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洋

　　香港社会表现出的种种矛盾和对抗，透着一股强烈的失落感。这个曾经在亚洲举足轻重的经济体已变得边缘化。

　　回顾其历史上最辉煌的几十年，香港与东南亚国家一样，“教父”们主要依靠政治的无效率获取利益，实际为当地经济做出更多贡献的，还是中小企业和勤劳节俭的普通民众—后者在这个过程中却没有分享到与之匹配的利益。

　　客观一点说，香港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矛盾潜藏已久，过去一度被经济繁荣掩盖了。引爆矛盾的一个要素就是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互联网的冲击、全球化的普及、中介化的消除。香港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那个纽带的角色，也不能以旧视角去审视和参与内地的经济发展。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在《大繁荣》中所说的，一个现代经济体最大的活力在于创意，这种活力可以理解为创新的意愿和能力。缺乏这种能力的国家，其繁荣都会昙花一现，瑞典和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包含香港的中国也面临这一问题。

　　一个常识是，中小公司的创新能力远高过大公司；为创新提供初始资本的决策是由投资人、金融家和股份持有者做出的，而不该是政府，或者代表政府利益的金融机构—中国经济结构亟待改变。

　　你可以从北京和便利店的关系来理解中小经济体的重要性。本期大公司特写讲述的是已经在上海站稳脚跟的全家正尝试进入北京市场。全家面对的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其实气候什么的都是一种托辞—与北京纬度相似的东京和纽约都能容得下便利店文化—发展更多的阻碍在于，一直服务于行政体系的北京，在城市规划上根本没有为业态分散而灵活的小商户规划生存空间，这直接影响了零售的便利性和繁荣度。

　　我们乐于见到眼下中国社会的创业热潮，大众创新注定会催生更大的繁荣。但按照物极必反的道理，如同经纬创投[微博]CEO张颖最近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提到的，“泡沫就在那里”—他通过一些历史数据和偏离常态的估值对眼下的创业投资热发出警告。

　　从这一点上看，我们本期的封面故事似乎是在唱反调。驻硅谷记者徐涛和李蓉慧描绘了一个新的中国创业者群像，巨大的变化在于，不同于双零年代，他们目前在硅谷创业变得更容易、也更受投资圈欢迎了，更多的中国人选择去硅谷创业，是为了给自己打开一扇窗—在一个投资孵化产业和消费市场都很成熟的环境里获得锤炼。这种经历是难得的，最终，这一群人会反哺中国本土的创业圈，他们中间也可能诞生中国的保罗·格雷厄姆。

　　所以说，只要创新就永远有泡沫。拿哈耶克的话来说：企业不可能知道某款车型的盈亏概率，就像小说家不可能预知其作品登上畅销榜的概率一样—创新在商业上成功的偶然性增加了投资的随机性。当然，人们仍然要警惕大量扭曲的投资决策和从众投机的现象。

　　回到香港的话题，作为全球最自由的市场，它已经具备了创新的基础条件，也可以为内地创新提供服务，所需的只是一个更广阔而非民粹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