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海指出，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企业的重整如果没有政府介入根本难以进行，但地方政府即使介入公司重整，也应恪守持续严谨、内容合法的基本要求

　　文 本刊记者 马丽

　　作为内地首家香港主板上市的民营企业，浙江玻璃的重整工作并无先例可循，最高院鼓励当地政府创新的态度正是对此的说明。浙江玻璃的复杂性在于其受制于香港、内地两地上市法律法规制约，同时浙江玻璃资产又涉及浙江、青海两省四地。浙江玻璃能否成功关系着投资者、公众股东、债权人以及数千名职工的切身利益，还有内地上市企业的形象。重整成功自然皆大欢喜，一旦失败满盘皆输。如何才能争取浙江玻璃通过重整获得新生？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就此接受本刊专访。

　　尽管绍兴市中级法院刚刚裁定受理浙江玻璃重整一案，但前期筹备工作已经进行了两年，且主要由政府来主导。有人质疑，政府在重整中干涉过多，企业重整工作本应更主要依靠程序更加透明的司法程序，理论上来看是这样，但刘俊海指出，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企业的重整如果没有政府介入根本难以进行。

　　当然，刘俊海反对地方政府滥用权力干预公司正当治理，也反对地方政府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传统思维，损害公司债权人和利益相关者利益。他指出，对于地方政府介入公司重整问题应当充分尊重法治的权威，尽量尊重债权人、职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地方政府即使介入公司重整也应恪守持续严谨、内容合法的基本要求。

　　“重整成功的关键是妥协，妥协是人生最大的智慧，也是重整成功的智慧。”刘俊海认为，为了重整的成功，债权人要妥协，接受债务延期的现实；投资人也要做好股权被稀释、权利受限的准备；地方政府要拿出诚意，为企业重整提供优惠政策；公众投资人要放弃对分红的期待。

　　因为在香港上市，浙江玻璃要遵守香港证券法、信息披露的规定，这对内地来说还比较陌生。所以处理浙江玻璃的管理人会感到困惑，“但是即使没有先例可循也不意味着工作无法开展，改革开放也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工作。”刘俊海指出，在浙江玻璃重整中，有几个原则要把握：一是因为牵涉方方面面利益，法院在推进重整工作中要谨慎操作，遵守香港、内地两地相关法律法规；二是协商谈判以弥合两地法律不对称，让每个相关者都能各得其所，多赢共享，和谐相处；三是听取投资者、债权人两类人的声音，该透明的一定要透明。

　　2012年6月28日是绍兴中级法院受理浙江玻璃重整案的时间，根据破产法的有关规定，浙江玻璃能否成功最多9个月后就会见分晓，一旦重整失败，必是多输结局：劳动者失去工作，投资者失去公司，债权人失去债权，地方政府失去纳税大户。因此刘俊海指出，对于浙江玻璃这样特大型企业，一定要努力避免失败，“只要有万分之一重整成功的希望，就要做万分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