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品牌进行曲(2)

　　产业报国

　　张瑞敏说：“和跨国资本较量，就算死，海尔也要死到最后一个。”而TCL的李东生则说：“与外国兵团较量，TCL集团公司要做产业报国的‘敢死队’，我李东生就是‘敢死队长’。”一场民族品牌在产业报国的旗帜下开始了大突围。

　　1994年4月，一则新闻稿曾让很多人唏嘘不已：一度被摆上人民大会堂国宴席的重庆天府可乐被百事可乐正式收编。至此，中国8家碳酸饮料公司，除了上海正广和之外，其他7家均被“两乐”收入囊中，媒体耸动而煽情地称为：“两乐水淹七军”。

　　这个现象使得人们对本土品牌的命运产生担忧，同时也激发出很大的民族热情，本土企业以价格战的方式发动了前所未见的空前商战。

　　迈入十周年的联想，就是在这样内外交困的氛围中奋然崛起的。

　　在1989年前后，国产微机在全国市场上占有率为67%，而随后国际电脑品牌商大肆地冲击市场，到1993年国产微机市场份额猛降到了22%，几乎溃不成军。当时中关村里几乎所有的知名电脑公司都放弃了最艰难的自主品牌经营，退回去做跨国品牌的代理——长城代理IBM，方正做DEC，四通做康柏，而业界风头最劲的史玉柱则已经宣布转战保健品。

　　就是在突围上，联想公司的两大灵魂人物，柳传志和倪光南发生了致命的分歧——这场“市场派”与“技术派”的决斗，直至1995年6月30日，以倪光南被免职才分出胜负。

　　随后，柳传志决心在自主品牌的打造上孤注一掷，他对出任联想电脑事业部总经理的杨元庆说：“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实际上已充当了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旗手。至少也要拼命赌上一把，就算牺牲了，也要慷慨就义。”

　　话说得如此激越，实际工作却很务实。柳传志的第一个举措是谋求政府采购的支持，此后联想在很多政府采购招标中，屡屡挫败跨国公司而得手。在公众舆论上，柳传志更是营造振兴民族品牌的强大氛围，在全国300多个城市推广家庭电脑和联想产品。在产品制造上，他则死命杨元庆“必须把成本降下一半”。杨元庆团队居然做到了，他们推出的“中国第一款经济型电脑”在同等性能的前提下，比跨国品牌便宜40%~50%，把每台机器的组装成本由150元降到38元！

　　凭借着惊人的廉价优势及民族品牌热浪的助推，联想经济型电脑席卷全国。到7月，在个人电脑销售的前10大公司排名中，联想名列第五，是唯一入榜的民族品牌。中关村里的那些国产品牌公司如梦初醒，重树品牌大旗。到1995年底，排名前两位的是联想、长城，第三名才是IBM，前十位里国产品牌占到了6个。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几乎所有知名的企业家都选择了柳式道路。

　　在彩电行业，倪润峰提出长虹的使命是“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高喊“用我们品牌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他再度施展价格杀手的本色。1996年3月26日，长虹宣布，所有品种彩电在全国61个大中城市的150家大型商场中一律大幅度让利销售，让利幅度从18%～30%。一个月后，长虹的全国销量就翻了一番，到年底，市场占有率从22%猛增到35%，超过所有国际品牌，史无前例地成为中国彩电市场的销售冠军。到1996年底，在全国彩电市场上，长虹、康佳、TCL、熊猫等国产品牌已占到71.1%的市场份额，“洋强国弱”的格局被全面打破。

　　1995年，产业报国也通过一种特别的方式，延伸到了美国纽约曼哈顿最繁华、也是最具有商业标志意义的时代广场。

　　5月1日，在时代广场可口可乐、索尼、丰田等国际品牌的旁边，竖起了第一块中国公司的广告牌——“999三九药业”，时任三九集团总经理的赵新先站在广告牌下接受数十家中国以及美国媒体的采访。第二天的《纽约时报》说：“时代广场由此出现了一种新的广告语言——中文。”在后来的几年里，它成为中国公司进入全球化的一道风景线。为了这块广告牌，三九每月需支付12万美元，一直到2003年5月，三九集团爆发财务危机为止。

　　500强梦想

　　国内市场的繁荣及新兴企业的集体胜利，让中国的企业家们第一次信心爆棚。他们突然发现，原来世界并非想象中的那么遥远，那些不可一世的跨国公司似乎并非不可追赶。于是，进入“世界500强”在这一年成了企业家共同的梦想。

　　“标王”秦池所散发出来的无比冲动、甚至带有梦幻色彩的激进气质，一直弥漫在1995年到1997年春季之间的中国商业界。它符合当时人们对商业的所有想象：奇迹是可以瞬间诞生的，罗马是可以一日建成的，胆大可以包天，想到就能做到。

　　秦池在其后的表演似乎也印证了这些“中国式道理”：在夺得“标王”后，秦池知名度一夜暴涨，迅速成为中国最畅销的白酒，1996年实现销售收入9.8亿元，利税2.2亿元，比中标前整整增长了5倍以上。

　　1996年11月8日，央视广告招标会开场，秦池酒厂再次以让人瞠目结舌的3.212118亿元蝉联成为“标王”。有记者问：“秦池的这个投标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秦池老板姬长孔豪爽地回答：“我也没怎么算，这就是我的手机号码。”

　　这是一些让人难忘的“创世纪”式的场景，所有的人都竭尽全力地飞奔，蓝图被一次次地放大。

　　在保健品领域，三株公司的目标是：1999年争取达到900亿元的销售额。

　　在百货业，河南亚细亚商场是当时最炙手可热的标杆企业，它的规划是：2000年前，在全国开设1000家连锁商场，达到年销售额500亿元，排名全国商界第一。还要在北京或上海建造亚细亚摩天大厦，至少120层，象征亚细亚这样一个历史丰碑。

　　没有人对这样的目标表示怀疑，这似乎是一个靠狂想就能达成理想的年代。

　　“世界500强”是美国《财富》杂志的一个排行榜。1995年底，张瑞敏第一次明确提出，海尔要在2006年进入“世界500强”排名，它当时的销售额是“世界500强”入围标准的1／18。在随后的半年内，至少有近30家左右的公司提出了自己进入“世界500强”的时间表。

　　“世界500强”排行榜就像工商界的奥运会，深深地植入中国企业家的“集体无意识”之中。

　　不光是企业家，中央政府和学术界也迫切地扶持大企业，希望把它们尽快地送进“世界500强”。张维迎曾评论说：“中国是唯一把进入500强作为政府方针的国家。”秋天，国家经贸委宣布，未来几年将重点扶植宝钢、海尔、江南造船等6家公司，力争使它们在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之后，各省各部委应声而动，纷纷提出了所在领域里的扶持名单。

　　国家的扶持政策，仿效的目标是日韩财团模式，而具体的榜样就是当时全亚洲成长速度最快的韩国大宇集团——它全面涉足汽车、造船、电视、航空配件、光缆通讯等多个重大领域，在110个国家雇佣了32万人。它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在政府全力扶持下、通过实业与金融“混业经营”的模式快速壮大的路径。

　　进入“世界500强”的迫切憧憬以及对“大宇模式”的仿效，把前些年已经方兴未艾的多元化热浪推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三九集团的赵新先是最早嗅出商机的企业家之一。他对部下们说：“社会上有这么多资产闲置，是三九下山摘桃子的大好机会，千万不能错过，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从1996年到2001年，三九出手并购了140多家地方企业，平均每个月购并2家，迅速扩张成全国最大的中医药企业，总资产猛增到186亿元，所属企业遍及除西藏、台湾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形成了医药、汽车、食品、制酒、旅游饭店、商业、农业和房地产八大行业，其旗下甚至包括一家华南地区最大的夜总会。扩张之初，企业的负债率为19%，到1998年时，负债率已经高达80%。

　　这一年，在很多人看来，“中国世纪”的脚步声真的已经倾耳可闻了，受乐观景气的影响，上海的股市从年初的537点上涨到了11月的1200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