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全国人大代表专门就“禁食鱼翅”向两会提案?三年意味着什么?公众对此事件为何如此敏感和关注?
文│本刊记者 袁建胜
即使在炎热的夏日里,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亚区总干事长张醒生(微博)已经习惯于不开空调了。协会的驻地在北京闹市边一个宁静的院子里—一栋三层小楼。张醒生的办公室在小楼的西南角,小小的一间,北面墙上的旧空调颜色发暗,无法辨清商标。他总是朝东坐在办公桌前,背后有一个大大的窗户,窗户外是一片草坪,一到下午,热辣的夕阳一定会照在他的背上。还好,这个7月初的北京缠绵多雨,连日不见阳光,虽然不免潮湿闷热,却也丝毫不影响人们坐在清凉的办公室里,在微博上发些议论,这一次的话题是:“禁食鱼翅”。
6月29日,张醒生不无兴奋地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重大消息”:“国务院机关已正式发函(国管函(2012)21号)给丁立国(全国人大代表、德龙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编者注),对他联合30多位人大代表提出《要求制定禁止公务消费鱼翅议案》表示感谢和支持!并明确说明将发文规定公务接待不得食用鱼翅!”7月2日,有记者就此新闻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政策法规司求证,相关负责人表示:具体相关规定出台还需时间,预计三年内,最快一两年。
对于NGO组织和热心公益的人来讲,这无疑是一条重大消息,从它在微博上引起的公众反应来说,更称得上“爆炸性”,短短几天就有超过千万人评论、转发,讨论的核心问题,也由“禁食”转向国务院进一步回应时的期限:“三年”。这不禁让人产生几个小小的疑问:为什么全国人大代表专门就“禁食鱼翅”向两会提案?三年意味着什么?公众对此事件为何如此敏感和关注?本刊记者就此采访了推动“禁食鱼翅”行动的发起人张醒生、丁立国。
为什么是鱼翅?
“如果官方出台相关规定,禁止公务接待不得食用鱼翅,最保守的估计,每年也可以挽救5000~6000头鲨鱼的生命,这个数字也有可能超过1亿。”张醒生说。
在全球范围内,渔民捕捞鲨鱼,只是切割有贸易价值的鱼鳍,剩下部分随意丢弃,促成这一残忍行为的最主要原因,是华人对鱼翅的大量消费。大中华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每年吃掉95%的鱼翅,其中公务接待占其中的60%~70%,如果加上商人对公务员的宴请,比例会更高。
吃鱼翅是中国人并不悠久的独特传统。鲨鱼,中国古称鲛鱼、鱼昔,别号海狼。宋代诗人梅尧臣曾写过一首诗《答持国遗鲨鱼皮脍》,写到鲨鱼皮经加工切丝制成的鱼皮脍,这位出身贫寒、仕途不顺,常以咸菜(葵藿)入菜的“愤怒诗人”,津津乐道于鲨鱼皮的美味,这是中国人吃鲨鱼的最早记载。明代李时珍则在《本草纲目》最早记载了中国人食用鱼翅:“鲨鱼……形并似鱼,青目赤颊,背上有鬣,腹下有翅,味并肥美,南人珍之。”南人指闽粤地区的人,可见当时食用鱼翅已在东南沿海成为时尚。
自清代起,鱼翅列入“八珍”之一,成为餐桌上的奢侈品,烹饪方法也开始成熟。“无翅不成席”这句俗语从何时开始流传已无从得知,但对它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是因为稀有、珍贵和美味,成为招待尊贵客人的佳品,二是古代风水师认为鱼翅阴气太重,吃后会耗竭阳气,缩短寿命,为了消除竞争对手、夺人财运,才开始鼓吹“无翅不成席”。显然,人们更倾向于第一种解读,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鱼翅也一直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
近年来,随着中国人财富的增加,鱼翅消费也迅速膨胀,成为威胁该物种生存的第一杀手,国外公益组织希望中国减少乃至杜绝鱼翅消费和贸易的呼声越来越高。国际环保组织野生救援(Wild Aid)2006年邀请姚明成为“护鲨大使”,并通过广告活动广泛传播。这对当时已经专心从事公益工作的张醒生触动很大,他也开始在企业家群体中宣传禁食鱼翅的理念。
2008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开始联系中国海洋大学,最终双方联合发布了《鲨鱼鱼翅营养学报告》。报告中说,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鱼翅的营养价值与其他食材相比并不独特,有营养学家指出,鱼翅的营养价值其实和猪皮类似,至于鱼翅是否有流行说法中的抗癌功效,也无明确证据。
但食用鱼翅的害处是显而易见的: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不断把工业废水排入海中,使得海水中重金属含量较高,并进入海洋生物体内,鲨鱼处于海洋食物链的顶端,也是重金属“搜集器”,因此鲨鱼体内的重金属含量非常高。
这份公开报告显示,鱼翅的重金属含量已经远远超出了安全水平,经检测显示,鱼翅湿样的铅含量平均为欧盟标准的4倍,鱼翅湿样的汞含量平均为欧盟标准的675倍,鱼翅干样的铅含量平均为欧盟标准的1.65倍,鱼翅干样的汞含量平均为欧盟标准的176倍。烹饪并不能去除鱼翅中所含水银或其他重金属的毒性,人体摄入后难以排出体外,损害中枢神经系统、肾脏、生殖系统等。
一种于健康有害无益,只是满足某种心理欲望,却可能导致一个物种灭绝的饮食习惯,可称得上是“陋习”,禁食必然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关于是否禁食某一物种的判断,我认为其标准是否‘可持续’,对鱼翅这样既无法养殖,又可能带来物种灭绝、严重破坏海洋生态的消费品,没有存在的必要。”张醒生说。
“三年”意味着什么?
对于国务院的回应,发起提案的丁立国似乎没有张醒生那么兴奋,提起“三年”期限,他还有些无奈:“禁食鱼翅这么个事,也要三年才发文,有什么可讨论的呢?”张醒生更关注的是“回应”,时间这个问题则需要理性来看。
“三年时间确实不短,尽管官方也说一年内也有可能,但与大家的期待相比,动作缓慢。”张醒生说,“好的一方面是,官方设定了一个最后期限,这是一个对公众的承诺,既让政府自己有所重视,也让公众监督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自2006年起,张醒生就开始了“禁食鱼翅”的行动。2008年,同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的王石也号召抑制消费鱼翅。他们希望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在这件事上发出声音,呼吁社会更多地参与进来,改善国际社会对中国过度消费鱼翅带来的负面影响。2009年,在他们的参与和努力下,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决定携手野生救援组织(Wild Aid)、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和中城联盟共同发起“保护鲨鱼,拒吃鱼翅”倡议,引发了中国商界人士的积极反响。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在当年的中国绿公司年会上发出“保护鲨鱼,拒吃鱼翅”的公益倡议,得到了广泛响应。包括柳传志、马云(微博)、王石、马蔚华、李东生(微博)、郭广昌、王健林、宁高宁、张醒生、丁立国等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员在内的近300位企业家先后加入承诺,使这个倡议成为中国商界影响力人士的一次集体公益联动。
参加倡议者须做出四点承诺:我不吃鱼翅;我不请别人吃鱼翅;我不以鱼翅为礼品送人;我不接受别人赠送的鱼翅礼品。
“经过多年的努力,在NGO和商界人士中,拒吃鱼翅已经成为共识,商务活动中食用鱼翅的现象正在减少。”张醒生说。
在号召商界人士拒吃鱼翅的同时,他和丁立国一起,谋求通过全国人大立法来禁食鱼翅。2011年,丁立国与其他30多位人大代表在两会上提出议案,希望政府通过立法禁止鱼翅贸易,保护海洋生态平衡。由于立法过程牵扯林业部、商务部、海关、外交部、发改委等多个部门,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尽快实现的可能性不大。
2011年下半年,大自然保护协会专门召集相关人士开会,决定配合当时公众对于公务消费的关注,在2012年的两会上提案,明确要求国务院规定禁止公务消费鱼翅。2012年的两会期间,中国企业家群体又进行了一次更具力度的“拒吃鱼翅”的提案。以丁立国、敬一丹、郭广昌为发起人,并获得包括柳传志、王文京(微博)、吴亚军等31位人大代表共同签署的《禁止公务宴请和消费鱼翅案》正式提交给全国人大审议,这次提案的责任主体非常明确,依据全国人大议事规则,这种重大议案相关部门必须回应,于是就有了6月16日国务院《对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695号建议的答复》。
“中国企业家群体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政府的积极回应,让我们倍受鼓舞。而公务接待不吃鱼翅的法规也有望引发社会的联动效应,大大有利于抑制鱼翅的贸易和消费。”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程虹表示。
程虹还希望通过微博的力量,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到“拒翅”的行动中来,她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官方微博上发出了“我转发,我承诺”的活动,从行动上拒吃鱼翅,减少鱼翅消费,以达到保护鲨鱼、维护海洋生物物种多样性的目的。仅仅几天,这个呼吁已得到近2000位微博网友的积极回应。
从2006到2012年,拒吃鱼翅在企业家群体和公众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推动政府参与也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时间虽然紧迫,但前景却已清晰可辨。
“共同参与”实现共赢
“这次在两会上的提案,一个目标是禁食鱼翅;另一个目标是限制公务员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丁立国说。这是他作为人大代表的职责所在。
对于政府的回应,公众也没有放弃调侃、揶揄乃至嘲讽的情绪,三年时间基本被解读为:大家还可以大吃一段时间。还有人将三年禁食鱼翅和近期国务院承诺三年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同样紧迫的事,面对的对象不同,时间同样“宽松”却有相反的效果。
已经退休的前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海外版总编辑詹国枢还为此写了一首打油诗《禁吃鱼翅有感》:人吃鱼翅本不该,多少鲨鱼断头来。公务报销更离谱,当禁则禁莫徘徊。岂料又给三年期,还可大吃一千天。如此规定真奇怪,不知为何出此牌。行事决策须动脑,莫留话柄笑后代。
海外公益组织和媒体的表现却又不同,7月2日,国际人道对待动物组织主席兼CEO安德鲁·罗文(Andrew Rowan),针对中国国务院对禁食鱼翅的回应专门作出声明,称这一举动是中国为拯救鲨鱼而做出的里程碑式的决定。7月3日,《华盛顿邮报》援引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一地区办事处负责人Crawford Allan的话来表达对中国政府的赞赏: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鱼翅消费国,我们终于看到中国采取重大步骤来保护鲨鱼免受大规模鱼翅贸易的损害了。
公民的情绪和批评是对政府工作的直接意见表达,也是对政府的监督,可以推动政府的决定更加合理化。国务院作出禁食鱼翅的回应,海外媒体和公益组织的正面评价,也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禁食鱼翅”这个看似敏感的社会话题,也获得了另一个结果:社会、政府、公益组织三方共赢。
“在任何一个国家,公益组织都是社会的润滑剂,政府做宏观管理,公益组织可以参与做直接接触民众的‘小事’,包括环境保护、扶贫、教育、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社会不公事实的揭露等等,这有助于社会深层稳定。过去由于政策方面的管制,公益组织在国内发展的不充分,以后政府应当放松管制,大力培育和发展公益组织。”张醒生说,“我自己的目标是,在三年的时间内,实现在立法层面禁食鱼翅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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