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不喜欢宪政与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放下手上的工作，去加入到某种大合唱之中。

　　近日，柳传志先生被带进小小的风波之中，原因是他在一次小范围内的讲话，引起了其他人的批评。柳先生的大意是，企业家就应该专心致志把企业做好，不要跳出来说一些宏大的政治命题，所谓在商言商，企业家要守住自己的本分。不然，一旦企业因为企业家的言论惹上麻烦，辛辛苦苦打造出来的大好企业，也会面临危险。

　　柳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在现场，事实上，当时的主要活动，是我和柳先生长达3小时的访谈。访谈之前，正和岛的贾林男上前去和柳先生交流，贾先生提出的问题，正是一些宏大叙事的问题，所以柳传志先生就说了他自己内心的想法。而当我结束和柳先生的对话，我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在政治家、思想家和企业家之间，如果选择的话，您认为自己更愿意是哪一类？柳传志加大了声量说，毫无疑问，我是完完全全的，坚定的企业家。

　　人们的指责就此开始！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指责由来已久，并不新鲜。多年以来，中国人陷入了一种与不确定性的制度有关的普遍的焦虑之中，人们希望所有人都行动起来，去改进这个制度。这种情绪积累太久，以至于成为一种姿态，成为一个时代的共同叙事。仿佛不在街头对着僵化的制度振臂一呼，就是有罪的人。

　　这是一种大众性的指责，一种泛政治化的审判。

　　我必须要说出我的观点，我不同意对企业家的这种指责。企业家的天职是赚钱。企业家赚钱的过程，既是推动市场自由交换的过程，也是创新的过程；既是纳税的过程，也是解决就业的过程。这是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里非常稀缺的一种专业化的企业家精神，如同农民把土地种好，作家把文章写好一样。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的观点非常清晰，在中国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双向流变中，或许柳传志先生才是第一代真正具有天职意识和专业精神的企业家。

　　遗憾的是，包括一些看上去有一点经济学训练的人，也不能理解柳传志先生的姿态，他们信手拈来的批评言辞，是柳先生不关心国家的命运，是活在财富的陷阱里，成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

　　这样的批评可谓贻笑大方，在经济学的理论秩序之中，企业家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成熟的理论。奥地利经济学派发展出了一套严格的分析框架，伟大的熊彼特更是将创新这样巨大的市场改进方法，与企业家的力量完全整合在一起。没有企业家，就没有创新，这样的学术命题不仅在市场的层面让人类豁然开朗，也让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得到了深度的展开。

　　如此，我要沿着这样的命题反复陈述，当我说出这样的话，我不过是重复一点常识。中国人习惯宏大叙事，家国情怀，结果就是，不仅背离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理论秩序，而且导致中国人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专业精神，企业家不像企业家，工程师不像工程师，学者不像学者，政治家不像政治家，每个人都被一种宏大叙事裹挟，看上去家国情怀，但事实上却是在挥手之间，被一种肤浅的激情埋葬。

　　必须要警惕中国企业家的宏大叙事，因为这不仅破坏企业家的专业精神，还会破坏我们刚刚有限展开的市场秩序。

　　我所了解的企业家宏大叙事，是一串历史。

　　比如人们熟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很多企业家就是以天下为己任，葬送了自己的企业建设和市场改进。比如著名的晚清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把一个纯粹的企业技术的学习与改进，置换成大国崛起的宏大目标，结果就是企业家灰飞烟灭，国家也一蹶不振。

　　比如郑观应高喊出来的“商战”，事实上是借用战争思维，革命思维来理解企业家的市场行为。企业家的生产与交换，事实上是一种竞争，竞争是市场改进的过程，是创新的过程，是多种市场元素按照市场的自发秩序寻找发展可能性的过程。竞争带来繁荣，战争带来毁灭。

　　中国人多年以来积累了太多的民族主义悲情，以至于在面对市场竞争的时候，不自觉地沿用了一种野蛮、粗鄙的战争思维方式。

　　人们还记得著名的口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由毛泽东写成标语，贴在这个国家的墙上。这是一句看上去正确的话，但在市场经济秩序的维度上，却是典型的宏大叙事，鼠目寸光。其内在的逻辑，是用民族主义的情绪阻止了市场的自由交换，阻止中国人向现代化学习的可能。还有“产业报国”这样的口号，很多企业家都将这句话挂在嘴巴上，仿佛不这么喊，就不是一个爱国者[微博]。但是真正的企业家，他唯一的使命，只能是让消费者满意。

　　如今新一轮的宏大叙事又来了，这就是比过去所有宏大叙事看上去更美的“民主宪政”。正是在这里，人们展开了对柳传志先生的攻击。

　　上个世纪80年代，学者李泽厚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分析范式，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高于常识的普及，高于价值观的构建，高于一个好小说家的埋头写作，高于一名诗人的抽象的歌唱，当然，也高于一名企业家对市场的深度开掘。必须要说出一个历史的事实，正是这种无所不在的宏大叙事，导致我们每个人和这个糟糕的体制一起沉沦，一起毁灭。

　　这不是一个必然的宿命，更不是每个人必须的选择。我看到在最疯狂的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在继续扩展自己的企业版图，在最压抑的体制下，康德写出了事关人类理性秩序的伟大著作《判断力批判》，而我们熟悉的苏联，在最黑暗的年代，帕斯捷尔纳克写出了《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写出了《古拉格群岛》，诗人阿赫玛托娃用背诵的方式将诗歌存放在脑海里，直到有一天人们将这些伟大的诗篇印刷在纸上。

　　扪心自问，我们在苦难之中挣扎多年，我们留下了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每个人都从事观念上的批评与谩骂工作，为什么不允许有人埋头做好他自己的事情？企业家的理想，就是企业。拼命挣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这是清教徒的企业观念和财富观念。我既反对柳传志这一代人身上挥之不去的民族主义观念，也反对某些自由主义者绑架企业家精神。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是胡适的意思。

　　没有人不喜欢宪政与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放下手上的工作，去加入到某种大合唱之中。学者做好学问，律师打好官司，牧师侍奉好上帝，企业家管好企业，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面对糟糕的体制，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最大的民主，不合作才是最大的反抗。宪政秩序是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不是一个事先的制度设计。没有市场的自由拓展，没有企业家推动的产权意识和自由交换，人们在街头鼓噪出来的民主，人们在口号里设计出来的民主，大概就等于文革。人们对此必须要警惕。

　　因此，关于柳传志先生，关于这一代渐渐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我的观点如此清晰：企业家是承担市场风险的一群人，他们要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非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企业家行为的主要特征是妥协。在任何时代，妥协都是一种高贵的方法。只有流氓无产者才杀人越货。

　　至于我们这些读书人，应该去批评制度的不确定性，而不是攻击企业家。30多年来，如果仔细分析历史的演化，人们会惊讶地发现一个事实，或许这个国家最大的变化，是企业家的出现。如果去掉企业家的元素，或许今天的中国社会和30多年前区别不大，如果中国没有企业家在技术和市场上的不断改进，或许我们连在这里上网聊天的机会都没有。

　　是的，这就是我的观点：一名企业家，一名具有产权改革的思想与行动、敢于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里放开身段去竞争的企业家，他已经具有实实在在的民主宪政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