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李跻嵘　艾亚

　　全球经济发展形势依然比较严峻，如何看待这种形势以及这种形势下的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如何看待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诸如民营资本设立的银行、前不久出现的“钱荒”问题？如何看待人民国际化问题？等等。针对这些金融热点问题，《国际融资》杂志记者专访了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中国外汇》杂志社理事长、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魏本华先生

　　全球各经济体的溢出效应及中国面临的挑战

　　记者：您在国际金融领域工作多年，对于2013年世界和中国经济金融形势的走向，您有何判断？未来趋势如何？

　　魏本华：从上半年看，总的来说，2013年全球经济形势比较严峻，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和挑战。世界经济体可以笼统地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世界，即G2。

　　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缓慢却比较确定的复苏趋势，相对来说，欧洲经济的不确定性更大。从积极方面看，欧元危机已经过去，没有出现如2012年希腊和塞浦路斯债务危机迟迟未解决的状况，也不用再担心某个国家由于主权债务或其它问题被迫退出欧元区。但欧元区国家依然面临着很大困难，政府积累下来的过高财政赤字已经成为非常突出的问题，必须要采取措施。减少赤字需要依靠几大因素。第一要有良好的经济形势，如GDP增长、财政税收增加。第二是政府减少支出，但这往往涉及到百姓的基本福利，被视为一种财政收紧政策，必然对公务员、政府管辖的公共部门等产生影响，如引发地铁公交部门罢工等。一方面，欧元区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渐渐把财政赤字压下来，这会影响到欧元区经济的复苏。另一方面，欧洲国家还要改革经济结构，这也是一个长期、复杂的问题，仅有政治决心不行，还需要有一系列配套的政策措施。就未来走势而言，中长期内欧元区经济有望稳定下来，目前个别国家经济已经从负增长变为零增长，哪怕出现0.1%这样微小的正增长也是好迹象。

　　从实行所谓的“安倍经济学”新措施以来，日本经济出现了一些暂时性的看好因素。日本政府提出，只要通货膨胀和GDP增长不达到2%就不停止数量宽松货币政策，这一强烈信号有利于增加投资者对实体部门的信心，同时也会推动消费的增长。但新政实施后的效果并不是一切都如愿以偿，比如日本10年期国债的利率并没有出现他们想象的那样变化，反而升高造成了临时性的恐慌。同时，数量宽松政策也必然带来负面影响，例如日元出现大幅度贬值,。这种政策基本是以邻为壑的，导致中国等亚洲国家对其出口明显下降，并引起一些批评和指责。安倍政府推行这一政策的时间还不到半年，我认为现在做出判断还尚早，对于日本经济能否走上持续复苏的道路，我觉得要划一个相当大的问号。

　　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发展中国家世界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将其作为主要观察对象，和对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形势的分析应是一致的。总体来看，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2012年，我认为新兴经济体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实事求是地看，新兴经济体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低于发达国家，传统市场一直由发达国家主导，发达国家在科技和其它控制能力上依然占优。

　　记者：目前这种形势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中国而言，是机遇多还是挑战多？

　　魏本华：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这一两年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也是在所难免的，同时它们也面临许多挑战，要抓住历史性机遇，更多地做好“家庭作业”，调整好自己的经济结构。比如在我们国家，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把它当作经济工作中最重要、最突出的问题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维持年均10%的增长率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也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但是，如果经济发展仅维持粗放型、依赖出口、消耗大量资源能源并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那么，这种方式显然是不能持续下去的。对于一个拥有13.4亿人口的大国，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要求，不能单纯强调经济增长速度，而是要更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增加科技含量，注重保护环境，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我们应该积极地、正面地理解，这是主动调整的结果，也要客观地承认受到了全球经济增长低迷的影响。我们还有许多正面条件正促使国民经济增长更加合理和持久。迄今为止，中国仍旧是金砖五国中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也名列前茅。我相信我们能够继续保持这种地位，实现“十八大”提出2020年GDP增长翻一番、人均国民收入翻一番的宏伟目标，我对此非常乐观。

　　记者：您认为中国实现绿色和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在哪儿？有无阻力？

　　魏本华：目前经济增长转型不存在阻力，我相信这个道理大家基本都懂。对于一个民营企业家、个体经营者来说，他同样不希望由于企业单纯为了盈利造成环境污染，而是愿意配合国家政策实现更高水平的增长。

　　经济转型中增长速度会放慢。现有的生产方式对资源和能源消耗比较大，如果你要转向新产品的生产或采用新的生产方式，首先必须要有投资，投资从哪里来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其次是人才和技术含量问题，企业若要聘请相关领域的人才就会导致生产成本增加，能不能承受要根据自身情况而定。

　　最近，我从媒体上看到，顺丰[微博]快递公司已经发展到如此庞大的规模，但是它如果想提升自身水平，提升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仍旧面临着资金支持的问题。可以说，顺丰快递具备一定条件，它能够比较快地募集到资金，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现在有很多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它们自身有发展和提升的愿望，但无论在人力、财力，还是科技方面短时间内还做不到。从这个角度讲，国家投融资体制也面临转向，要高度理解经济增长转型之下，中国银行业及其它金融机构如何做好向中小企业、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他们完成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需要大力推进。

　　由民营股本设立的银行会更多关注中小企业

　　记者：在中国，做实业，特别是做新兴产业的太难了，在经济转型期尤为显得更难。国家在政策上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但实际上，高科技企业得到银行信贷支持的太少了，很多都是在苦苦挣扎。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确保实现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和增量“两个不低于”的目标，确保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水平、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您认为从体制建设等方面如何真正有效地支持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发展？

　　魏本华：我觉得国家要高举大旗，重视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无论在解决就业、提供税收还是在GDP贡献上，它们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你们说的问题一方面的确存在，我也注意到了，另一方面现在还是能看到一些变化的。目前，几大银行等金融机构都成立了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支持的专门部门，你们也能从数据上看到变化，比如提供贷款资金支持的绝对量以及对中小企业放贷的占比等都在增加。

　　记者：作为上市公司的银行，不能做赔钱买卖，它必须为降低不良贷款率采取最安全可控的信贷策略，因此，寻找到供需双方共同利益的平衡点，信贷机构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才能真正落实。您认为，最近实行的利率市场化会不会促进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有效解决？

　　魏本华：过去银行可能出于利润和风险的考虑，对中小企业贷款有不同程度的限制。实行利率市场化后取消了这方面的限制，无疑会使银行贷款更加多元化，更有利于增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过去债券市场完全被大企业控制，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允许中小企业发放集合债券，“一行三会”等国家经济主导机构都在自身负责领域提出了针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性措施。

　　最近，国务院和银监会提出要更多地考虑允许民营企业进入银行领域，这说明准入政策已经放开了，具体执行还需要时间。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好事。实事求是地说，民营银行发展初期的资金实力无法和四大行、现有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它肯定要寻找自身业务的开发点。我认为，民营企业自身是从小微企业、中小企业发展过来的，对本地区的中小企业了解得更清楚，它不能重复过去那些大银行的发展路径，应该探索自己独特的发展方式，也能从中得到更多发展机会。

　　记者：您觉得由民营资本设立的银行最好的发展方式是怎样的？

　　魏本华：现在提倡民营资本进入银行领域做业务，我认为要从概念上有所转变。银行要在市场中生存，提供资金支持和相关服务，保证一定的盈利性，这完全要看企业投资人自己的想法。

　　美国历史上最多的时候曾大约有15000家银行，经过历史演变发展，迄今还应该有7000余家。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它们的银行数量要比我们多得多。我认为，作为初创银行最重要的是了解客户，不要贪大，不要动不动就做全国性的、覆盖多大区域、占领某个领域，不要胃口太大，你可以把它作为长远的发展目标，但初期阶段必须稳扎稳打，哪怕从一个县城发展起来都可以，除了现有金融机构覆盖的领域之外，肯定还有一些领域没有覆盖到，我想这也是银监会批准银行准入时比较谨慎的一个因素。

　　现在的银行市场竞争已经很激烈了，新成立的银行一定要搞清楚生存点在哪里，建立风险内控机制，拥有防范风险的能力，克服了风险你才能生存。不是说银监会设立一道门槛，民营企业家把钱凑齐就可以开银行了。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现在已经很发达、流动性很强，银行又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假如全国有500家银行，有一家银行出事倒闭了不可能对其余499家没影响，它会带来恐慌，发生传染效应，风险会扩散和蔓延到其它金融领域。一家银行一旦办起来，它要对客户负责，不能因为一家银行出问题影响到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

　　记者：前段时间中国出现了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紧张的问题，后又发生了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您怎么看待这两件事？这对于金融机构是否是一个信号，它的风险控制建设与发展速度可能不大协调，才导致了上述问题的出现？

　　魏本华：我注意到最近的光大证券事件。我同意你们的分析，混业经营的趋势正在加强，证券市场的稳定，也会影响到银行、信托、保险等，它们都是相互关联的。国务院现在提出由人民银行牵头、“一行三会”联合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它能够更有效地观察到市场发生的问题，及时地提出解决方案。

　　记者：中关村管委会正在酝酿成立中关村银行，作为北京市高科技园区的中关村成立这样一家银行，您对此有什么建议？

　　魏本华：我觉得中关村管委会要成立这样一家银行太有特点了，它显然是要针对IT等高科技行业提供资金支持。

　　记者：现在银行贷款基本都要求有抵押物，而绝大多数高科技企业往往又是没有抵押物的，给这样的企业贷款，对银行而言，风险可能会比较大，您觉得像中关村银行的顶层设计或构架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魏本华：我从报纸上看到了拟成立中关村银行的报道，我认为他们具备资金筹集的能力，中关村高科技企业在资金上也有巨大的需求，无疑为成立这样一家银行提供了一些条件。

　　银行往往需要以有形资产或未来收入作为担保才能提供贷款，并不是所有IT等高科技领域的企业都具备条件，但它们又确实真的需要资金。除了国家政策给予支持之外，我觉得银行等其它部门能不能联手？这应该是一个新挑战。当年美国IT高科技产业发展仅仅依靠银行支持是不行的，风险投资、PE投资更有便利条件。现在金融领域提倡创新，如果未来中关村银行成立了，我觉得可以尝试与风险投资、PE投资结合起来，为企业提供新型的金融服务支持。

　　记者：国外类似领域有没有成功经验可供学习与借鉴？

　　魏本华：我还没有听说过国外在这方面很成功的案例。格林斯潘曾说，银行是一个判断风险的企业，如果它认为风险大就会提高贷款利息，反之降低贷款利息，这是正常银行的发展模式。就中关村要成立的银行而言，如果全部贷款业务都集中于高科技尖端企业，它所面临的风险就太高了，这些风险若是完全由自己独立承担的话难度很大。面向这么多企业贷款，银行需要客观地制定规划，逐步发展。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而言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记者：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您最近有什么新的见解？

　　魏本华：我一直很关注人民币的国际化，它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政策并没有从官方角度说“人民币国际化”，而是强调为人民币在跨境使用方面提供便利条件。国际货币具备贸易结算职能、投资功能、储备保值功能，我们现在正在按照这个顺序一步一步努力。过去我们人为地设置了一些障碍，现在要根据实际需要逐步推进，首先解除贸易结算的障碍，然后允许境外直接投资，第三步再研究资本市场中证券、股票等方面的投资，找到投资的出路，引导人民币回流一部分，最后一步是人民币能否变成第三国的储备货币。

　　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相信只要保持7%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么，人民币在未来十几年中就会有一个新的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贸易中所占比重就会越来越大。在正常的经济形势下，其它国家和我们的贸易量大了，自然会需要我们的货币，中国实力强了可以到其它国家投资，同时，我们也要适时打开大门接受别国的投资，这就涉及到资本项目逐渐开放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步一步排到日程上，有利于人民币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我对此很乐观，最重要的是把我们自己的经济和金融管理好，让别人对我们的货币能够保持长久的信心。

　　记者：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您认为它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将产生哪些推动作用？

　　魏本华：上海自贸区建设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来说是一个新的推动因素。我觉得前海能够成为人民币更广泛的使用平台，上海自贸区也有可能享受同等的待遇。上海在风险管控方面能力很强，自贸区的全方位发展将有助于上海发展为金融中心的建设。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减持美国国债？

　　魏本华：这是国家外汇储备管理的正常运作，有时外界的政治炒作太多，这不适合。无论采用哪种形式，任何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管理都要坚持三大原则，即保持安全性、流动性和储备的增值，英文即security、liquidity、profitability。这是根据国家储备定义延伸出来的，储备的含义是由国家控制、能够满足国际收支需要的金融手段，包括外汇、黄金和本国持有其它国家的外汇资产，当一国出现逆差时能够随时动用。

　　储备强调两个概念：第一是国家能够控制。国家储备和民间储备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界限，藏汇于民、藏金于民的政策是对的，可是外汇到了老百姓和企业手里就不是国家储备了，国家无法强行通过行政手段动用，除非是特殊时期。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碰到国际收支困难时，有很多老百姓特别是妇女自愿地把金首饰贡献出来，这是老百姓爱国情绪的表现，我们当然要肯定，但这并不是根本解决方式。第二是能够随时动用。比方说，钻石比黄金值钱，但它并不能随时动用，钻石太昂贵了，你用一吨钻石到市场上去买，谁都买不起，而黄金存在巨大的需求，可以随时在市场上变换成外汇现金。

　　中国拥有3.4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我们要根据三个原则管理好，其实某种程度上讲和管理一家银行、一家企业或者一个人的资产完全一样。如果一个人挣10万元钱，那他只能考虑安全性而把钱存放到银行里。当一家企业钱多了，拥有一个亿的时候，就可以把资产分散出来，比如把两千万存在银行，收益率虽低却可以保本，剩下的买点儿股票和债券，甚至可以拿出一千万投在风险投资上，回报率更高一些。国家外汇储备由于数量庞大，所以有能力实现投资的多元化和分散化。从货币看，除了美元还有欧元等其它货币；从投资产品看，有外汇投资，还有股票等其它方面投资；从市场看，有发达国家市场，同时也会考虑新兴经济体市场。因此，短期内出现对于某一种货币或产品的投资略有增减是总体考虑的一部分，是极其正常的。如果是经过很长时间观察到对于某种货币产品占比的变化，还能够悟出一些道理来。

　　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表示：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导致美国企业创新文化、创业文化的逐步流失，从而导致了经济增长丧失了动力。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政府监管如何做到张弛有度，在审慎监管的同时，发挥灵活性？

　　魏本华：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承认美国是市场经济为主的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出来救市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美联储不出面，美国金融市场崩溃，中国也要受到影响。大家认为美国财政部救了别的机构，就是没有救雷曼兄弟，最后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发生那么大的紊乱，当时如果救了它可能危机不会如此严重。我看过鲍尔森写的书《悬崖之边》，其实任何一国的财长或央行行长都有责任保持本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应对危机就像救火一样，不择手段，只要把火扑灭就行，至于如何应对不良后果和影响是下一步才会考虑的事情。当然这里边有道德风险问题，应另外专门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