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诗洋

　　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体财富增长贡献的差距，20世纪初为5%~20%、50年代上升到50%左右、80年代以后上升到60%~80%；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普遍低于发达国家，68个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贡献率仅为14%。这是2014清洁发展国际融资论坛上科技部专家房汉廷先生公布的一组数字，笔者有感于此，在梳理、总结本次论坛演讲专家房汉廷先生和杜少中先生观点的基础上撰写本文

　　在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时候，由于技术落后，所以，中国只能买技术、买设备、买装备；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在我们已经充分重视技术问题的今天，中国依然一定程度上延续着这样一条路子，买设备、买装备、买技术……究其原因，房汉廷指出：“是我们落后的金融制度使我们大量的资源、大量的金融资本不能配置到创新领域，而更多地配置在一些传统的领域，配置在一些消费资本化的领域，无法使技术资本化，无法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因此，科技金融创新要想把科学知识和技术变成真正引导创新发展的驱动器，重中之重就在于技术的资本化。

　　制约创新发展的两大短板：金融与企业家

　　从近40年的统计数据看，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存在着巨大差距，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对经济体财富增长贡献的差距。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贡献率，20世纪初为5%~20%、50年代上升到50%左右、80年代以后上升到60%~80%；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普遍低于发达国家，68个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贡献率仅为14%。这是科技部科技经费监管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房汉廷在2014清洁发展国际融资论坛上公布的一组数字，听完令人感到心中十分沉重。但接下来他说到的另一组数字对比则是触目惊心：最近5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上的创新型国家大约有23个，他们的财富创造80%是来自于技术、创新资本和企业家；发展中国家则是80%的财富创造是来自于简单的劳动力、资源与能源的消耗、环境的破坏。这期间，我们中国经历了35年的奔腾式发展，我们取得了世界第二的地位。可是看一看我们财富创造的内核是什么，虽然说里边肯定有技术，有企业家，有创新资本，但这些都不是主力，我们的80%的财富创造依然在劳动红利、资源环境和能源的大量消耗和破坏。

　　现阶段中国已经充分认识到技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忽略了金融，忽略了企业家，这两项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创新发展的重大短板。

　　对此，房汉廷概括指出：中国的金融制度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我们大量的资源、大量的金融资本不能配置到创新领域，而更多地配置在一些传统的领域，配置在一些消费资本化的领域、房地产以及我们的基础设施等这些方面。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美国讲他们正处于从一个溴代到溴国这样一个过程，相信我们已经在溴国的国度中奔腾很久。中国金融资源的错配已经导致中国经济的巨大扭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4万多亿的外汇储备，只靠买外国的国债来配置资源，而中国国内大量的创新产业却没有融资渠道。我们的另一块短板就是企业家，中国从来没有给创业者、创新者、为国家财富创造的主力一个宽松的环境，创业者们从来都是自生自灭，在努力奋斗中成长。美国对于中小企业有整套的支持创新创业的系列计划，比如从技术方面来讲，有SBI小企业创新计划，从股权上来讲有SBS计划，技术转移有SBDI计划……但到了中国却到处都是对创业的限制，这就造成了中国成长起来的企业和美国成长起来的企业有很大的不同。

　　再看一看金融资本的配置，在美国如果一个人已经创业了三四十年还要进行创业，一定会得到充分的支持和肯定，因为政府会认为你已经找到三条路不通，走通第四条路的可能性很大，同时你的信念还如此之坚定，一定要给予支持。但在中国，创业者只要有一次失败，就没人理你，要有三次失败，就成为永远的失败者，创业的大门就对你关闭，这种观念扼杀了大批优秀的创业家、企业家。

　　因此，中国财富创造的模式是有问题的。整个财富创造实际上由三个边来决定，长边是技术创造，宽边是资本创造，高边是企业家创造，这三个边乘起来才是一个财富创造的模式，这才是财富创造标准化的模型。而我们这三个边里面最短的边是企业家，所以我们的盘子大，面积大，但我们没有高度。

　　科技金融：弥补短板，创造财富

　　科技金融的本质是要把科学知识和技术变成创造财富的工具，这也是金融的本质所在，那些不能够变成财富创造工具的知识、技术，就只是增加全人类的福祉，而不是从物质层面来讲。同时，科技金融也是一种技术—经济范式，即技术革命是新经济模式的引擎，金融是新经济模式的燃料，二者合起来就是新经济模式的动力所在。再深入来说，它是一种科学技术资本化过程，即科学技术被金融资本孵化为一种财富创造工具的过程，也是技术从知识形态向资本形态转型的过程。它是一种金融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过程，即同质化的金融资本通过科学技术异质化的配置，获取高附加值回报的过程（风险分担与收益分享）。

　　要解决中国的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弥补制约我们创新发展的短板，科技金融创新无疑是一项很好的选择。对于科技金融创新，从熊彼特到佩蕾丝都给出了结论，四百年来，一直是技术、金融这两大要素配合企业家发展，他们共同经历了一波一波的新产业革命，所以，房汉廷研究员强调科技金融定位在技术领域和金融领域的深度融合。

　　技术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经济长足发展的基本动力，中国经过十几年来推动科技金融的发展，目前来说已经实现了从小众到大众。从最开始的寂寂无名到声名远播，从边缘配角到舞台主角，从同气相求到同心协力。支持和施舍是不一样的，现在科技金融在中国已经变成到科技领域这儿来会赚更多钱，会更安全，所以金融资本的配置至少从民间这一层面已经开始受到关注。同时，科技金融的工作已经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国作为大一统的国家，中央的重视最为重要，如果中央不重视只是底下重视也是白忙活，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把科技金融放到了这个高度。同时，科技金融工作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普遍认可，地方在转变资源配置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金融部门也对这一项工作日益青睐，从开始向上求支持到主动创新，进展非常迅速；资本市场的普遍认同则令技术、资本和企业家这些资源的配置悄然发生变化。

　　技术资本化：科技金融的核心

　　“技术资本化是科技金融的核心，也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必要条件。在相当程度上说，没有技术的资本化，就难以有新技术革命的发生和新产业的出现。”对此，房汉廷研究员肯定地说，技术资本化是促进科技进步的最强大动力源泉。因此，技术资本化，不仅仅是一个个人或企业的微观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创新驱动战略能否实现的宏观问题、关键问题。

　　每次大的技术革命，总会伴随着一次大的产业革命，在新兴技术与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过程中，产生了那个时代的战略性产业。事实上世界经济的五次技术革命都有典型的技术特点。第一次纺织业，第二次是蒸汽和铁路时代，第三次是钢铁、电力、重工业这些技术，第四次是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第五次是信息和远程通讯。中国只是参与了第五次产业革命，不仅参与而且在某些领域做到了后发先制。比如说华为、阿里巴巴[微博]、腾讯，他们在互联网金融以及即时通讯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房汉廷非常遗憾地说：“当然比较可惜的是这些项目中没有一项是由国家政府部门规划出来的，也没有一项是政府先支持、先知先觉看到的，是非线性化的。”

　　技术的最初创造源泉主要是研发，研发有三个阶段，一个是基础研究，二是应用研究，三是开发研究。这三个阶段只是母鸡下蛋，下出来的蛋能不能变成财富，要得到第四个阶段创新时才能知道，也就是说企业家、创业者把技术作为创造财富的工具时才能知道。他举例说：“美国在创新创造各种资源的时候，基本都不是赚钱的，可以看那个时期的企业的财务报表，盈利那一栏多数是负数。这个过程中不断出现兼并重组，一直走到像苹果那样，像FaceBook那样的企业就赚钱了。当企业能赚钱时他已经是一个传统企业了，当他是一个创新企业的时候是不赚钱的。但中国资本市场的选择却是巴不得刚出生就能去劳动、就去赚钱，就像我们有一些短视的农村家长一样，孩子七岁了可以下地了，九岁了可以打酱油了。为什么这些孩子最后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因为他没有受到完整的教育。一个有远见的家长会让孩子读到博士、博士后，这个过程都是赔钱的，然后才培养出一个特能赚钱的人。美国的企业发展模式，在初期阶段不是看企业的财富指标，而重点考察的是有没有成长能力的指标，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的资本市场配置完全是错位的。”

　　要实现技术资本化有很多重要的条件。房汉廷认为，第一个要件实际上是产权的问题。研发活动成果的归纳有论文、专利、专有技术、标准及其他，当然不是所有东西都作为创新要素的驱动，比如说大量的论文是增进人们对于资源的发现的认识。专利和专有技术、标准这三项实际上是我们重点要考核的。技术可以分类为基础技术、共性技术、公共适用技术、产业技术，其中只有产业技术才是我们进行技术资本化创新运动的主体。当然这里边有受保护的产业技术，有不受保护的产业技术，受保护的产业技术是处在专利期以内的，不受保护是已经过了专利期的。从技术的内涵上来讲，知识形态的技术不能带来收敛性的价值补偿或价值增值。这一部分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政府或者说由慈善机构决定的。但资本形态的技术能够带来收敛性的价值补偿或价值增值，这也是技术资本化的一个要素。

　　在中国，要实现技术资本化，需要做好三项工作。第一项就是专利制度的建设，专利制度是给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专利制度一能有效地保护发明创造，把发明创造作为一种财产权予以法律保护；二能鼓励公民、法人搞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全民族的聪明才智，促进国家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三是有利于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促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尽快地转化为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四是促进发明技术向全社会的公开与传播，避免对相同技术的重复研究开发，有利于促进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第二项就是需要金融创新的深度参与。每次产业革命的发生，总是源于技术创新，成于金融创新。与货币资本化同质化转型不同，技术资本化属于异质化转型，没有金融创新，技术资本化就难以走出异质化的窠臼。即使是微观的技术资本化，同样需要金融创新的匹配。第三项就是需要真正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没有创业者、企业家的行动，无论是技术还是资本都无用武之地，技术会变成空中楼阁，成为一种知识存在，就像现在很多院士的成果只能挂在墙上、锁在柜子里；资本只能逼迫到去买砖瓦沙石灰构成的房子，买一些永远无法增值的东西。

　　技术资本化之于中国，才刚刚上路，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还很多，对此，北京绿色金融协会会长、原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杜少中在2014清洁发展国际融资论坛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建议利用绿色金融协会这一平台。这一平台可以给技术的资本化提供三个绿色，规避绿色风险，提供绿色机会，提供绿色信息。他指出有一个现象需要特别引起注意，我们经常说淘汰落后过剩产能，这些落后过剩产能怎么形成的，傻子都会说钱堆起来的，没有钱过剩落后产能根本不可能形成，钱从哪儿来？政府批准的项目政府给钱，政府没有给钱那就银行信贷民间资本。大量的资金聚集在落后产能上，因此，问题就出来了。我们的绿色信贷到底有没有真正发挥作用？今后发展绿色金融应该规避一下风险，找机会把绿色信息聚集起来，在利用金融手段的时候清醒一下。他认为解决环境问题最根本的途径是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转变生产方式，不能继续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发展的生产方式，这个不转变解决不了问题；同时也要解决消费环境，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消费是拉动生产。归结一句话，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就选择了什么样的天空，所以，大家不要抱怨天空，要抱怨自己在这种生产方式的情况下你的位置、你的作用。因此，倡导要应用市场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用金融创新推动绿色发展。

　　结语

　　中国的技术资本化确实才刚刚上路，以往我们山寨惯了，但在这件事上不能再山寨下去，过去我们山寨别人乐在其中，如果今天再山寨自己就没有人再创造新的知识产权。没有新的知识产权的产生，中国的经济虽然追上也还会落后下去。不创新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不保护创新的国家是不受尊敬的国家，创新文化的形成将成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最重要的价值财富。（摄影 杜京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