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盛名之累可想而知。他的钱来得多，也花得快，他有时也会有“穷”念。

　　文|余世存

　　鲁迅自认为是“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那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应该算是富裕的知识阶级分子，胡适介于二者之间，他没有梁启超等人那么富裕，但远比鲁迅要多一些“财务自由”。有人甚至认为，如以纯粹的文人论，胡适的收入应该算是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收入中的冠军。

　　因为在美国读书时给老乡陈独秀的杂志投稿，陈独秀推荐胡适任北大教授，1917年，26岁的胡适学位还没有拿到，就回国任教。北大教授薪水优厚，该年4月，胡适给母亲写信说，“即此一吉事，已足满意，学位乃是末事耳。”9月，胡适给母亲写信，在北大饭钱每月才九元，他和高一涵合租一房，“彼处房钱不过六元，每人仅出三元耳。合他种开销算起来，也不过每月四五十元之谱。”据说，扣掉所有的生活费，胡适每个月可以存下230元，足够北京穷苦人家两年四个月的开销。

　　胡适上课一个月，即加薪为本科一级教授，月薪从260元加到280元。胡适给母亲写信说：“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即仅有此数亦尽够养吾兄弟全家。”1919学年度美国副教授的平均年薪是美金2486元，正教授的平均年薪是美金2628元。胡适的年薪相当于美金3300元，比美国正教授的平均待遇还高将近700美元。有人认为，蔡元培等人建立的现代中国大学，一开始就跟国际同步，也在于这种高薪给予知识人的安全感。

　　胡适虽比鲁迅小十岁，但他赶上了好时候。即他就职的现代中国大学与国际接轨，跟鲁迅所在的教育部等等相比，要优待得多。

　　胡适的生活显然是今天北京的屌丝们难以相比的。他的住处也是一处比一处宽敞，到入住米粮库4号院时，更成为朋友和文化人的中心。米粮库胡同是文化人的聚居地，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都在这里留下身影。1号住着陈垣、傅斯年，3号住着梁思成、林徽因，胡适住4号院，这些人算得上是“京派文人”的基础。具体到胡适，他的家也是一时的文化中心，胡适的家是亲友的临时栖身之所，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友人，石原皋、胡成之等亲戚甚至长期住在那里。

　　林语堂曾说：“在北平，胡适家里每星期六都高朋满座，各界人士——— 包括商人和贩夫，都一律欢迎。对穷人，他接济金钱；对狂热分子，他晓以大义。我们这些跟他相熟的人都叫他‘大哥’，因为他总是随时愿意帮忙或提供意见。他对寄给他的稿件都仔细阅读，详尽答复。他的朋友，或是自称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上至总统、主席，下至司厨、贩夫、走卒、担菜、卖浆……行列之中都有胡适之的‘朋友’。”

　　因为胡适太有名了。他成名之早给他的生活铺平了道路，同时，他既深谙中国世故，又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一个擅长处理公共关系和人际交往而又不露痕迹的大师。”胡适远比那些在书院里正襟危坐、论学讲道的“村学究”要“现代化”，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现代社会如鱼得水。

　　跟鲁迅相比，胡适的人生要顺得多。鲁迅的书多由他的学生李小峰出版，但也为李小峰所骗。胡适的书则由老乡朋友汪孟邹开设的亚东图书馆出版，版税一律为15％；远比当今的作者版税要高。1928年12月，亚东图书馆送来一张账单，上面写明了胡适几种书籍的版税和稿酬，计胡适收入近3万银圆，合今人民币约120万元，远远高过鲁迅，有人说，胡适的收入是鲁迅的两倍以上。

　　鲁迅“躲进小楼成一统”，但胡适一直在热闹中，在聚光灯下。有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这样的文化名流做邻居，天生的好客、好交往，以及工作、兼职、写作，使得胡适的生活紧张而活泼。他曾经在每周周末特别腾出一天来接待客人，戏称为“做礼拜”。

　　据说他的日程像钟表一样准确无误：“早晨7点起床，7点40分去北京大学上班。中午回家用午餐，下午1时40分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上班。晚餐在外边吃，晚11点才回家。他有专用的小汽车，出入坐车方便。回家后即进入书斋，读书、研究、写作，直到半夜两点才睡。”胡适有名言：“谁说每天一定要睡足8个小时？那是迷信，拿破仑每天只睡6个小时。”

　　胡适的“成功人士”生活也使得他有余力救济他人。年轻的诗人汪静之多次写信求助，仅1922年一年就借去了140元，约今天的五六千元，1923年，汪静之跟胡适提出“愿你再借数十圆”的要求，“如你肯答应，请快快寄下，切勿久延”。林语堂到哈佛读书，得到了奖学金，他后来才知道，是胡适给的2000元，约今天的小十万元……

　　胡适的盛名之累可想而知。他的钱来得多，也花得快，他有时也会有“穷”念。如他曾怕搬家，怕“搬穷”了。他晚年流落美国，遇到唐德刚这样的年轻人，还一再劝唐要注意“生计”，要趁年轻多攒点钱。至于他的“做礼拜”则是因为来访者太多，不得不如此。钱穆曾与顾颉刚同去拜访胡适，胡对他们说：“今日适无人来，可得半日之谈，他日君来，幸勿在星期日，乃我公开见客之日，学生来者亦不少，君务必他日来，乃可有畅谈之缘。”

　　就是说，胡适的生活方式并非没有问题。他也付出了代价，40岁以后的胡适在学术事业上没有多大进展，即跟他的生活有关，他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精进研读。

　　鲁迅曾有“京派”、“海派”的观察，在他看来，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冰心曾有名作《我们太太的客厅》，好事者将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一一对号入座。跟胡适的“公馆”一样，梁思成家也是当时有名的文化沙龙，人称 “太太客厅”。

　　鲁迅、冰心所批评的，一如今人对“文青”、“小资”一类立场和态度的批评。但胡适显然要高于“文青”、“小资”，他是国士、精英，只是他们的生活离普通人已经有距离了。

　　胡适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这一类知识人，但仍不免沾染这一类知识人的习气。胡适的家有庭院，有汽车间，有锅炉和热水汀，有浴室和卫生间，雇佣门房一人，厨子一人，女佣一人，打扫杂役二人，司机一人。这是今天的中国知识人想都没想的生活。到1931年，胡适40岁生日，他在米粮库4号家中做了四十大寿。傅斯年、俞平伯、闻一多、冯友兰、朱自清、毛子水等联名赠送了一幅寿屏，胡适专门请饭店的厨师到家中做饭。亲友们喝茶、抽烟、嗑瓜子、聊天，热闹了一天。今天的知识人在40岁时多未立住，而胡适的40岁热闹却也未能“不惑”，它谕示了四十以后的胡适在学术思想上可能的建树。

　　（作者系自由作家，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