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禄 北京市政府顾问、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制度变化，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中国成为最大的制度变革的试验田。

　　在制度体系变革的过程中，如何去突破原有的制度成为最大的难题。最常见的是打制度的擦边球，从旧制度体系的一条小缝隙开始艰难的变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进行的制度变迁是渐进式的模仿和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也开始了以激励为导向的技术创新制度体系建设，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以限制型的企业制度为主，以诱导型的社会制度为辅的循环经济的制度体系。

　　如果以限制为核心，搞一刀切，就会出现以下问题：对民营企业限制很容易，对国有企业很难。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复杂，导致新制度的执行困难，推进就更加困难；对公民个人来说难以执行，例如垃圾分类提倡了很长时间都无法执行。因此，对企业的限制措施要清楚、要严格，政府要提出可执行的指标，这样才具有可操作性；对公民个人要出台诱导性措施，鼓励个人从事相关服务行业，自觉遵从循环经济的新制度。

　　循环经济是与生态相关的，是在中国逐步发展出来的，静脉产业发展水平决定了垃圾处理能力，垃圾处理能力决定垃圾分类水平。最近在北京发展的静脉产业，诸如餐厨垃圾的处理、污泥的处理、园林废弃物的处理等，这些产业大大加强了北京垃圾处理的能力，提升了垃圾分类的水平。现在有些人认为要做仔细的分类，但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仔细分类依赖于垃圾的处理水平，政府应该加强静脉产业即垃圾处理产业的发展，随着垃圾处理产业的升级再来提升垃圾分类的能力。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社会的事，深入研究循环经济和社交化之间的关系十分必要，用社交化的开放性把循环经济推动起来。社交化就是要把老百姓的热情纳入循环体系中，更重要的是社交化还能把政府原本该开放却不开放的领域开放出来，比如用能大户、用水大户的动态变化，各种污染源的信息公开。循环经济的发展动力就在于开放，开放就能解决北京的雾霾问题。

　　循环经济既然是限制型的制度，就应该对制度有足够的检验手段，所以建立循环经济的制度实验室非常有必要。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制度都可以先拿到制度实验室中去验证。循环经济制度体系在创新过程中，要花更多的精力来进行制度实验和检验。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下一步要在科技创新、智慧城市、循环经济这三个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我们不能单纯的照搬西方的经验，要自主研究。

　　循环经济的发展靠制度，制度的创新靠研究和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