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新棋局

2014年05月04日 14:48  《中国经济报告》杂志  收藏本文     

  主持人:中国经济报告记者 马玉荣 吴思

  京津冀一体化需要优先解决的是思想认识的一体化、组织一体化和规划一体化。只有先解决这三方面的一体化,其他方面的一体化才有依据和可操作的平台

  2014年初,习近平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更需要创新思维,破除各自“一亩三分地”的思想障碍,需要从竞争转向协同合作,以更加开放的视野推动京津冀一体化。京津冀一体化究竟该怎样破题,本期圆桌论坛约请了六位专家展开讨论。

  京津冀一体化破冰

  中国经济报告:早在2004年,国家发改委就开始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的编制,并于2010年上报国务院。京津冀一体化喊了这么年,为什么成效并不显著?目前体制上的阻力能克服吗?

  李佐军:京津冀地区的相关规划已研究或制定了多个,例如国家发改委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研究编制的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规划、河北省出台的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总体规划、已启动研究的环渤海地区发展规划纲要等。

  这些规划还没产生预期效果,主要是因为:一是以前没有中央最高领导推进,只是地方层面的自发推动,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二是就京津冀一体化一直没有设立相应机构和联席会议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推进和实施规划的机构;三是京津冀各个地区的发展基础和条件不同,如北京和河北周边农村地区差异比较大,不像长三角、珠三角,周围小城镇与大城市在自然条件、发展水平、区位条件上差距较小,这客观上制约了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郭春丽:“十二五”前两年,北京与周边地区,尤其是与津冀在交通基础设施、环保等方面合作取得一定进展,但在产业转移、市场、人才等方面的合作还比较少,一体化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尚未形成梯度发展格局。京津冀有两极,北京和天津功能互补性不强。主要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有关:一是受行政区划的影响,区域内同质化竞争,尚未形成统一的人才流动市场、资本市场、技术交易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加之区域整体资源日益短缺,协调难度大,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低效配置;二是北京首位度高,而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和水平较低,产业对接困难,尤其是北京和天津缺乏实质性合作以及同构化竞争,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影响区域融合发展和联动发展;三是区域尚未形成合理的中小城市网络体系,缺乏具有一定发展水平的中小城市作为大城市发展的依托和延伸。

  张贵:京津冀一体化搞了近30年,成效不大,最主要的障碍是行政体制,是诸侯经济、地方利益和保护主义作怪。京津冀区域要想较快较好发展,就应该让参与区域一体化的这群主体都得到“好处”,实现互利共赢”,而不是牺牲一方去造福另一方。当前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最主要的症结恰恰在此。其次,京津冀地区城市群结构不合理,没有形成“金字塔”状结构,而是“哑铃型”,即两个特大城市和一群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群,缺少300-500万人口的大城市。

  “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思维”,一是要有一个好的制度设计,二是有较强的执行力,三是要遵循市场规律。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提出了三套方案,初级的维持现状;中级的成立京津冀领导小组,作为高一级别的组织机构协调京津冀三地重大事项和规划;最高级的就是三地行政合署办公,成立一个独立的行政主体。最后一套方案难度最大,涉及层面广、牵扯利益多,但成效最好,所以不是没有可能。

  赵弘:三个行政区合署办公未必能够解决问题,因为在北京这个行政区也无法实现人口、产业向郊区转移,大行政区合并成一个行政区更不能解决,结果是一样的。

  京津冀一体化进展缓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涉及的主体复杂。这个主体包括两个直辖市和一个省,在北京直辖市里面涉及军委、中央部委。如何形成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对于京津冀一体化至关重要。建议成立国家层面的京津冀协调委员会,没有这样高规格的领导机制、组织机制、协调机制,这个区域的协同发展不好推进。在这个前提下,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推进机制,最好能在国家发改委专门设立一个司,负责推进这个区域的发展。

  第二,面临体制机制制约。之所以会形成“一亩三分地”的思维恰恰在于财税体制,GDP财税考核机制不打破,并且衍生到乡镇和区县,合作中的各种阻力和困难难以消除。所以京津冀要创新利益协调机制,把这个区域作为一个财税体制改革实验区,比如探索首都财政。

  第三,缺乏顶层设计。北京发展到今天就是缺乏顶层设计,卫星城的概念很好,但由于设计滞后,所以不太成功。需要在北京周边设计若干个与主城相互联系,规模有所控制,医疗、教育、服务相对完善的卫星城来解决北京目前的问题。

  中国经济报告:京津冀三地各有哪些问题需要纳入一体化战略规划加以解决?三地应分别扮演何种角色?如何实现共赢?

  李佐军:京津冀一体化需要在12个方面采取行动:一是思想认识的一体化;二是组织或协调机构的一体化;三是土地、人才等政策的一体化;四是规划的一体化;五是人口布局的一体化;六是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七是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的一体化;八是产业发展的一体化;九是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十是科技研发和推广应用的一体化;十一是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十二是品牌的一体化。这十二个方面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其中,需要优先解决的是思想认识的一体化、组织一体化和规划一体化。

  周立群: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河北、天津应服务于北京,从国际经验看,如果周边的支撑体系不坚实,北京这个世界城市也撑不住。支撑体系包括铁路交通、空港、海港,还包括制造业的产业体系、周边的宜居环境、经济的发达程度。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北京、天津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差大。

  张贵:北京最大的优势是首都,围绕这个优势,附加了诸多的科技、教育、文化资源和社会福利等;天津的优势是国际港口和先进制造业研发与转化基地;河北更多的是人口和土地优势。目前京津冀三地诉求不尽相同。北京 “大城市病”和雾霾等环境问题成为最需急迫解决的难题;天津更多的是思考如何借力北京资源发展自己;而河北相对落后,人均GDP不及京津的三分之一,处于追赶地位,重点是如何在京津发展中“分一杯羹”。京津冀三地要实现共赢,一方面要探索借助和共享对方的资源,形成互补融合和错位发展的战略。另一方面,要保持合作的可持续性,须构建和创新利益协调的补偿共享机制。

  张燕:在京津冀一体化大布局中,应继续发挥好天津对外窗口的优势,将天津打造成京津冀产品和服务对外的“主战场”,努力建设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一是应着力发挥海港、空港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作用,提升航运服务功能,构建现代物流体系;二是要加快南港港区开发,推动东疆保税港区开展建立自由贸易港区的改革探索,拓展内陆无水港,发展大陆桥运输,把天津港建设成为面向东北亚、辐射中西亚的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和中国北方最大的散货主干港。三是应着力完善航线网络,引进优质运力,建设中国北方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和大型门户枢纽机场。以产业垂直整合为突破口,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推动京津冀产业一体化。具体而言,北京将成为京津冀研发设计“新高地”,河北将成为京津冀高端制造的“新腹地”,天津将成为京津冀对外开放的“主战场”,最终形成研发设计—高端制造—产品销售一条龙的京津冀一体化产业新格局。

  首都功能疏解与副中心之争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理解“首都功能要集中在核心职能上,要把非首都核心职能的产业发展尽可能地压缩和疏解到周边”?北京目前面临的城市病问题能否通过疏解得以解决?

  张贵:这句话意味着北京发展定位的重大调整。大城市病让北京喘不过气来,特别是近两年的雾霾,使得北京的调整势在必行。北京必须以空间换发展,大力疏解四类产业和部门:一是大红门批发市场、动物园批发市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链上游产业;二是中央和北京市的医院、高校等非市场因素决定的公共部门;三是金融、贸易和部分央企总部;四是中石化[微博]燕山分公司等“三高”企业。同时,天津也面临梯度性产业的功能疏解,把一些附加值低的产业环节进行关停、重组和转移。北京面临的城市病问题能否通过疏解得以解决,关键是看疏解推进的速度和质量。而决定这个的是顶层设计和执行力。

  郭春丽:从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来看,低端制造、低端商贸类可以转移出去,生产性服务业、现代制造业可在周边布局。通过完善服务-制造功能合作链条,拓展服务业的服务半径,加强面向首都经济圈的金融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和现代物流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探索园区共建、飞地经济等产业合作形式,加强工业尤其是制造业领域的跨行政区域合作。

  教育文化类也可以迁出首都。在国外好的大学很多都在中小城市,如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等。

  赵弘:北京功能过多的背后是经济功能越来越强大。虽然北京提出了“服务经济、总部经济、知识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战略,但是现有的体制机制使得区县和乡镇在经济发展中的规模和质量、速度与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面前往往选择前者,发展了很多与首都功能不相适应的产业。近10年来,外来人口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建筑业、制造这些传统产业的比重占到三分之二,比如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年均增长达17.7%,超过了GDP增速和第三产业增速,这说明北京第三产业很大一部分是靠批发零售业带动的。2012年的数据显示,北京市批发零售从业人员为124.6万,占全市总就业人口的11.6%,100个人里有11.6个在搞批发零售,这个城市就变成批发零售城市了。

  北京的城市病可以归结为三个原因。一是经济发展引致人口过快增长,人口增长背后是发展经济的压力,这表明很难再依靠原来的户籍政策和行政手段解决北京人口增长问题。二是城市规划不合理,单中心格局没有突破,中心城区功能过多,大容量、网络化的快速轨道交通体系建设太滞后导致郊区难以发展起来。三是体制机制掣肘,将北京推向不发展没出路、越发展越没出路的困境。

  治理北京城市病需要跳出北京,跨区域配置首都城市的某些功能,把一些不适合首都定位的产业和功能剔除出去。疏解同时也应把重心外移,建议在中心城区设置限建区,待城市承载力提高之后再进行建设。

  中国经济报告:2004年,韩国启用“副首都”世宗市,2005年日本同意在近畿地区建立“副首都”,美国、荷兰、南非、玻利维亚等国家法定首都与行政首都均为不同城市,但并没有明确“副都”的提法。媒体热议的保定、通州会成为中国“政治副中心”吗?

  李佐军:“政治副中心”的概念用其他概念来代替比较好,因为这涉及到政府机构的重新布局,很复杂。抛开这个概念,北京确实有些职能要重新疏解。副中心地点究竟是选在通州、大兴等区县,还是选在河北保定或廊坊等城市?这需要综合考虑区位条件、交通方便程度、经济发展基础、社会接受程度等多方面因素,需要认真进行统筹规划,只站在地方层面考虑是不够的。

  周立群:现在有些媒体关于“副中心”炒作可信度不高,有一个背景可关注:许多机构,尤其是政府机构集中在北京,社会人士长期存有看法,将其归结为导致首都拥挤等大城市病的原因之一。中国政府机构体系庞大,与此同时,每一个部委都有延伸机构,都集中在北京,我个人认为,这种格局要改变,需要严谨论证,我对此保持谨慎态度。

  张贵:北京城市发展模式是一环一环往外的“摊大饼式”,通州是这种城市发展模式的产物,这种规划是卫星城,现在来看副作用多,卫星城与主城区应有合理距离。从某种程度上说,地理位置恰是通州的劣势,恰是保定的优势。前提是北京与保定通勤速度要快,无缝对接。但我不赞同“副中心”的提法,这是旧有观念的引导,现实中炒作起来的,保定只有楼价在涨,不利于保定承接北京功能。经济学上习惯称“经济次中心”、“功能城市”, 距离北京约30-70公里,使用城际铁路可以一站到达,可以承接北京的制造、化工、金融、医疗、教育、居住等功能。但在国外和中国历史发展经验中,“副中心”几乎都是失败的,没有可借鉴的例子。

  赵弘:北京一直没解决如何从单中心走向多中心的问题,尽管2004年提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发展思路,但设立了近20个重点区域,结果多中心等于没中心。在这个问题上,东京采取了分阶段实施副中心的战略,把城市建成网络化的多中心格局,避免了全面撒开摊大饼的格局。

  现在把一些政府机构搬迁到保定的条件不具备,城际铁路需要一小时,机构过去了,人没有过去。其他国家迁都成功的案例不多,韩国在离首尔100多公里处建了一个新的城市,但现在困难很大;俄罗斯据说也在探讨,目前也还没有进展。目前看,河北的涿州、廊坊、燕郊、天津的武清、宝坻等地都可以作为备选。唐山和石家庄不能按照北京卫星城的思路规划,而必须去建成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形成新的增长极,和北京构成多结点、网络状、多中心的城市群格局。

  产业转移误区

  中国经济报告:河北在承接北京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中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有何对策?

  周立群:对于河北与天津是此次产业转移承接地,有些人认识上有误区,认为北京有部分产业要转移到天津、河北。我不这么看,产业转移与产业功能拓展有四种情况:一是产业平移,如首钢搬到曹妃甸;二是产业延伸,其主体部分依然在北京、天津,但其配套企业、产业链条向周边拓展;三是功能拓展,北京是比较典型的总部经济,有些大公司的结算功能、制造业的测算功能等可以外迁;四是北京作为首都,国际影响力在日益提升,协同发展需要周边的支撑体系。

  赵弘:河北的面积是北京的很多倍,但北京可以转移的资源并不是特别多。事实上北京可以转移的产业在上世纪80、90年代已经转移得差不多了,传统产业还有燕山石化,剩下的就是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与其去挖存量,不如着眼于增量,北京目前有1800多项技术要辐射到全国,转移到河北可能会形成一定的规模效益。

  河北对接首都城市功能疏解要有重点地推进。对接和疏解不是每个城市每个县都可以,一定是有重点的,条件具备的先对接。比如廊坊、固安、涿州、北三县这几个地方相对比较完善,可以率先规划这些区域承接北京的功能和产业。现在有些无序竞争,要能够差异化定位,不要形成内部恶性竞争。

  鉴于京津间在科技和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方面存在一定落差,且优质资源和高端产业转移及功能延伸的要求相对较高,河北需在优化投资环境、提升自身承接能力和服务方面下功夫。一方面,转移、延伸北京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实现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另一方面,在吸引外部资金和项目时,应注重创新内部机制,完善园区软硬件环境,在服务效率和服务环境方面练内功,以独有的、具有特色的比较优势来营造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环境。

  张燕:在京津冀一体化中,河北亟需发挥比较优势,从两方面着手强化制造业优势。一方面,围绕钢铁、石化、建材等原材料工业,着力在完善产业链条、提高节能减排水平、提升工艺装备技术水平、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取得新突破,继续为京津冀产业发展提供原材料支持;另一方面,整合三地产业资源,吸引北京和天津装备制造企业落户河北,以汽车制造为基础,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依托石家庄国家生物产业、保定国家新能源产业、廊坊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大力发展信息、生物、特色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产业。

  张贵:具体落实中的困难很多,主要涉及“存量”搬迁还是“增量”新建?这些疏解的功能,在承接地能否承接得住、发展得好?谁为承接而“买单”?

  中国经济报告:京津冀三地产业出现了明显的断层,北京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天津以先进制造业为主,而河北则以传统制造业和农业为主。如何看三地的产业发展政策?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天津和河北是否会出现竞争?应如何协调?如何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张贵:目前三地产业政策主要是由本地区制定,会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有相抵触的地方。为协调好该地区政府与市场关系,首先要理顺三地政策法规,清理相互抵触、互不对接、不合理的条文条例及内部通知、决定等,实现对接协作;其次,打破商品市场的地方保护,采用非禁即可的“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全区域的市场准入标准和统一或互认安全管理与监督、检验、检疫标准等;第三,促进资源要素自由对接对流,特别是北京的金融、技术、人才以及天津的各类要素交易平台要增强其流转、扩散、服务功能,形成开放统一的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和企业产权市场,以推动整个区域的配置效率和整体效益。

  赵弘:计划经济时代可以靠行政命令让企业和事业单位搬迁,时至今日则要考虑其可行性、成本和代价。北京在过去的结构调整中曾有过教训,一大批工业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退二进三”的调整思路下,把总部和制造企业全部搬到外地或者郊区,机构出去了,但核心人才也没有了,最终这批搬迁企业以失败告终。今天同样如此,如果强行命令一些企业总部、大学、医院迁过去,其结果只能是一流变成三流。

  张燕:当前,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均把汽车产业作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产业规模逐步扩大,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是,三地产业同质化竞争严重,产业链断裂普遍存在,产业链区域间协同不够。在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三地应重新调整汽车产业发展思路,依靠自身拥有的特色优势资源,将生产要素逐渐聚集在产业链优势环节。

  防止城市病演变为区域病

  中国经济报告:京津冀一体化涉及首都落后污染产业转移,会否将这些产能转移到别处,造成污染和落后的转移?如何在一体化过程中避免生态环境破坏?对转移和被转移地区分别有何政策待遇?

  李佐军:不赞成污染的空间转移。如果将北京的污染企业转移到河北,这种空间转移并未解决问题。应该制定统一的环保标准、生态建设标准,否则达不到污染联防联控的目的。政府主要任务是尽快制定统一的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由企业根据这些制度安排,综合考虑自己的成本转移和效益,自主选择。河北在土地、劳动力、原材料成本上有一定优势,可利用这些优势,吸引企业和投资者前来发展。

  张贵:在现实中,北京、天津向河北首先转移的是服装加工、食品加工、木材加工、印刷包装、冶金、机械制造、小化工等传统制造业,这些产业都是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产业,河北省成了“污染避难所”。而且,这种转移主要集中在唐山、廊坊、保定、沧州和秦皇岛等京津周边地区和有特殊地理优势或特殊资源的地区。

  这是产业转移的规律所决定的,但并不是说河北省就得被动接受这些“三高一低”企业,河北需要有所作为,改变这种不利现状。一是由被动承接转变为主动对接,以技术“进链”、企业“进群”、产业“进带”、园区“进圈”为主线,以“缺链补链、短链拉链、弱链强链、同链错链”为思路,明确自己有哪些优势产业,缺少哪些产业环节,有的放矢地承接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业;二是建立负面清单制度,明确河北省不接受哪些产业,切实落实环保审批一票否决权,严格实行地方领导离任审计;三是提升自身承接能力,京津的一些新材料、现代医药和医疗器械、新一代信息产业不得不转移到南方,针对这种产业转移的“梯度差”,河北省应该从技术、人才、产业集群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提升承接能力;四是产业转入地必须提前做好承接、对接规划,突出本地区和城市的功能与定位、优势与特色,避免各个地区各行其是,造成无序发展和生态破坏。

  中国经济报告:有人担心京津冀一体化的最终“成果”将只是房价上涨。京津冀一体化利好下是否会催生新一轮房地产投机热潮?

  周立群:京津冀协同发展会带来这个区域生产要素流动,特别是人口大规模流动。近年来,据初步统计,北京每年人口按百万量级在增加,天津按50万—60万量级增加,周边城市增加幅度小得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是中国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政策导向。京津冀“富城穷县”现象比长三角和珠三角突出,北京、天津周边有20多个贫困县,房价落差大,例如,北京有1平方米6万元房价,到周边城市则是6000元。房地产开发商认为京津冀一体化是一次商机。

  赵弘:现在京津冀热已经显现出负效应,先炒股再炒房,这样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对京津冀发展形成障碍。根据国外卫星城经验,周边区域与中心城市合作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城际铁路快速到达,修建1小时以内的城市圈;二是有价格差,房价、租金等要素价格比中心城区价格低;三是生态环境优越。目前来看京津冀合作形势很严峻,如果再把房价炒起来,一方面会使当地老百姓承受高房价,另一方面也失去了对中心城市产业功能转移的吸引力。这种投机行为对于整个区域的治理也是极其不利的,有可能把城市病转变为区域病。

  张贵:一定要理性看待京津冀一体化,冷静对待目前频出的各种规划和政策。否则,让这种投机行为推高房价,反而使得实体经济得不到发展,增加了一体化的成本,客观上会抑制一体化进程。

  突破口与优先序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才能更好地推进京津冀一体化?一体化进程中最亟需突破的是什么?

  李佐军:京津冀一体化需要优先解决的是思想认识的一体化、组织一体化和规划一体化。只有解决了思想认识问题,各方面达成了广泛共识,京津冀一体化才能顺利向前推进。由于一体化具有一定的外部性,故需要有比三省市更高层面的机构,才能协调其矛盾和问题。规划蓝图具有先导性,一方面,要加快制定京津冀地区总体规划;另一方面,要对现有三省市总体规划、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规划、环保规划等进行修改、完善和衔接。只有先解决这三方面的一体化,其他方面的一体化才有依据和可操作的平台。

  赵弘:政府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上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无所作为。要做到“两个突破”、“一个进展”:组织结构和领导机制有重大突破,利益共享协调机制有重大突破,在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布局建设上有实质性进展。这样,才能为京津冀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接下来就是有步骤地打持久战。

  当前最重要的是加快与周边城市城际铁路的建设。比如在北京,近10年新增外来人口中朝阳区占20.5%,海淀区占15.5%,丰台区占11.3%,大兴区占11.1%,通州区占11.4%,但延庆吸引的外来人口只占0.4%,平谷占0.7%,密云占0.9%。因为平谷、密云、怀柔、延庆不通地铁和城铁,因此人口集聚很困难,产业集聚更困难。同理,要加快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就需要加快北京到周边的城际铁路建设。

  郭春丽:推动重大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以城际快速交通、轨道交通体系建设等为重点,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减少城市之间的通勤运输成本。以推进城际信息网络、信息中心和互联网交换中心建设等为重点,加大信息服务设施共建,降低城市之间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以物流合作通道和信息平台建设等为重点,推动物流基础设施统筹规划,提高跨区域物流效率和物流发展能力。

  张贵:首先,在政府层面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行政管理制度。一是成立由国务院主要领导和京津冀三地政府部门负责人组成领导组,下设组织实施规划编制、协同推动和监督的常设机构;二是建立常设联络员制度,负责联络、沟通和协调工作;三是建立专题工作小组,根据领导组联席会议确定的合作项目,开展专项合作。

  其次,探索设立区域产业合作基金。主要用于跨省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科技研发、创新能力建设、共建园区以及跨省市专项合作等方面,共建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基地,围绕优势产业和重点领域开展跨区域项目合作,共建集教育、科技、技术转移转化与孵化等功能为一体的产业基地,为合作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同时启动区域内重大合作项目的前期论证与推进,支持跨区域重大问题的研究。

  再次,探索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在水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京津应该对付出代价的河北给予利益补偿。利益补偿不但包括提供水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所需的资金,而且还应以产业帮扶、人员培训、项目合作、服务功能延伸等形式加大反哺力度,进而建立利益共同体。

  最后,改革地方财税等区域利益的分配和补偿机制。同时,协调统一三省市的法规政策,在京津冀区域发展总体规划和产业、科技、环保、教育、人才、交通等重点专项规划的编制方面,实现发改、国土和城乡规划“三规合一”。

  中国经济报告:除了基础设施、交通一体化外,户籍、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会不会实现一体化?如何保障其实现?

  李佐军:国内相对薄弱的环保产业正对有效落实污染治理政策形成制约,污染治理政策与产业政策尚未协调推进。应该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加强污染治理的科技支撑。2013年9月17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强调“重点地区要严格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并提出到2015年底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火电厂环保改造具体任务指标。

  张贵:要真正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户籍、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的一体化是必然要求。这些诉求的实现困难很大、所需时间很长。但这是方向,否则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发展。这就要求三方合作,一是拥有优质资源的京津要把这些资源向河北省延伸和辐射;二是河北要改造和提升自身的公共服务水平;三是向市场购买这些公共服务。

  郭春丽:探索公共服务一体化,进一步完善首都经济圈社会保障对接机制,深化养老保险跨区域转移政策,探索在首都经济圈内实行医疗互认制度。积极开展养老服务跨区域合作,探索跨区域异地养老新模式。加强跨区域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领域的联防联控。

  赵弘:硬条件就是基础设施,软条件就是制度。户籍制度、高考制度、养老制度、医疗制度都在阻碍着区域的一体化。应该大力消除北京和周边区域间的制度瓶颈,完善一体化公共服务,通过政府资金引导,逐步解决首都功能疏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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