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波而已 并非危机

　　中国人黄靖于1983年获得复旦大学中外关系史硕士学位后，赴哈佛大学深造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此后定居美国，现任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全球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国际及战略研究中国基金会顾问。中国出身的背景，以及长期在美国生活与工作的经历，让他对中国社会的变化以及美国社会的特点都有深刻认识。

　　而美国人RobertA.Kapp在耶鲁大学攻读的是中国现代历史，并取得了此专业的博士学位。1994年到2004年，在担任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长达10年多的时间里，柯白(这是他为自己取的中文名)通过大量的国会听证、发表文章等，为积极探讨中国问题，促进中美互相了解及中美关系稳定互惠做出了卓越的成绩，获得了两国的广泛认可。

　　上周，本报特别专访了这两位横跨中美、对两国都有充分了解与深刻理解的中美人士，就目前这一场全球瞩目的“中国制造”危机事件，提供他们的分析与建议。

　　黄靖(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个经济问题，但是一经媒体报道，再经过别有用心的炒作，问题就很容易政治化，很容易成为外界攻击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把柄。

周恩来说过，“外交无小事”，因此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当，就很可能升级为政治问题，面对外界的人身攻击，中国应该采取开门政策，虚怀若谷地接纳意见。

　　但在我的周围(美国华盛顿)，确实能感受到大家对中国制造看法的转变。美国的一些超市销售的鱼、虾之类的产品，现在都已经注明“中国产”、“泰国产”。但是还没有达到“危机”的程度。

　　

食品安全本身在美国就有很高的关注度，再加上媒体的炒作，还有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很容易就能把相当一部分人的情绪调动起来，这些人包括：对中美关系有意见的人、关注污染废弃物的环保主义者、反对全球化的人以及对华有敌意的人。这种思潮就使事件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产生危机，但是目前还没有上升为危机。

　　至于说，中国制造的安全问题是不是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我不认同这样的说法。确实有政客、媒体在推动国家改革、推动这种情绪，但这种“推动”并不代表真有这样的政策。

　　中国制造“价廉”的声誉确实已经广为人知，但是不是“物美”呢？还有待考验。一般都认为价格低了，质量肯定也不怎么样，而就在中国“物是否美”正经受考验的时候，出现了(食品和药品)安全这样的问题。我认为这并非偶然，而是必然。

　　其实，美国之前也没有健全的食品检测机制，但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芝加哥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美国的食品弊案，受这件事的影响，美国才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检验机制。所以中国出现这样的问题也是必然的，只是它的势头之大是我们料之不及的。

　　首先，中国的衣物及针织等轻工业产品的管理还处在社会主义经济阶段，在社会主义经济下，产品的品质不太容易出现问题，但是中国正在朝市场经济飞奔，国家对市场的监管出现了“管理断节”，制度没有办法适应市场。

　　其次，食品生产的过程，利润总是第一位的，而质量永远要靠监督和强制措施来保证。因为人都是有原罪的，能少做则不多做，结果是“劣币淘良币”，而消费者对这一类产品的质量也能有所容忍。这类产品出现问题的几率也小，但是一旦出现问题，它带来的震撼是非常大的。

　　出现这种问题，往往不在于你做什么，而在于你怎么做，方式很重要。就像下围棋，下子的次序很重要，就像洗脸，别人说你脸上有灰，你不能立刻就否认，说自己脸上没灰，而是应该先让他指出灰在哪里，然后去照镜子，有则洗之，洗完之后再让他看洗得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洗干净了。

　　因此，我想这件事对中国有3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一定要改革、改良制度，考虑如何保护好的商人，惩罚坏的商人。这并不是说法律有问题，而是说执法有问题，有时候执法不严，有时候有法不依，有时候政出多门，有时候又矫枉过正。

　　我认为让媒体和消费者去评价，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然后政府以此为依据来执行法律。

　　第二，处理此类事件，有两点很重要：一是不能批评批评者。当有人批评你的时候，你不能有先反击再合作的心态，而是应该先合作再反击，否则很容易使危机升级、对立升级；二是不能实行关门政策，不应该幻想先关起门来检测自己的错误，在开放的市场中，门是关不住的，应该实行开门政策，先做出听取意见的态度，才能获得更多的支持。

　　第三，在面临外部抨击的时候，中国内部首先应该形成统一的步调。对中国制造的担忧，乐观跟悲观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我个人倾向于乐观。因为，首先中国政府已经表示要“高度重视”，只要政府高度重视，那肯定就有实质的措施；其次，社会对这个问题也高度重视，而且政府已经在采取措施。

　　柯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前主席)：

　　我想中国朋友们应该避免责怪媒体，认定近来这些骚动是由国外媒体挑起来的，他们为了追求利益，乐此不疲地散布“中国制造”恐惧论。虽然在互联网上有大量关于中国商品不安全的歇斯底里的评论，但那些过激的留言根本微不足道。真正的问题事实上确实出现了，而且必须通过中国及其贸易伙伴共同合作，面对现实才能解决。

　　导致最近这场风波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好多宠物狗和猫由于食用中国制造的宠物粮而死去了，这些宠物食品被指含有“不可接受”成分。在美国、欧洲和其它国家，宠物都受到他的主人如亲人一般的极度珍惜和爱护，如果这些宠物粮原产于美国，或者是进口于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全美家庭宠物突然间相继生病和死亡的事件，同样会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

　　所以，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并不是野心勃勃的媒体的“凭空捏造”。

　　但同时，我也不认为目前整个“中国制造”面临危机。我和我的妻子最近买了一台贴有美国某著名品牌的电脑和打印机，它们的产地都是中国。我们，以及其它消费者，信赖美国名牌和专利产品的高品质和高价值 (但不会在乎产地是哪里)，因为美国企业能够确保这些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制造”的贴牌商品毫无纰漏。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很少会有美国人因商品的产地是中国，而拒绝购买。

　　至于保护主义，我相信这在每个国家都存在，美国确实也有一些人对中国商品高唱贸易保护主义论调。但我想，如果中国朋友们将当前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安全问题的关注，仅仅归结于贸易保护主义作祟，那就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我认为国际媒体不会对“中国制造”的品质问题一直纠缠不清，除非再度出现中国商品损害美国消费者健康和安全利益的新案例。若非如此，我预计近来的这场“中国制造”风波很快便会平息下去。

　　事实上，即便此后“中国制造”不合格出口商品的比例减少，以目前中国每年向美国高速递增的出口比，几乎可以肯定会导致美国监管部门将“中国制造”拒之门外的案例愈来愈多。原因有二：一是(即便如此)美国市场上中国商品的绝对数量还是会持续上升，二是紧随今年中国出口商品品质风波，美国政府极有可能加强对危及本国消费者健康和安全可疑商品的监查力度。

　　因此，我认为中国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利用现在的质量监控程序保证中国制品的具有最高且一致的质量水准，而不管这些产品是用于国内销售还是出口；第二个挑战则更为艰难，那就是减少或消除社会上的弱肉强食的行为模式，这些行为表现为

供应链条上某些方面的欺诈(有时与腐败的官员相互勾结)，给最终购买或消费该产品的人造成经济损失、人身伤害甚至死亡。

　　我们看到，温家宝总理以及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代表人物，都已表示从中吸取教训。但提高中国产品品质和安全的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有一定的难度，也需要时间。贪婪的商人为了追求最高商业利益不惜欺骗他人的情况，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都是有深刻社会根源的。

　　因此摆在中国面前的担子可不轻，但我相信中国能够胜任。因此总的说来我是乐观派。

　　我还想再次重申，较之于国外，中国制造的品质问题在中国国内可能更为严峻，归根到底中国消费者自己才是劣质产品、盗版以及伪造的长期受害者。中国制造存在的品质问题对中国消费者利益的损害远大于其对国外消费者的损害，最终的结果将是，今天在国际上上演的“中国制造”品质问题的风波，仅仅只是中国政府解决这一影响其国计民生的严重问题过程中的一段前奏。

　　(本报记者 文钊、安士莲采访)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