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你看 秦商那张脸

　　文/侯耀晨 贾亚娟

　　在《七问晋商》之后，我们推出秦商专题，希望对秦商的历史与现状来一次集中的梳理，同时也参考各地区域经济和商帮的发展情况，和目前的秦商群体进行一次比较。

　　还是那句老话，我们在这里提出问题，乃出于对陕西的热爱，对秦商的关注——尽管“秦商”这个概念是否依然成立，仍有待于讨论和发掘——但如果秦商能够早日“归队”，势必对陕西当地融入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大循环，同时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是有好处的。

　　2007年4月份，《中国商人》杂志为了“寻找中国商人精神”系列报道去天津做调研。此行同时还附带了一个任务，就是给我们已经启动的“区域经济全球化传播战略”研究课题寻找一些基础案例。

　　在这次为期一个多周的调研中，我们跟天津大学的孙卫军博士，以及天津山西商会张世伦会长有过多次深入的交流。张是一个积极的发明家，也是在上世纪末期影响较大的企业改革家。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为晋商的出路，和山西与天津的区域合作问题殚精竭虑，几乎到了废寝忘食、如痴如狂的境界。

　　山西和陕西，一河之隔，自古就有秦晋之好的佳话，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多数在这两个地区经过了早期的实践。尤为重要的是，这两个地区曾经在明清时代形成两大驰名天下的商帮——晋商与秦商(也叫陕商)，它们的名字往往连在一起，统称山陕商人，它们在全国各地的会馆也往往建在一起，叫做“山陕会馆”。然而近代以来，山陕商人同归于没落。这种没落造成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以致于直到今天——山西和陕西在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发展模式，以及商人的群体面貌上也有着不少相近的地方。

　　正是在跟张世伦探讨“晋商如何应对全球化竞争”这个问题时，我的脑子里突然跳出一个关中老房东的形象，无论如何挥之不去。这是我在西安曲江居住的几年中非常熟悉的一个老农民，其人黑胖而高大，由于多年躬耕生活，他的体格罕见的强壮，精力也是罕见的充沛。此人为了维护自己日渐衰落的权威经常跟家人和邻居爆发剧烈的争吵，因此人家送了他一个外号：黑头张飞。他所在的村子叫做庙坡头，现在由于西安曲江改造结束，这个村名已经从西安地图上永久消失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带中晚期，东南沿海很多下地种田、下海捕鱼的农民纷纷扔掉祖辈沿袭的生存方式，做起了小买卖，以致后来席卷中国和世界，如今的很多企业精英，便是从这批人中产生出来的，他们赢得了温商、潮商、粤商等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商帮名号。在这些商帮中，广东“四小虎”之一的顺德商人原先是没有什么优势的，政策、资金等好处几乎都跟他们不沾边，但是顺德后来成了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最有竞争力，甚至比温州还值得借鉴的地方之一。

　　我所认识的黑头张飞，和他的村邻们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当我2000年搬进庙坡头的时候，拜老城改造运动所赐，黑头张飞已经修了五层高的带有天井的出租房，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房租和村里转让土地的收入，他的数十个房间出租给那些全国各地来的大学生、小商小贩以及各种自由职业者。村里其他人也是一样的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的出租房。

　　黑头张飞总跟人吵架我是可以理解的，其时他已经无地可种，整天就是呆在家里，控制着自己的房租和一家人的开支。此外，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干什么。不过他的荣耀感让我感到兴趣，当时有点不理解。每天黄昏时分，他都会出现在大门口，蹲在一个小板凳上，手里端着硕大一老碗，手里高高举起一筷子油泼辣子面，他总是举得很高，偶尔看看来来往往的打工仔从面前走过，然后从容不迫吸进去。炎夏他光着黝黑闪亮的庞大肚腩，寒冬则裹着臃肿的棉衣。他的重量全部施加在那个小板凳上，由于大门口坡度是倾斜的，黑头张飞吃面的动作看来仿佛是在表演杂技。

　　三年后，随着曲江的开发进入攻坚阶段，庙坡头面临不可避免的拆迁，我和黑头张飞，以及他们的乡邻们，还有几千名租户离开了这个村子。几个月后，庙坡头一片废墟。村里以前发生的种种，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

　　现在，我不知道，黑头张飞是如何吃饭的，因为在西安远郊区某个小小的安居楼里，他即便蹲在小板凳上，也没有那么多人可以看见他了。

　　黑头张飞六年前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现在又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这是有原因的。和中国东南沿海那些最早富起来，暴发手段千奇百怪的农民商帮不同，陕西新兴的商人群体大多不是来源于黑头张飞这样的农民群体。比如这些年来大浪淘沙幸存的“陕西大腕”们，荣海、崔荣华、郭家学、吴一坚、来辉武这些人，都是当过老师，当过兵、从过政，或者来自于国营企业。也就是说，这个群体来自于中国的一个中间阶层，相对于更强势力的阶层，他们是弱势的，相对于农民群体，他们又是强势的。

　　在中国经济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这个漫长时期，他们的经营手段和战略思路表现出跟“农民企业家”群体完全不同的另类特性，但是陕西多年来只有这个群体唱主角，也反映出另一个问题：陕西尚未形成浓厚的商业基础和商业氛围。

　　近年来，围绕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滞后问题，各界人士见仁见智，其中“国家政策”对中西部地区倾斜度不够，是很多经济学家以及当地人士的主流意见。同时，顺着这种逻辑，对于历史上商帮的兴衰问题，也多数被归结为政治、军事以及外商的冲击等客观原因。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不能完全苟同。一个地区的区域经济和商帮群体，固然会受到来自政治、军事等外部因素的严重扭曲，但是只要一个地区还有方言存在，就说明，这个地区在历史上的人口并没有彻底消失，只要人口在发展，市场就存在；同时，只要讲一种方言的人口延续下来，那么历史上好的商业和文化传统就没有理由完全中断，只要时机一到，自然会如同星火燎原，兴旺蓬勃起来。

　　从全球商业文明的演变过程来看，商人首先是商品经济的主体动力，其次，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商人群体的兴起和壮大，也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要推动力量。在《七问晋商》之后，我们推出秦商专题，希望对秦商的历史与现状来一次集中的梳理，同时也参考各地区域经济和商帮的发展情况，和目前的秦商群体进行一次比较。

　　还是那句老话，我们在这里提出问题，乃出于对陕西的热爱，对秦商的关注——尽管“秦商”这个概念是否依然成立，仍有待于讨论和发掘——但如果秦商能够早日“归队”，势必对陕西当地融入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大循环，同时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是有好处的。

　　乡党啊，你咋连“番号”都弄丢了？

　　一支军队如果丢了自己的军旗，乃是奇耻大辱。所以只要还有少量士兵存在，必定浴血奋战，把它夺回来。倘若这支军队打到最后，弹尽粮绝，所有人都牺牲了，那么这支军队不仅军旗无望回归，连番号也要被取消。这就是令人绝望的事情了。

　　如果将中国历史上驰骋天下的十大商帮比作十大劲旅。那么后来的新晋商、新鲁商、新粤商、新徽商、新浙商就可以比作重新举起军旗，参与商战的后起之秀。

　　而温商，深(深圳)商、冀(河北)商等等则可以看作在当代商战中新创的军队。

　　此外，历史上并没存在过的商帮，由于地域经济发展的传播需要，也冒出“新京商”等更可以看作虽没有实力拥兵自重，于是找一个历史来源以壮声势的“游击队”。

　　“游击队”商帮的出现固然有点搞笑，但是起码说明一个问题，当地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商业化程度正在加快。

　　然而，与各地新兴商帮或者承前启后者不同，陕西的商人群体如今的地位不是搞笑，而是有点离奇，甚至荒诞了——作为曾经出过著名商帮的地方，陕西商人群体竟然被竞争对手们视而不见，乃至被遗忘了。也就是说，陕西现在也有自己的商人群体，也有纵横天下，大肆收购他人的企业，但是却没有了自己的“番号”。

　　笔者手里有一份某媒体于去年制作的《中国十大商帮排行榜》。

　　榜单显示的十大商帮依次为：浙商、台商、港商、粤商、闽商、苏商、鲁商、沪商、徽商、晋商。

　　我们可以看到，当年与陕商并肩作战的晋商险些被取消番号，只是忝列倒数第一，而秦商则纯粹没有上榜的资格。

　　此外还有人在推出“中国十一大商帮”，其中也不见陕西商帮的影子。在2006年5月下旬与杭州举行的“首届中国商帮峰会”上，相关的新闻报道也只字未提是否有陕西商人与会其中。

　　这种不约而同的被忽略，至少说明陕西商人群体整体上没有给公众留下强烈印象，没有给各地的竞争对手们造成较大的压力，其知名度远远不够。此外也反映出陕西的区域经济发展仍然比较滞后——商人群体的活力反映区域经济的活力。

　　当然，上述种种排行榜的权威性和依据或者可以被质疑，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文件却从侧面支持了外界的判断。据《2006中国企业500强地区主要指标显示》，山西有11家企业，陕西有7家进入500强，都是以能源、资源为主的国营企业。其中，陕西延长石油集团以303亿多的营业收入，名列100名。比较“2006中国企业500强”的几份资料中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陕西和山西本地的民营经济都还不够活跃，尤其是缺少现代意义上的大型企业。

　　对于陕西的区域经济发展特征及存在的问题，我们随后还要进一步分析。这里我们从商人群体竞争力的角度把陕西国营企业和尤其是民营企业中的商人给予同等关注。因为就中国很多地区民营企业的情况来说，出于各种原因，往往要努力去寻找政府资源，而国营企业则在这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无论是国营企业家还是民营企业家，假设他们都是由于在资源整合方面显示出自己的优秀才华，从而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那么陕西的商人把秦商过去的荣耀玩到归零状态，以致于被取消了“番号”，确实哪一方都难辞其咎。

　　过去的秦商不是这样的，虽然有时候被视为晋商的小弟弟，但是在很多领域双方是可以平起平坐的。西北大学的李刚教授是长期研究并关注秦商的学者之一，他喜欢给媒体举《张连卖布》的例子间接说明秦商过去的辉煌。《张连卖布》是在陕西当地脍炙人口的秦腔剧，其中有一段唱词是这样的：

　　先把那渭南县当铺坐下，西安府开盐店咱当东家。兰州城京货铺招牌悬挂，西口外金刚钻发上几车。穿皮袄套褐衫骑驴压马，烧黄酒猪羊肉美味有加。娶妻小赛过那南京俏画，买丫鬟和小子装烟倒茶。清早起人参汤先把口下，到晌午把燕窝拌成圪塔。张口兽琉璃瓦高楼大厦，置九顷水浇地百不值下。银子多使不了这该怎咋？寻几个好伙计四路访查。幸喜得四路里粮食涨价，百十名走粟行银赚万八。捐功名只要那官高势大，访巡抚坐总督布政按察。

　　这里首先要注意的是秦商在历史上发迹以及他们生意成长和壮大的方式。我们从戏文中可以看到，和晋商一样，秦商过去多数首先是从事长途贩运的小商贩，多从盐业发家。手里有了一定的资本，他们由行商变为坐商，由坐商而进一步做强做大开始异地扩张，其业务也广泛涉及到食盐，茶叶、布匹、粮食等方方方面面。

　　其次，要注意的是，这些商人群体推动的经济成分都是民营经济，考察全球的商业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商业环境可以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商人总是可以从这种巨变中发现商业机遇。

　　“明朝时期，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在陕西等地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的特殊经济政策，当时的陕西商人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利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并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在明代近300多年的岁月里曾长期名列我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前茅。宋应星在分析明中叶商人势力时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陕商排在三帮之首。到了明朝后期，徽商急剧勃兴夺取了陕商不少地盘，但陕商仍然位居其次。进入清代后，虽然晋商凭与清廷的特殊关系和票号的雄厚财力而跳跃发展，但陕商仍是与之分庭抗礼的重要商帮。”这是李刚教授给公众发掘出来的又一段历史。

　　从李教授介绍的情况我们大致可以领略秦商在明清间发迹的大致历史背景及其规模。如果我们联系历史上和当代的情况进行纵向比较，就更加有趣了。

　　自元代起，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关中地区转移出去，到了华北地区，陕西等西北地区成了边区。但是边区有做边贸的优势。“明朝在陕西等地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的特殊经济政策，”，这就相等与将西北地区划为一个经济特区，它和改革开放后在东南沿海地区逐步设立经济特区的作用是一样的。当时的民间商人群体抓住了这次机遇，因此他们的发达是必然的。

　　其实不仅在明清两代，陕西商人在“特区经济”创造了辉煌。我们把视野再往前延展，远在周、秦、汉尤其是唐宋时期，中国便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丝绸之路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

　　作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十三朝故都西安自然成为可以极大发挥“总部经济”效应的地区。唐宋间西安的金融活动已经非常热闹，甚至在宋朝时期，出现了“交子”这种纸币的形式。可见当时商业的繁荣。陕西商人坐享天时、地理、人和的优势，他们的贡献应该是比明清时期更大的，这一点我们依然可以从诸多史料中找到印证，这里不再过多涉及。

　　纵观陕西商人在唐宋、明清间的发达，可以看到真正的商人群体，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他们总是在寻找着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秦、汉、唐、宋、明、清间，陕西由“总部经济”区域逐步转化为“特区经济”，期间，由于每个王朝总会发生的战乱、天灾与人祸，必然在某些漫长的年代削弱了“总部经济”与“特区经济”带来的区位优势，这是非经济学家都可以明白的道理，但是秦商的传统没有丢，秦商的番号在延续，历经两千余年，而浩荡不息。何以到了当代就要落到如此境地？

　　这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从《张连卖布》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过去的秦商也有他的劣根性，诸如要置房买地买官养“小蜜”，娶老婆也是希望领回来一个明星老婆。尤其是“清早起人参汤先把口下，到晌午把燕窝拌成圪塔。”这种生活习惯简直跟我们前面提到的黑头张飞吃面的舒坦和傲慢劲头如出一辙。

　　然而尽管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也虚荣、也无聊、也“包二奶”，但是他们依然举着自己的战旗，依然在历朝历代的商战中磨砺自己智慧，积累自己的财富，何以到了当代，陕西的商人就把自己的战旗给弄丢了，如此荒诞的局面，究竟为什么？

　　头重脚轻腹中空，要到啥时候？

　　活跃的商人群体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不仅是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主体动力，也是塑造区域经济结构和发展形态的主要因素之一。

　　他们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于朝代更替、政局的动荡、商业环境的巨变，都无法彻底阻断他们的成长。在秦商历史中一些典型商人的活动，就是依然鲜活的事例。

　　明清之间，陕西巨商蜂起，而最富盛名的商户，多来自那些经过世代积累，经过了漫长时间考验的商贾家族，他们分布在西安周边的渭南、大荔、韩城等区县，而不是西安近郊及中心地区。

　　如今在陕西的区域经济中，已经谈不上有什么竞争力的渭南，在当时却是备受瞩目的明星地区。改革开放以后的广东，出了顺德、南海、中山、东莞这四条小龙，而渭南，在明清之间，则是一条巨龙，渭南的赵家、严家、柳家、詹家是当时的“关中巨富”、“盖省财东”，围绕着他们的众多商业家族，则是巨龙身上的参差鳞甲。

　　明清渭南有谚语：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说的是商贾云集、富甲天下孝义镇的鼎盛。“荒岁歌”在清末的陕西流传，“孝义镇它本是渭南所管，赵老五也算是关中富汉”,饥寒交迫的人们在绝望之中，把求生的希望寄托在渭南最大的富户赵家身上——因为赵家的银钱和粮食，普通人无法想象。

　　“富不过三代”，似乎是一条铁律，而一个家族的富裕能够跨于明清两朝，必有其绵延相继、世代立足、抵抗衰变的动力。渭南赵家由富而贵，或者竟有一个子孙在科考中一举夺魁，高居榜首，从而演变为一个“政治家族”。清末小说《官场现行记》开首即从赵家后代中了状元写起，或者有虚构的成分。但作者把赵家当作历代巨富而贵的“典型”，可见一斑。

　　赵家的成功，不仅在于它跨越明清两代打造了一个商业家族的“百年品牌”和长盛传奇，还在于它是一个由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由地方经营向跨区贸易转型的典范。

　　渭南，在中国历史上是传统的农业开发区，赵家即是利用明初“食盐开中”政策，以规模性的农业生产积累了巨额财富，据说有数百万家产——赵家很可能在此前已经过世代积累成为当地的大地主之一，有待考证。

　　由明而清，赵家子孙逐步调整了自己的经营战略，主要发展以盐业、布店、茶庄、粮店和典当为核心产业的商业贸易活动。作为一个规模性的家族企业，它的分支机构遍布西安、咸阳等地。

　　据赵家的后人回忆赵家每年赚的银子都从外面运回，运的办法是人挑、马驮，成群结队，这些银子经常有保镖随行，所以叫“出镖银”。而“一次赵家出镖银时，先头部分已经进了赵家大院，后一部分还在渭河滩，担银子的担子足足排了八里路长。”

　　输运银子，靠的是“人挑、马驮”，赵家在全国的采购和转运，也无非是此类的交通工具。鉴于即便在历史上王权鼎盛的时期，西北地区的商业环境总是盗匪出没，从事长途贩运并不安全，赵家的成功，就更加值得关注。

　　与赵家相得益彰，渭南阳郭镇贺家洼村的贺家则是“品牌经营”和“全国性扩张”的典型，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贺家的产业结构中出现了规模性的资本经营及金融活动。

　　明清之间，贺家在西北各地设立了36家当铺，在每个地方的分支机构所在的区域，贺家通常在其当铺所在的街道上，另外设立两家钱庄，作为配套性的金融机构。这就是说，贺家当时已经建立了以36家当铺、72家钱庄互相支持，以当铺与金融活动为主导的大型商业、金融经营网络。据说，当时开办一家钱庄需要上万两白银，72家就需要72万两，赵家的资产规模和现金流，由此可以推知。赵家在金融活动上的努力使它的区域权威迅速提升，到清朝中期以后，实际上已经成为陕西金融行业的行业巨头——在这个时候，也许唯一可以和它叫板的就是已经在全国建立了金融帝国的晋商设立在西安的票号了。

　　赵家依托自己的主体产业和分支机构，还在多元化经营方面取得进展，近到四川，远至新疆，均有赵家的字号，从事皮毛和茶叶生意。

　　纵观赵家的商业活动，还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是赵家非常重视自己的品牌效应，其在各地的连锁机构，全部自己采购，使用自己的木料，由自己的建筑团队统一建造，如此就使赵家在西北各地的分支机构保持了统一的建筑风格，从而使它的企业品牌形象得到了集中和有效的传播。其二，这样的操作，无形中使赵家介入了地产活动，就像今天很多酒店、餐饮服务行业的很多国际巨头往往在国外购置自己的地产，在自己的地盘上经营，而不是采用租赁的方式。这种做法使企业在增强抗风险能力、保持稳定收益的同时，还可以获得地产升值带来的资本规模升级。

　　赵家颇富于现代经营理念的战略布局，使它的地产不仅遍布企业的各地分支机构，也有充足的现金流在当地购置地产。西安城里，贺家房产众多，在它的大本营，这个庞大家族企业的总部占据了贺家洼的九条巷子，以此为核心，形成从阳郭镇至严村方圆数里地的贺家地产圈。贺家甚至买断了从阳郭镇到县城的路，作为通向外界的专属通道。

　　而在这个经济总部的核心地区，贺家还设立了两个市集，一个叫“古会”，类似于现在搞的会展经济，通过定期唱大戏开展招商活动，惠及乡里，促进本地的经济交流。贺家的招商方法是，“凡带来在会上销售的农具、牲畜等，售不完决不让乡党带回去，一律由贺家收购。”，另一个市集是属于人才交流性质的，贺家在村西头设立了“人市”，开展大规模的人力资源交流活动，而“凡是来人市揽活的乡党，没被雇佣者，一律由贺家包下”。

　　土地、原材料、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等众多的经济要素，被贺家在当地、在异地灵活地配置整合，这是今天的秦商群体所没有的胆识和智慧。

　　在那并不遥远的明清时代，豪富的贺家城堡里，矗立着贺家独特的私人会馆——贺家会馆。作为贺家商业网络的首脑机构，这里是全国各地的店铺掌柜，来向“董事长”汇报商情，领取指示的地方。贺家大佬就是通过这个首脑机构，遥控着自己的商业版图，操纵着一部庞大的商业机器。

　　从明到清，上下500多年，有战乱、有天灾、有人祸、有全国各大商帮之间的市场攻伐，贺家，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品牌传奇。这个品牌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现代，不仅属于商业，更属于文化，不仅属于经营，也属于道德。

　　我们在这里只简要讲述渭南赵家与贺家故事，以这两个家族企业集团为首的众多渭南商业群体，以及他们的领袖们，推动了渭南的经济发展，使它成为名动西北的经济中心之一。而大荔、韩城等地其他家族企业和他们的领头人，也做了类似的事情。

　　我们在这里至少可以获得一个印象，十年前的广东，曾经飞出了四条小龙，而在500多年前的陕西，飞出了渭南、韩城、大荔等一群小龙。在明清以前，它们不过像今天的天津和石家庄一样，距离首都比较近而已；明清以降，它们同样属于边区，尤其在清初，由于统治的根基并不稳固，陕西又是最后一批抗清势力浓厚的地区之一，自然受到清政府的严密控制。这对富商阶层、对文化官僚和技术官僚们整体上是不利的。此外，明清之间，陕西已经沦为边区经济地带，更得不到中央的政策倾斜，然而，商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当地的经济传奇。

　　一个地区的落后，也许有种种原因，哪一个都不必否认，我们在这里只考虑商业群体自身的问题。

　　现在，我们回到主题上，看看今天的陕西商人创造的成绩单。

　　先看一段来自新华社陕西分社在今年初的新闻：

　　我省去年财政总收入达696.8亿元油煤贡献不小

　　新华社西安2月24日电(记者于绍良)去年，陕西省能源行业对财政增收贡献率超过了60%。

　　2006年是陕西财政收入增长最快的一年。全省财政总收入达到696.8亿元，比2005年增长31.7%；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完成362亿元，增长31.5%，收入增幅位居全国前三位。

　　随着陕北能源基地的开发建设，延安、榆林已经成为陕西经济增长最快的“财富板块”。去年陕北地区财政收入增幅超过关中、陕南，延安、榆林2市合计完成财政收入191.4亿元，增长45%，增幅比关中和陕南地区分别高出24.1%和22.8%，增收额超过了关中和陕南之和。

　　陕西省财政厅提供的情况表明，去年财政收入增幅高依赖于石油、煤炭等能源行业，目前能源行业已成为全省财政收入的第一大板块。

　　如果将陕西的地理和经济区位拟人化，陕北(延安、榆林)可以比作陕西的头部，关中地区则是他的胸腹部，而陕南地区则是他的腿部。

　　从于先生报道的情况来分析，陕西的头在迅速长大——两地的增幅比关中和陕南高出24.1%和22.8%，“增收额超过了关中和陕南之和”。

　　与此同时，陕西的胸腹部和腿步的增幅则明显滞后于它的头部。

　　关中和陕南为什么赚钱慢、“贡献小”呢？这是因为这两个地区没有能源优势。也就是说，陕西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典型能源主导型的，这是一个“头重脚轻腹中空”的人，它的头部几乎占了整个躯体重量的三分之一！

　　相比较新闻报道体裁和篇幅的局限，陕西地方政府对陕西经济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是有清醒认识的，在《陕西省2006年工业经济形势分析报告》中，有一个关于《陕西2006年部分工业行业利润总额及增长速度》的数据：(详见下表)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陕西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资源极其相关产业的产业规模和增长速度超过其他产业，其中石油和天然产业占全省规模以上国内工业的比重最大，高达一半还多，而医药制造业则比重最低，并且增长速度在减缓。

　　很明显，陕西的出路在于依托资源能源型行业创造的资本优势带动其他如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金融、服务、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这一方面，关中经济带无疑具有先发优势，西安高新开发区则自然是首当其冲的领头羊。近年来，西安高新开发区的竞争力明显提高，截至2006年，高新区新增工商注册企业741户，累计注册企业达到8681户，其中外资企业813户。

　　然而如果横向比较，情况依然不容乐观，据《西安高新区2006年度经济与社会发展报告》中提供的数据显示，西高新全年在册企业实现营业收入总计：1355.9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870.43亿元，而全区企业实缴税金总额只有46.58亿元。

　　这是西安高新开发区8000多家企业包括800多家外资企业一年创造的业绩，而同样在2006年，深圳高新开发区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营业收入是469.7亿元，远在青岛的海尔集团的营业收入则高达1033.8亿元。

　　这就是说，一个高新开发区数千家企业干不过海尔和华为两家企业！

　　如此差距实在令人汗颜，不知陕西的企业家们对此有何看法。怪政府吗，政府在千方百计招商引资，改善投资环境；缺人才吗，陕西高校是全国最多的；怪区位吗？西安过去是丝绸之路的起点，现在是欧亚大陆桥的必经之地。

　　如果说，陕西“头重脚轻腹中空”的经济发展现状是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造成的，陕西商人群体的滞后也应该是一条更重要的原因。有一句话用在这个群体身上似乎更合适：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唯一的精神就是“不服气，输了再来”可以自我勉励。

　　娃他舅，得是要把汉中弄回四川去？

　　当地人商业意识的淡薄与浓厚，观念的保守与开放，在谋取生活幸福指数的道路上是主动性更强一些，还是更滞后一些，总体上构成了该地商人群体精神的群众基础。现在是一个全球商业化的时代，没有人能挡住谁合法致富的行动。

　　首先是一个地区的人想不想富裕。

　　这个问题是不言自明的，想，当然想，太想了！

　　但是，怎么想很重要，怎么说很重要，怎么做更重要。只有致富的欲望强烈，采取行动的愿望更强烈，而且承担了种种风险付诸实施的人，才可能走上一条抵达愿景的道路。如果一个地区的观念整体上处于保守状态，这个地区仍然会有少数人是开放的，采取行动了，这些人中的一小部分会获得成功。然后，这些成功人士由于群体观念的滞后却可能失去了更强大的参考对象，尤其是当他的视野还局限于当地的时候，他的认识水平一般来说，只可能比当地人领先一点点。

　　这一点，我们在天津火车站目睹的两个小故事颇能说明问题。

　　一个冠冕堂皇的瘦高个男子(听口音是天津周边地区的)在火车站的公用电话听打了一通电话，完事之后那位一看就是下岗后再就业的老大姐要收取他一元钱。

　　男子不依了。先是大吵大嚷，继而恶语相向，最后竟然打起人来。

　　他的主要观点是：我打的市话，市话也就是几毛钱，为什么收我一块钱？

　　但是他忘了一点，火车站周边的地租高，物价自然是要贵一点，飞机场就会更贵。一样的啤酒，在小卖部与星级酒店，甚至酒吧里相差往往几十倍。

　　大姐支付了较高的房租等等杂费，自然要多收一点，这有什么好奇怪、好愤怒乃至于发展到变态地步的？

　　还是在这个火车站附近，我们去一家“经济快餐店”吃饭，一看店名就好奇怪。及至进去，所有的店员，开票收钱的，搞服务的，都是中老年员工。菜单上只有几样凉菜，所卖的也就是狗不理包子、饺子之类面食。那位收钱开票的大姐，一次只能处理一个人的问题，如果旁边有人咨询别的问题，她必然是听不见的。其他的店员，明明坐在哪里聊天，你要一碗面汤，厨师自然是听不见的，他们竟然也听不见。

　　一而再，再而三地叫，于是过来一个，很热情，行动依然迟缓。原来他是专门搞服务的那一个，其他的人可能有自己的分工，因此绝对是听不见的。

　　来店里吃饭的人很多，一位老大姐始终坐在一个角落抽烟，好像一个工人在车间里休息一样，神态从容，面带微笑，她也听不见，也不行动。搞不清她的分工是什么。

　　我就问：您这儿是国营饭店吗?

　　于是她的话如潮水，果然是而且是一个很著名的集团下属的。

　　原来她的职责是专门与客人聊天的？

　　从她哪里我们知道，这个小店一个月的租金竟然有15000元。

　　由于火车站周围客流量大，她们还没赔本，但要赚更多，恐怕是很难的。

　　因为客人的话他们总是没听见，或者认为没必要听见。

　　有了这次遭遇我终于明白，天津的一家民营、星级、规模较大的酒店为什么服务那么差的原因了，这不仅仅是酒店的管理问题，还是员工的地域服务观念问题。

　　有关汉中的归属问题，与此类似。

　　最近陕西的媒介大腕正在热炒一件大事，这个大事的主题竟是“汉中该不该划到四川去”，一时间，网友、经济学家、始作俑者，你方唱罢我登台，吵得不亦乐乎。

　　究其来源，还是涉及到区域经济的发展问题。据说先是《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钟伟志先生过去的一篇报道《汉中归蜀》突然“在华商论坛、星光社区、百度贴吧、新浪论坛、行政区划论坛等论坛里走红”，该文引用了汉中一些地方官员的论点，认为汉中近些年来的发展缓慢是由于自元代以来的行政区划造成的，因而“首次提出‘汉中归蜀’这一典型论断”。

　　娃他舅舅们既然要想把汉中弄到四川去，大伙似乎也嚷嚷得不可开交，自然得找一位权威专家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了。结果陕西著名的经济学家张宝通先生被“忽悠”到了论战现场。张宝通先生是一个仁厚长者，莫奈何一共被采访了两次。他本人是反对把汉中弄到四川去的，而且在第二次回答媒体的问题时，非常厚道地给汉中指出了一条长篇大论的希望之路，自然是有理有据，节节生辉。

　　然而，如果这场论战果然很热烈，其要害并不在于汉中如何发展的问题，而是为什么会想到要把汉中弄到四川去？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非洲和印度就应该诅咒自己的独立，本来在欧州国家的“行政区划”中待得好好的，何苦要哭着喊着闹独立，结果穷得一塌糊涂？

　　再者说，四川就真的那么值得迷信吗？

　　人人都说四川好，其实四川最有潜力的是成都平原这个经济区域，其他的山区，甚至连汉中都不如。遍布全国的四川打工族，出来什么苦都吃得，这是为什么？因为外面再苦，比自个家里还是要好一点啊。

　　著名经济学家张宝通先生厚道就厚道在这个地方，索性把一场很荒诞的闹剧拿来当正剧对待了。

　　其实，真要回答这个问题，完全不用那么较劲。一个地区的经济就如同一个国家，需要总部经济效应，需要区域内部的经济循环，更需要边贸经济制造大的外部循环，这样才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健全的经济体。而且边贸地区历史上往往是富得流油的区域——东南沿海为什么这么富，就因为它是一个边区，它跟国际上其他经济体的交流比内地频繁，机会也多。大与小是一个道理，陕西的汉中，和陕北都处于这些跟异地交通的边贸地位，而关中则是一个发展总部经济的优势地区。

　　这里只问娃他舅们一个问题，难道汉中经过千年之后，回到四川的怀抱，就能享受到成都和绵阳那样的待遇吗？

　　现实情况是，汉中留在陕西，它是陕西跟四川区域经济交流的“边贸”或者过渡板块；汉中回到四川，它依然在四川的边缘，无非还是承担上述功能。

　　陕西人素来是分为三派，陕北人、关中人、陕南人，水土不同，秉性各异，大事小事，似乎都会争竞一番。从元代至今这么多年过去了，更换了多少朝代，汉中未必都如同今天那么落后，过去的秦商和聪明人，官府和普通平民，也没认为这是多大的事件，人家该发达的还是发达了，该辉煌的还是辉煌了。为什么到了今天，就成了一个貌似很严重的问题呢？

　　然而这个汉中地方政府寻找经济出路的思考和行动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值得反思的倒是当地的企业及商人群体——如果这个群体仍然停留在等政策、等机会、等资金、等支援的状态，一个地方官员提出行政区域的重新调整就更加无可厚非了。

　　行为至此，笔者忽然想起，河北省的石家庄也流传过一个笑话，起因是有人提出要把石家庄改为“中都”，与北京、南京三足鼎立。因为“石家庄”这名儿，听来听去都是一个小庄子，长不大，石家庄的区域经济发展缓慢，都是由于名字叫坏了！

　　一位石家庄的朋友把这个笑话告诉我。我回答说，应该给那些人重新解释这个名字：石家庄，一座建立在磐石上的城市。

　　这位朋友问我何出此言。我回答说，这是受到上帝保佑的名字。因为在《圣经》里记载，上帝喜欢谁，就会许诺说，我要把你们的未来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

　　于是大家哈哈一笑。

　　也许等多少年以后，人们会怀念元代的统治者，幸亏把汉中划到陕西来了，因为它耀眼了，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且是商家必争之地，而先知在他的老家，难免得到被人忽视的待遇。

　　这个时候，一定是汉中的经济已经上去了，大家都有了自信的时候。

　　可怕的安徽人断了秦商的财路？

　　在这个章节，我想重点讨论两个问题：

　　历史上的秦商和今天的陕西商人群体在商业模式和商人性格上有哪些一致的地方？

　　作为著名的商帮之一，秦商何以会最先衰落？它的衰落和今天陕西商人群体的滞后是否有一致的根源。

　　在解决这两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把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对中国南方和北方在历史上与今天的情况进行比较，因为所有的商人都是活跃在一个具体的商业环境中，无论大环境还是小气候，都会对其行为模式产生影响。

　　让我们首先看看今天的情况。

　　目前，东南沿海地区的现代工业经济体系已经比较成熟了，这些地区基本上已经克服了计划经济造成的弊端，完成了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现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造成的资本、信息、技术的平民化，这些地区正在抓住机遇，在促成工业经济的规模升级和结构性自主创新与提升的同时，也在重点发展以金融、贸易、信息、文化等产业为代表的后工业经济。所谓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演变思路就说明了这个特点。

　　与东南沿海地区不同，西北地区的工业经济规模与基础还比较薄弱，像陕西这样的地区，可以说，目前正处于由农业经济为主导向以工业经济为主导转化的后期，这就是为什么山西、陕西的经济总体上都属于资源、能源依赖型发展模式的原因。此外，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资本、技术、信息的平民化，同样给陕西带来机遇，以金融、贸易、旅游、服务、信息、文化产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也在这里被强力推进。总体来说，在“中国制造”中，“陕西制造”占据的席位并不足够多，但是，陕西正在借助能源经济的推动，大力发展“陕西制造”，同时希望在“陕西创造”上能够有所作为。相对于东南沿海在上世纪末期以来的先发优势，陕西具备后发优势。

　　东南沿海地区和陕西、山西、四川等西北地区呈现出来的这种区域经济差异，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延续，以汉唐乃至明清时期的情况为主要考察范围，可以看得很清楚。

　　“汉唐以来数千年陕西商业的繁荣以及商人阶层的发育延续和经营积累，是明清陕西商帮崛起的社会历史基础。在明清，南方各地的商帮主要把本地手工业品贩往外地换取原材料，以赚取加工利润的供销差价，而陕帮商人则不同，由于他们地处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结构的接合部与农牧产品交换中心，长期以来就形成了贩运贸易的历史传统，这便使他们在明清之际能够顺应趋势，扬其所长，多以经营起家。”李刚教授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最基础的参考依据。

　　就李教授介绍的情况，可以发现在汉唐乃至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北地区的所作的是不同的两件事，前者是生产经济，重点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以及初级手工业。也就是说，它呈现出较早期的工业经济的特点。比如，南方的茶叶加工，纺织以及印染工业等等。

　　与南方不同，西北地区，尤其是陕西和山西最初主要发展贸易经济，即长途贩运，其经营范围广泛涉及盐、茶、布、烟、木、药、皮、杂、金融等行业，其势力范逐渐扩张至“北到乌鲁木齐、伊犁，南到佛山、上海等地”的全国性范围内。陕西商帮通过以贸易为主的长期资本积累，最终带动了初级工业经济的发展，到清朝时期，陕西经济呈现出贸易和工业齐头并进的特点。在陕西内地，秦巴山区的矿冶、采伐、造纸等行业获得迅速发展；在省外，陕西商人成为四川井盐的主要投资者，并且将其作为优势产业控制了它的跨区经营和贸易，一直推进到云南、贵州等地。与此同时，陕西商帮通过“布马交易”创造了一个“陕北经济特区”，通过这个特区控制了游牧地区的经济发展。

　　就以上情况看，明清时期的陕西经济结构是非常和谐的，仍然用一个人来比方，它的头部是陕北经济特区，优势产业是盐业及以“布马为主”的跨区贸易；在它的腿部，则是秦巴经济特区，主要从事初级工业开发及跨区贸易；而在它的胸腹部，则是关中地区的总部经济——一个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最杰出的成就是以山陕投资集团共同控制的票号为基础的金融服务业。

　　这是多么相似的一幕，陕西今天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及其发展趋势，竟然是在重演过去的历史轨迹。唯一不同的是，今天的陕西商人面对的是正在深入渗透到世界各地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氛围，而历史上的秦商主要的是面对来自国内各地的竞争对手！

　　现在我们回到开头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历史上的秦商和今天的陕西商人群体在商业模式和商人性格上有哪些一致的地方？

　　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过，目前活跃在陕西工商界的多数不是“黑头张飞”这样的农民商人群体，而是荣海、崔荣华、郭家学、吴一坚之类出身于社会准中间阶层的人物。历史上也是同样的情况，据史料记载，最初在明清时期“走西口”从事跨区贸易的多数是“弃儒经商”的读书人，他们成为影响明清陕西商帮商业智慧和商业文化的主流群体。“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明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他的著作如此表扬过秦商。很显然，这些来自体制内或者接近体制的文化人，对于陕西商帮最终形成一定的经济组织，是发挥了主要作用的，从遍布全国的200多处关中或者“山陕会馆”，就可以大致领略他们在历史上达到的高度组织性。

　　历史上和今天的主流陕西商人，其出身大致接近，其性格也前仆后继。秦人强悍，“尚气概，先勇力”而“忘死轻生”，这是古今一致的对陕西人的评价。

　　这种群体习性往往使陕西人在各方面创造的功业其兴也勃然，其亡也忽然，尤其是无法长期享受自己的胜利果实。在政治上，陕西人秦始皇继承先辈的野心和谋略，以铁血与彪悍的西部牛仔部队，横扫天下，结束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战乱。然而，短短几十年后，秦朝的基业被江苏沛县人刘邦连锅端了。历史上对刘邦的评级颇多不善，主流的意见他不过是来自南方的文化小流氓，还算不上大学者、大政治家。然而，尽管刘邦也许流氓无耻，但是他懂得陕西人创造的行政区划是好的，陕西人的政治体制是好，不过将其略加改善，子子而孙孙享用中国多世。陕西人当然不服气，世世而代代之后，忽然又跳出来瞎了一只眼的李自成，端了安徽人朱元璋的老窝，然而他的胜利果实最终被老谋深算的江苏高邮人吴三桂和满洲人分享了。

　　再看看陕西人的彪悍和霸气使用在商业上是什么效果。

　　唐宋明清时期，陕西人能够把西北贸易做大，而山西人和南方人无从插足，非其不欲为也，乃其胆量和气力不足也。因为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西北作贸易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纵观中国历史，无论历朝历代，鼎盛与否，西北地区都有一个游牧民族和中原汉人互相博弈的过渡地带。唐宋且不说，尤其是明清以后，政治中心转移到华北地区，中央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实际控制能力是比较薄弱的。以致于这里商业贸易和投资环境长期处于“民族杂处、风俗各异，盗匪蜂起、土匪横行、部族格杀”的局面，在如此环境中，携带巨额资本和货物的商队就自然成为攻击的目标。南方人自然不敢来，山西人未必会觉得划算，自然只有“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的”陕西人冒死而上了。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铁血柔肠、前仆后继的“陕西冷娃”，西部地区的贸易经济就不可能创造那么多的辉煌。

　　然而，“陕西冷娃”中的知识阶层最终没干过精于计算的秦晋之好山西人，这一点从陕西人在金融产业上的成就没有山西人强大就可以看出来。按照常理，唐宋时期，西安一直是世界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而且在这个时期中国的钱庄等金融业态和服务模式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到明清时期，陕西商人群体仍然控制着西北地区的商贸、工业和主要资本，也曾经独享“三大商帮”之首的尊荣，自然后来驰名天下的山西票号这种现代银行的初级形式，应该水到渠成在陕西人手里出现。

　　现实情况却是，陕西人在漫长的金融创新活动中处于重要地位，而不是主导地位——胜利果实属于山西人。

　　研究完了陕西商人群体性格的历史演变，我们再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作为著名的商帮之一，秦商何以会最先衰落？它的衰落和今天陕西商人群体的滞后是否有一致的根源？

　　对于这个问题，很多学者依然是对付晋商的哪一套，历史的、国运的、政府盘剥的、洋人挤兑的、军阀掳掠的，甚至安徽人、江苏人夺取了陕西人的市场份额……种种种种，不一而足。

　　不能说这些理由不算原因，但是结合我们前面分析过的一些情况来总结，秦商之所以先于晋商衰落，最主要的原因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秦商错失良机，没有像晋商一样将自己的产业结构推进到一个高级阶段——主要从事金融活动。这个道理很简单，全球各地每分钟可能就会死掉了几个企业，也不知有多少商人跳楼自杀，但是最后倒下的一定是银行，是从事金融活动的商人群体。其次，悍勇有余而灵活性不足，厚道有余而不够精明，沉稳过度而创造性不足的秦商群体性格也是一条重要的原因。

　　历史上是这样，今天也如此。

　　毁掉秦商的不是“可怕的安徽人”、“可怕的江苏人”，是陕西商人一脉相承的商业行为模式和性格使然。

　　“神城”咸阳何以变为“洗脚城”？

　　善于发明，善于开拓进入完全陌生的领域，甚至创造出新兴的市场和产业，但是不能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与相关产业适应的管理模式、竞争智慧和执行团队，是陕西商人的弱项。由于这个弱项，无论是维持自己的创新的项目，还是继承祖传的招牌，陕西商人的成就都大受到影响。

　　陕西人敢于发明创造、开风气之先的气魄是令人叫绝的，且不说三年前咸阳有个商人购买私人飞机被媒体大肆炒作的故事。仅仅是咸阳地方政府为了解决大批下岗女工的问题，而将“浴足”作为重要产业来推进的魄力，就可以略知一二。

　　咸阳，一座中国的政治圣城，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集权统治从这里开始，这是在公元前221年。

　　在成为洗脚城之前，咸阳还是曾经是一座著名的神城，它是中国保健产业的发源地，这是在上世纪末期。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随着“505神功元气袋”风靡国内外，中国现代保健品之父来辉武先生进入人们的视野，短短三四年后，505集团的销售收入已经突破6个亿，到1995年甚至突破10个亿。

　　一个属于中国的保健品时代开始了。一时间，咸阳城里数百家保健品企业比邻而居，被称为“神城”享誉全国。甚至在中国医药保健行业创造了一个咸阳流派——大打广告、全国串联、上门推销(另一个流派内蒙古流派，主要是会议营销，以药为主。)。

　　稍后几年，陕西出了一大批在各种领域全国知名的保健品企业，如“三宝双喜”、“一枝刘”等等，但是数年之后，中国排名前200的企业竟然没有一个是陕西的！

　　陕西人打天下，外地人吃天下的历史又一次重演了。

　　而开创了中国保健品市场的，关于来辉武先生和他的505集团，已经渐行渐远，淡出了公众的视野。

　　与保健品行业如出一辙的是陕西饮食行业。

　　太阳锅巴是中国第一个锅巴企业，全国有无数的锅巴企业都赚了大钱，太阳锅巴却早已默默无闻了。宝鸡的熊毅武方便面，为中国伊面大王，现在方便面也已经不是它的天下了。陕西面食甲天下，自古以来，盛名已久。但现在走遍全国，都知道山西面甲天下，甘肃兰州的拉面早已名扬全国，而陕西呢？

　　陕西目前拥有中国第一家饮食上市企业——西安饮食服务集团(属同盛祥、西安饭庄、五一饭店、老孙家等多家著名的中华老字号)。可除过陕西之外，在全国其他城市里是默默无闻。而狗不理包子卖到了陕西的老家，甚至连最近几年兴起的东北“大清华饺子饭店”都开遍中国，连延安都有了它的分店。

　　陕菜与粤菜、淮扬菜、川菜等被并称为中国八大菜系，其他菜系在中国如火如荼，陕菜呢，连陕西人都说不上来它的招牌菜究竟是什么。

　　保健品行业，在国内一直一个“剑走偏锋”的行业，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保健品不是药品，它只有“调理和保养”的功能，而没有治疗的功能。但是国内的保健品行业一直在着力模糊二者之间的界限，这本身对消费者构成欺骗。

　　其次，保健品和药品在宣传、销售推广上应该有严格的界限，国内的保健品行业一直在模糊二者的界限，这导致了众多保健品行业在产品研发、销售及推广上缺少创新、趋同现象非常严重。泛滥中国的伪老中医、老军医、老科学家、老演员、老将军甚至天真可爱的小孩子们明目张胆地欺骗和煽动纷纷占据了午夜广播、电视节目、报纸广告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再次，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做铺垫，保健品在中国属生命周期很短的产品，保健品行业也成为一个同类产品市场快速萎缩，竞争门槛越来越高的产业。

　　最后，中国悠久的黄老之学滋养的养生文化导致了中国特别适合保健行业的发展，但现代保健品是工业化的生产，它在根本上和着眼于系统化、整体化的养生之学是矛盾的。因此，当一个流水线生产的保健品跳出来宣传自己的保健奇效时，这本身是一很冒险的事情。

　　作为开创了中国保健品市场的元老级企业，505集团在起初最鼎盛的时期，没有在产品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上引领新的潮流，它的所有宣传口径的基础是中国的道家和儒家的那一套——道家的学说最容易模糊治疗和保健的界限，儒家本质上不是商业文化。偌大一个神城里，其他跟风的保健品企业也陷入同样的模糊效应中，这既是陕西保健品行业也是中国保健品市场急剧萎缩的根本原因。

　　与中国的保健品行业有点类似，中国的饮食行业也是一个工业化、标准化生产难度很高的行业。因此这个市场也是一个很容易进入均衡状态，陷入严重同质化竞争的行业。它最后的竞争领域依然是文化的竞争，服务的竞争，这同样也是陕西商人的弱项。和陕西商人不同，四川商人们不仅可以改进他们的火锅，发明出“鸳鸯锅”，而且在作业流程、服务流程以及加盟管理等方面做到一流水平，所以他们的餐饮企业可以开遍中国，也可以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

　　综上所述，当保健品行业和饮食行业呼唤高端竞争的时候，陕西商人们的不能与时俱进，使咸阳这座本来应该更加强势的城市，开始了无奈的战略转移。

　　强悍善饮，何以做不大祖传的招牌？

　　“一大二土”，这是近代一位四川学者对远涉湖广善于远程经营的明清秦商的评价。“一大”是说明秦商的资本雄厚，生意规模大。而“土”则涉及到秦商的观念和形象：他们在穿戴装扮和生活方面要求并不高，总是棉布衣、瓜皮帽的行头。

　　这种传统的“土气”似乎并不影响秦商从事远程贸易，因为今天从事传统物流运输贸易的商人们，也是比较土气的。

　　然而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大众消费行业，“土气”的传统如果内化为一种“不讲究”的观念被继承下来，却是可怕的，它既可能导致业务流程上不注重细节效率，也导致对一种产品的设计、制造、包装、销售和市场推广中的不注重效率和品质，更可能导致一个企业团队的整体反应迟缓，举止失措。

　　陕西商人市场应变迟缓，竞争手段和能力的滞后在白酒等酒类消费行业的丧城失地颇能说明问题。

　　陕西是一个巨大的白酒消费市场。

　　3700多万陕西人，每年消费15万吨左右的白酒。

　　如此大的消费市场就在自己的身边放着，但是陕西白酒企业产能只有5万吨左右，约占全省消费市场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陕西从来都是外地白酒的天下。

　　陕西拥有唯一的国家名酒——西凤酒，一个国家优质酒——太白酒。然而多少年来，陕西白酒一直进不了中国酒企业排名前十名。

　　陕西白酒曾经有过很好的发展机遇。早在1952年，中国首届评酒会评出了四大名酒，陕西白酒名列其中，它们分别是：茅(茅台)、泸(泸州老窖)、汾(汾酒)和凤(西凤酒)。

　　这次评酒，基本原则是以四种具有代表性的香型，茅是酱香型、泸州老窖是浓香型、西凤酒由于是清香型的一个分支，但味道截然不同，因此特别评定为“凤香型”

　　现在，茅台已经成为国酒，稳居中国高端白酒的第一品牌。泸州老窖在强手如林的四川，一直排名在中国前十，中国一共17种名酒，四川就有6种。

　　再说汾酒，曾经多年来稳居中国销售第一，被誉之为“汾老大”，虽然遭受了假酒案重创，但是经过几年元气恢复，再次卷土重来、横扫大江南北。

　　而西凤酒多少年来一直在为保住陕西市场，苦苦挣扎。在陕西境外，西凤酒完全沦为三流品牌，甚至在现在年轻人中鲜为人知。

　　在陕西市场，多年来遭受川酒、贵州酒、甚至安徽酒、新疆酒的打击，其中最著名的几个侵略者就是四川的全兴、安徽的口子窖、新疆的伊力特。

　　可是陕西呢，除了西凤酒之外，还有全国知名的太白酒和杜康酒啊。

　　在白酒方面是祖传的招牌守不住，做不大。在其他酒类中，则是自己创造的胜利果实被异地企业据为己有，这算是好的，更差的连名字也听不到了。

　　陕西的宝鸡啤酒曾名列中国十大啤酒企业之一，雄踞中国北方市场的西安汉斯啤酒饮料总厂在本地也是响当当的品牌。

　　但是在若干年之前，汉斯早已被青啤收购，青啤用汉斯打败宝啤，在宝啤雪上加霜的时候，被青啤租赁，而后以极低的价格将其收购。

　　更有名的是中国最早的葡萄酒品牌之一——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故乡——丹凤葡萄酒，现在已难觅其踪。

　　还有中国极其稀有的洋县朱鹮牌黑米酒，曾风靡中国大江南北。现在的米酒市场，一片繁荣，唯独不见黑米酒的踪影。

　　酒类饮品与保健品不同，它既可以是价格低廉的一般消费品，也可以是非常昂贵的奢侈品，整个产业的上升空间非常大。因此，酒类市场(不包括保健酒)的首先是产品品质的竞争、其次是营销手段的竞争，最后是文化的竞争。

　　在这个市场，谁能把产量做大，谁能把概念做好，谁能营销做强，谁就是老大。四川盆地的气候天生适合酿造白酒，这当然是陕西白酒无法在产量上与其争锋，但这不足以成为陕西白酒落败的理由，因为湖南白酒在产量上同样无法和四川较劲，但金六福照样卖得红火。

　　陕西的酒业商人们为什么干不过自己的同行们，只要把陕西酒和外地酒的包装比较一下，就知道了。后者在包装的土气和营销上的粗疏是令人无法容忍的。而土气的背后是不注重细节，不注重品质感的习惯，是服务观念的滞后，文化理念的缺失。

　　一个不谙医道的人做不好医药生意可以原谅，而一个强悍善饮的商人作不好祖传的品牌，只能说他根本不懂酒文化。

　　如意卷土重来能否一雪当年的耻辱？

　　文化可以塑造商业，商业却很难在短期内塑造一个地区的文化精神。陕西是一个文化大省，却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大省。

　　在陕西商人的办公室，很容易可以发现笔墨纸砚这些书画工具，在陕西商人群体中也可很容易找到一些造诣不俗的书画家。

　　不仅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是一个时尚，对伟人、历史名人的模仿和尊重也是一个时尚。

　　如此，当文化和对主流价值观的追随遭遇市场搏杀的时候，陕西商人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处于被动地位也许并非是最糟糕的事情，毕竟也有一些作长线的企业，数十年如一日依靠自己的价值观成就了自己的地位。

　　然而，过于浓厚的地方文化意识和行为习惯，却可能使一个企业陷入因循守旧的泥潭，它既不利于企业利用陕西优厚的科技文化势力将其转化为生成力，也不利于一个企业在战略创新和管理创新——企业需要的是个性文化，而不是传统文化。

　　前不久，沉寂数年的如意突然传出新闻，如意彩电将重整旗鼓，再操旧业，冒着家电市场的腥风血雨向农村和乡镇彩电市场进军。

　　陕西商人的豪气和不服输的倔劲又一次闪现出来了。

　　黄河东流去，如意不如意，海燕东南飞……

　　这是陕西人的痛苦回忆。

　　曾几何时，中国黄河彩电(西安)，为中国免检产品而供不应求，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彩电行业老大。同城的海燕彩电也同样名扬大江南北。而位于宝鸡的长岭阿里士顿，是中国最早引进外国生产线的八家冰箱企业之一，大树底下好乘凉，也在中国小有一席之地，但是时至今日，黄河早已断流，海燕早已折翅，长岭早已不见树。

　　同样，与此配套的近千家企业也作鸟兽散了……

　　最搞笑的是当年为黄河做配套的长虹机器厂现在位居中国彩电老大而多年之久。

　　家电行业如此，汽车行业也不乐观。

　　陕西有中国最著名的重型汽车厂专门为部队配套的汽车厂——陕西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延安牌大卡车，是中国最早的卡车品牌之一，同样，陕西的秦川、奥托和重庆的奥托，同一年建厂，拿到汽车生产拍照。

　　然而，数年之后，当重庆的长安奥托产量过100万的时候，秦川奥托还不足5000辆，也只仅仅是本地当出租车使用，后来被迫做电池的比亚迪收购——中国电池大王。

　　再说微型面包车，中国第一批微型面包车企业，就是和昌河汽车同时起步的汉江汽车。如今，昌河早已成为大型汽车集团，而陕西的汉江依然老不出关，停留在陕西的农村市场。

　　此外，在高科技产业领域，陕西企业竞争力更不容乐观。

　　陕西拥有50所左右的国家普通高校，300多所民办高校，仅西安市内在校大学生就占西安人口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左右。但在中国成规模的高科技企业中，陕西少之又少。陕西有上千家研究所，数百个国家级研究所，高科技企业综合产出远远却落后于全国其他状况相似的省份。

　　我们在前文已经做过比较，西安高新开发区数千家企业全年的营业额干不过海尔和华为两家企业，如果从工业总产值的角度来比较，甚至干不过华为一家。

　　家电、汽车和一般的日常消费品又有不同，家电一度是人们眼里的大件，汽车则至今对一般收入家庭而言还是极其奢侈的商品。因此家电及汽车行业的竞争，对于消费者是价格、是品质，对于生产商则是成本，是管理。

　　书法和字画无助于提高生产效率，伟人崇拜无助于降低生产成本，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无助于一是一、二是二的市场搏杀。无论是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还是将一个产业做强做大，需要的是精益求精的员工、专业化的管理团队——而不是伟人一般的老板，领袖一般的演说家，也不是挥毫泼墨的书画家。

　　如果说陕西是一个文化大省，科技大省，恰恰在商业文化的创新和商业制度、商业伦理方面也是一个亟需补课的“文化大省”。

　　只有当一群真正具备市场意识、商业文化和商业精神的陕西商人群体崛起之日，才是秦商重新归队之时。

　　不知如意此次复出，是否能够如愿以偿。也不知其他厂家是否也会有新的动作。对于这一片惨淡的陕西名牌，最应该反省的恐怕不是民众，不是政府，而是陕西的商人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