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如何预防风险并把脉战略性贸易摩擦

　　早报记者 王立伟

　　一段时间以来，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王新奎和他的同事们异常忙碌。先是中欧纺织品贸易谈判，再是即将到来的WTO多哈议程香港部长级会议，中心担负起协助政府，为各类与WTO有关的事务提供政策和技术咨询的任务。

　　王新奎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外贸学院院长，这使得他既能从学者的角度来深入分析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目前的状况，又能从实践的角度提出解决方案。

　　“我们现在的贸易环境已经从一般性的贸易摩擦转变为战略性贸易摩擦。”王新奎坦言，对于战略性贸易摩擦的出现，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是准备不足的。

　　比较利益格局变化

　　东方早报：从您的实际经验来看，战略性贸易摩擦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王新奎：我认为成因在于，国际分工与贸易比较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新兴贸易大国的出现，其取得了在国际贸易中一个新的、特殊的或者说过去是被人家占据的贸易比较利益的优势。

　　此后，就产生了贸易大国之间的贸易利益的重新分配，以及各个贸易大国内部非常激烈的结构调整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

　　具体来看，就是我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把固有的、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充分地发挥了出来。在此情况下，就引起了国际分工与贸易比较利益格局的重大变化，带来了一系列的贸易摩擦，这种贸易摩擦是战略性的。

　　东方早报：事实上，跨国公司从中国的投资中获益匪浅，但在解决贸易摩擦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并没有发出太多的声音，为什么？

　　王新奎：的确，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众多，应该给予中国以支持。但是，美国有很多舆论认为，这些跨国公司只想赚钱，把就业岗位转移到海外去，在海外生产大量的廉价产品，冲击了本国市场，引起美国国内失业。工会的声音、濒临破产的企业的声音超出了这些跨国企业的声音。

　　预防风险先知特征

　　东方早报：那么从哪些特征上可以判断出我们所面临的是战略性贸易摩擦还是一般的贸易摩擦？

　　王新奎：第一，具有结构性，即双方都有一些产业将要被调整，而一般贸易摩擦是在比较优势基本平衡的基础上面，在微观层面运作上产生的贸易矛盾。

　　第二，战略性贸易摩擦有很强的针对性的，发生在传统的贸易大国和新兴的贸易大国之间的。现在，主要在中欧、中美之间。

　　第三，战略性贸易摩擦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带有全局性。往往是两个贸易大国之间的争斗会影响一大片国家。

　　第四，战略性贸易摩擦也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产业结构调整一定会导致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有很多人会利用这种贸易摩擦来做政治文章。

　　东方早报：您是否能谈谈战略性贸易摩擦的表现形式有哪些？

　　王新奎：贸易摩擦是有规律可循的，这是由政治与经济之间博弈的模型所决定的。我们研究了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经验，发现战略性贸易摩擦表现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贸易国家之间的贸易收支平衡的协调。战略性贸易摩擦的第一个表现的是新兴贸易国家的巨额贸易盈余，而不是传统贸易国家的巨额贸易赤字，于是，各主要贸易国之间要进行贸易收支平衡的协调，采取

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手段，本来这些手段是用来解决不公平贸易的。

　　但现在到了战略性贸易摩擦阶段，这些手段成了贸易保护手段，有些国家就摒弃了自由贸易原则，一味地追求贸易赤字的平衡。

　　战略性贸易摩擦的第二阶段，即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进行协调。现在，中国也有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货币升值也不能直接解决问题，因为货币升值后虽然可以提高该国产品的出口价格，从而影响到出口量。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进口所需的支出也随着货币的升值而降低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贸易大国之间的贸易利益冲突仍旧存在。

　　第三阶段涉及了经济运行体制的方面。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处于转型阶段，经济运行体制的调整十分复杂，协调与各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并不是我国在经济体制调整过程中考虑的唯一目标。比如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处理不好将会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大的影响。

　　双边协调解决摩擦挑战

　　东方早报：战略性摩擦是复杂的、系统的，对于中国来说，挑战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新奎：第一，从形成机理来看，我们现在面临的贸易摩擦的特殊性在于，这是全球历史上第一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略性贸易摩擦，过去这只是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的。

　　如果两个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发生战略性贸易摩擦，他们可以通过发展水平分工来化解。现在我们和发达国家之间是垂直分工的状况，不可能通过水平分工来解决问题。

　　第二，从其基本特征来看，两个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背景的大国之间的战略性贸易摩擦有着极强的政治性。

　　第三，从战略性贸易摩擦的表现形式来看，其形成期短，多层面协调同时发生。美日的贸易摩擦在25年中，先是贸易收支协调，再是汇率的协调，最后涉及经济制度。现在，我们和美国之间是同时进行这三者的协调，即多层面协调同时发生。

　　东方早报：面临如此多的挑战，您对如何解决战略性贸易摩擦有哪些看法

　　王新奎：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是无法解决战略性贸易摩擦问题的。原因在于，在此框架下解决的只是一般性贸易摩擦。从历史经验来看，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通过双边协调。

　　比如在最近的中欧和中美的

纺织品贸易摩擦中，我国就同意采取自我出口限制措施，这在WTO中被称为“灰色”区域对解决双边摩擦确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协调方式。

　　其实，我认为，在当今世界，是可以通过磋商、协调来解决这种矛盾的，只是这个过程相当漫长，而且充满了变数。

　　沪应调整结构

　　东方早报：上海如何在战略性贸易摩擦发生的情况下，进行经济调整？

　　王新奎：第一，要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凡是处在垂直分工参与国际竞争，遭受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就极大；相反，如果是通过水平分工去参与国际竞争的话，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相对就小一点。上海有这个条件，也有这个压力，要逐步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第二，要提升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产业结构要逐步向服务业转化。

　　总的来说，上海提升产业结构要注意，一是要尽量减少对社会成本无谓的增加，二是要看到产业成本增加是必然趋势，因此产业结构要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进行调整。

　　东方早报：如何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之下提升上海的竞争力，您有什么建议？

　　王新奎：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第一，上海经济目前还是以国内市场资源配置为主，但是，我们要逐步学会从国内资源配置到全球资源配置的转变。

　　第二，要逐步将政府指导企业逐步转化为政府服务企业。

　　第三，企业本身面临竞争观的巨大挑战，由毁灭性的竞争观转化为共存性的竞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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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新奎先生是在上海发展沙龙上接受记者此次采访的，上海发展沙龙是由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建立于1993年，属于公募基金会，以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事业为宗旨；以募集、运作资金，研究、交流、资助、奖励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为业务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