过程，不可避免变成了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地位，如果在这个利益博弈中，政府作为超脱的制裁者出现，社会公平的问题仍然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所以在现在的利益协调的过程中，政府应该逐渐中立化，应该逐渐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变成了游戏规则的执行者，而游戏规则的本身只能由参与博弈的各方来进行协调的问题。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公平，公平的定义是什么？评价公平与否的标准是什么？实现公平的道路到底在哪里？这是改革深化之后，不可避免出现的问题。我们该如何来处理这些问题，就目前情况来看，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在充分尊重各方利益的基础之上，能不能找到一个利益协调机制，我们目前还在探索。

　　在利益多元体已经形成的今天，我们需要一个各方都能够充分表达自己利益的平台，第二还要有一个平衡达成妥协的程序。在这个平台上各个利益团体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诉求，但是诉求之后，在多元利益的格局下，大家都要学会妥协，不妥协就没有办法形成决议，没有办法形成政策。因此除了这样的一个平台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个各方都能够争取自己的利益，并且通过平衡和妥协，达成共识的程序。

　　第三还需要一个政策决策的程序，在利益各方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之后，经过妥协形成共识，最后转化为政策，政策形成的程序也是我们所需要的。最后政策制定出来了以后，需要有中立的司法体系来执行这些政策，正如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当前要尽快地推进政治改革。除了政治的改革以外还有立法和司法的改革。

　　为了实现这两个转换，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政府的远见，要站在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站在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高度上，要启动政治改革和司法改革，为实现这样两个转换创造条件，我们还需要知识分子的良知，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问题是以前我们未曾经历过的，知识分子在这些问题面前富有责任，他应该是独立于利益集团认真地研究问题，本着对学术、社会负责的立场，提出自己的方案，供决策者参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民众的理性，因为观念的现代化是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基础，我们一些陈旧的观念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改变。民众的理性还表现在我们都要遵守游戏规则，尊重游戏的结果。在利益多元体共存的社会中要和谐共处，社会要向前发展必须要有规则。而游戏的结果一旦产生了以后，每一个公民都要遵守，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还要特别尊重他人的权利。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尊重他人的权利，才可以说这强调研究、强调自主开发与创新，只有把增长模式从外延的数量增长，转为内涵的以创新为基础的增长，中国经济从过去20多年中间所实现的高增长才能够持续下去，但是转换增长模式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年，为什么总是转换不过来呢？这个话题不光是我们在谈，国际在前苏联计划体系之下的时候也在谈这个话题，所谓外延式增长和内涵式集约师增长，这两个名词就是由苏联经济学所提出的。就说明了增长模式的转换，对于有着计划经济传统模式的国家来一间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不困难我们就不会在这么长时间里反复谈这一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经过了20多年市场化经济改革，到今天我们在经济增长模式，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模式上，都面临着重大的转变，有很多新的问题，新的社会现象不断地产生，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要有创造力，特别是对于学者来讲要进行独立、认真的研究，来设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我们的经济增长会跨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社会的发展也会跨上一个新的台阶。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