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郜若素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以及新兴经济体随之而来的崛起，让气候变暖的时间表大大提前。现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合作的难点在于，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经济还依然受到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对应对气候变化将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金融危机与气候变化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初，我曾经指出，伴随金融危机而来的大衰退，将在三个方面严重影响气候变化全球行动的前景：

　　首先，它暂时放缓了排放量的增长。

　　其次，它降低了引入低排放技术和产品进行投资的机会成本。

　　最后，相关国家本来就阻力重重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可能会失去有利的政治语境。

　　事实证明，这种判断是经得起推敲的。

　　一个又一个经济体，在遭受了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排放量出现明显降低。据统计，金融危机爆发后才1年的时间，美国的矿物燃料和水泥下降了3.3%，欧盟下降了1.5%。全球碳排放的总量增速，相对于前几年，一度甚至降低到只有一半的水平。

　　从经济的角度，衰退后的复苏是进行结构调整的好时机。

　　这时，对于新生产能力的投资会变得相对便宜，低排放的产品、服务和工序，都获得了发展的机会。欧盟、中国和美国都不同程度地把新能源技术、低碳产业作为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这些国家和地区，具有新能源、低碳主题的工业项目，获得了大量的财政补贴和商业资金。

　　不过，相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增加，为了恢复经济的活力，有些国家也加大了能耗更高、对气候变化影响更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类似的努力，使得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放缓。而且，鉴于各国对新能源经济和低碳产业的投资，产生的经济拉动作用正在受到普遍的质疑，制造业正在重新备受青睐，最近一两年美国有关“制造业回归”的努力便是鲜明的例子。

　　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气候变化的重视程度，以及气候变化在全球政治议题中的重要地位，逐渐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

　　那些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受到影响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在试图影响本国政策，强调自身对于本国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这可能导致强有力的气候变化政策难以根据原有的安排推出，全球气候变化合作也会停滞不前。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合作面临的现实就是如此。《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后就完成了使命，各国并没有就形成推动全球气候变得有效框架达成共识。个别国家推行有效减缓排放的政策，国际社会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更低，难度更大。这取决于，缓和性碳减排机制，也就是把经济增长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有效统一在一起的全球行动机制能否形成。

　　合作前景阻力重重

　　全球排放量尽管稳定下来，甚至出现过暂时的轻微下降，但它仍保持在很高的水平，大气中的浓度继续提高。

　　全球经济增长或者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停滞、放缓，最多只不过会让预计中的不可承受碳排放水平推迟几年到来。所以，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不应该淡出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体系。

　　否则，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强劲增长将使得碳排放量的增速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衰退带来的短暂排放增速停滞，有可能被证明为，仅仅是将预计2030年达到高位水平的全球气候危机推迟几年到来。可供采取有效行动、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的时间仍然紧张，相应地，如何保证全球经济能够在不发生导致人类处于危险境地的气候变化的情况下继续前进，让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两难选择。

　　在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煤炭资源都较为丰富，也是当地廉价的能源来源。众所周知，煤炭在各主要能源来源类型中，排放强度最高。这些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着，不出意外，经济活动只能更加频繁，而经济活动的任何增加，都意味着，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使用更多。所以，可以预见，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上升和增长，会如本世纪早期体现的那样，继续集中在大的发展中国家。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能够在一个可控的、正确的轨道上前进，这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

　　气候变化政策是一种全球公共物品，一个国家，即便不参与全球减缓排放的行动也能从中获益。

　　但是，它的搭便车行为会削弱其他国家减缓排放的努力。解决搭便车问题的唯一方案是达成协议，即各国就减少合理数量的排放形成一致意见，并且保证在其他国家采取相应行动的情况下履行自己的承诺。

　　不过，什么是一个国家对于减少危险的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的适当贡献，不同的主权政府显然有不同的认识。找到一个方法来确定所有国家，尤其是大国都能接受的碳减排分配方案，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甚至可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文明的未来就有可能危如累卵。

　　(作者系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能源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