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子威

　　作为有十三年资格的“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苏宁云商掌门人张近东可谓目睹了10余年来零售业的起起伏伏。在他的议案中，可以发现，从抗击外资零售的“最惠国待遇”开始，他提议国内流通企业必须打造自己的商业体系、物流系统，而现在，在电商大潮之下，他也提出了针对于电商健康发展的思考。 助推商业立法 2001年年末，中国正式加入WTO[微博]，可是对于中国的零售业来说，这更像是一个挑战，因为大量外资零售商直接进入中国市场，开启了外商大店时代。于是在2004年，张近东就提出了中国零售市场的“大店法”。 准确地说，“大店法”并不是一个中国的名词，而是日本、欧洲的一项法案，旨在于避免大型零售商滥用优势地位，通过大型店铺挤压地区小型店铺。然而，在新世纪初，张近东显然也成了这一“法案”在中国的推动者之一。 从当时的全球环境来看，互联网泡沫刚刚破裂，实体店铺依然发展迅速，尤其是中国的流通行业，每年以两位数的增长率飞速递增；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却出现增幅放缓、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此时，各类外商纷纷进入中国，将发展的希望寄托于这个新兴的经济体。 从国内看，内资零售商正在享受着高速发展市场所带来的红利：他们的发展模式极其粗放，属于跑马圈地的年代—只要能开起店来，就一定能天天宾客盈门，就一定能赚翻。 可是，外资也盯上了中国市场，再加上中国加入WTO，市场的大门突然向所有人敞开。 如果外资零售商利用自己的竞争优势开起大店，加入竞争的话，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各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就给了他们非常优厚的条件：从减免场地租金到各种政策优惠，可谓应有尽有。 从竞争力来说，国内企业本身就不是对手，然而在“不平等竞争环境”的背景下，内资零售商直接就在“艳阳天”中感到“刺骨的寒气”。如果仅仅是击败几家内资流通企业，其实问题不大，但是如果看着外资零售商利用不平等竞争环境做大，那么最后就会影响到国内的整个流通行业。 在这种背景下，自2003年开始，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企业界，都奔走起来，反对这种“最惠国待遇”，苏宁的张近东、步步高的王填（同为“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等人就是这个队伍中领导者。 在接受采访时，张近东表示，“我们在商业的法律和法规上面，我们缺少一种规范，在这方面如果我们没有一些法规方面约束，外资企业就会占领流通行业的主导地位，也会控制我国商业流通的渠道。” 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提案，因为后来确实出现了外资零售商滥用优势地位，对地区性的零售商、供应商进行挤压，甚至收取“通道费”这种明显带有抢劫性质的行为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流通行业当中。 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接下来，在“大店法”之外，张近东可谓是在又在立法方面有了很多构想，从建立家电市场售后准入体系到电子商务，不一而足。 呼唤现代商业模式 无论政策如何变化，打铁终须自身硬，即使外资零售商没有上述优惠，国内零售商依然难以与之竞争。 当时，不少内资零售商实际上是以一种“二房东”的模式进行经营，简单地说就是将商品引入后，通过名目繁多的手段对供应商巧取豪夺，并通过“保底倒扣”的模式舒舒服服地把钱给赚了，完全不考虑供应商的死活—而这一切正是从某些外资零售商那里学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零售商根本不需要考虑任何的供应链—他只需要设计一个无论如何都可以收更多费用的经营模式以及一个POS机就可以了。可是从全球顶级零售企业的经营经验来看，掌握整条供应链才是打造超级零售地位的核心要务。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作为目睹这一切的零售企业掌门人，张近东接连提出了通过商业立法来建立流通大格局、本土商业现代化等议案。 也正是在2007到2010的这几年时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全球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这场危机中，中国也备受次贷的烦恼，慢慢提出了扩大内需的诉求。 2009年起，张近东的提案也多与此相关，从2009年的促进家电下乡、恢复五一黄金周开始，2010年他又提出了家电市场售后的准入制度，力求从整体上扩大需求。 尽管如此，张近东一直都没有忘记建立现代化商业模式的初衷，毕竟光让消费者多消费只是第一步而已，建立一个有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才是长久之计：2011年，在目睹了国内外零售商的差异后，他就将“现代化商业模式”进行了细化，那就是打造高效的物流体系。 当时，我国传统的物流体系大多处于欠发达的状态，物流基础设施不到位，物流环节多、速度、效率低等指标也并不尽如人意，整个物流环节存在较大的浪费，生产与流通、消费的协同成本极高。 物流方面的无能为力对于打造一个流通企业来说是致命性的。对此，张近东表示，“节约物流成本是我国经济的一个重点，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不但是持久拉动内需的物质基础，也是减少社会资源浪费和建设高效率的现代流通体系的基础条件，更是全社会的一项经济基础工程。” 为此，他提出了包括规划先行、政策扶持、培养现代大型物流企业、建设大型物流基地等7项具体意见，也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事实证明，张近东的判断完全是正确的。 “互联网+”的思考 转眼间，21世纪进入第二个10年。 此时，内资流通企业面临的不仅仅是已经站稳脚跟的外资竞争对手，因为互联网开始慢慢侵入到人们的生活中来：在北上广等大型城市中，宽带已经达到10M起步、乔布斯的苹果手机横扫移动设备市场，这为即将席卷实体行业的互联网大潮埋下了伏笔。 此时，眼见电商的飞速发展，很多企业纷纷上马自己的“电商”平台，可是即使到今天，也没有哪家企业能把电商真正做好，原因很简单，在2000到2010年这段“相对平静”的年代里，不少企业养尊处优，丢掉了作为一个零售商的本分，那就是商品的采购能力。 可是在电商如猛兽般迅猛发展的时候，各类问题层出不穷，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假货泛滥。 2012年，在两会中，张近东就拿出了《规范电子商务市场秩序，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议案。他建议政府完善电子商务发展环境，建立健全电子商务法律法规、标准体系以及电子商务信用机制，并鼓励发展支付平台、自建物流基地、自营物流配送体系等电商服务配套产业，创造良好的电商支撑体系。 2013年，他更将这个议案深化，他表示，“为了培养健康、规范、有序的电子商务产业，急需将电子商务的发展纳入现有法律管理范畴，执法到位、规范发展，营造守法诚信、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尽管这一切看起来是在针对电商，但是一个健康的电商才真正能扩大内需，给消费者带来真正的益处。 于是在议案中，他提出要从工商部门着手加强商家资质监督，建立透明、公正的市场秩序；同时由质检部门介入电子商务的质量监督，从产业链源头建立监督机制，形成信息化条件下的追溯制度，确保正品经营。 可惜的是，继续高速发展的不仅仅是电商，其自身的问题依然层出不穷。 于是在接下来的2014和2015两年，他又再次聚焦互联网，将网络信息安全、平台首问负责、打击假冒伪劣，并得到了全行业的相应。 事实上，在2014年，张近东提出要将产业的互联网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份议案从传统的“在电商说电商”和“在店商说店商”的提案潮又有了明显的提升，它的核心是将产业和互联网两者有机结合，并上升到国家未来的战略。 结果，也就是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也提出了“互联网+”的战略构想，可以说，张近东的思考是得到了总理的认可。 今年，张近东继续着眼电商提出了“平台首问负责”，也就是说电商平台不能仅仅以“我就是个平台商”的理由逃避自己需负的责任。 张近东表示，“网络平台集客能力强、辐射面广，缺乏严格前置审核流程的开放平台，使制假贩假的不法经营行为有机可乘、蔓延泛滥。”因此，他提案建议推进网购平台首问负责制，从制度层面促进网购平台企业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防范假冒伪劣，保障消费者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不仅如此，张近东提出，电商平台至少要在三个方面负起责任。他认为，电商平台的第一个责任是将交易数据保存完整，电商企业应完整保存，不得隐瞒、删除系统数据，影响司法取证和消费者维权行为中的数据凭证安全。 其次，张近东表示，电商平台必须加强对商户的管理，从建立前期的约束机制开始，商品上架、展示和推广过程中杜绝假冒露出，并在侵权事件产生后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最后，对于出现问题的电商教育，电商企业必须承担对消费者“先行赔付”责任，以维修、退换以及其他赔付形式补偿消费者损失，并履行追溯、问责平台内商户的职责。 其实，这些议案正是针对于部分电商平台“不顾消费者利益，只顾搭台赚钱”的短视行为，事实上这正是在为电子商务的规范化发展开了个好头。 作为传统流通行业的领袖，从张近东的这十余年政协委员生涯中，其实反映出的就是我国零售行业的变迁，从外商入侵，到建设现代化商业模式，从陷入全球经济危机到扩大内需，从电商强势袭来，到规范电商、打击假冒伪劣。 其实可以发现，张近东的议题大多都是在头脑发热的年代进行冷静思考的结果，从店商到电商，张近东的议案看似是在泼冷水，其实是让所有人都能保持清醒，让店商和电商都可以健康长久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