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国家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家知识产权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六家单位共同主办，中关村管委会承办的2013中关村论坛年会开幕式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Mirrlees)就“绿色增长的价值”发表了主旨演讲。詹姆斯·莫里斯1996年因对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激励理论做出了卓越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论坛上，他从环境影响的角度重新诠释了经济发展的价值，他说：

　　要很好地使用GDP这个概念

　　目前很多学者和经济学家都非常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希望改变对GDP的衡量方式。为什么大家对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因为GDP已然成为一个非常标准的方法，成为全球范围内衡量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但是，它也是用来考量经济产出价值的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对于经济活动进行更好的评估的方法，除了GDP之外，是否还有其它更好的方法？因此，围绕这方面的研究，看一下是否更有价值，同样，政府对这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给予更多的补贴？

　　绿色GDP是什么概念呢？我想说的是，GDP的目的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包括生产层面和消费层面经济总量的方法，在一年之内产出和消费了什么东西，而GDP却没有办法衡量这一年之内在经济活动中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幸福感觉。只是经济总量的最终产物，其在一年之内，人们的生产量和消费量也是若干因素的累积的衡量。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方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包括一年之内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在这方面还要采取非常标准的方法对它们进行评估。因为每个商品和每种服务都有相应的价值和价格。

　　但是，标准的GDP衡量模式中没有包括的内容有哪些呢？比如，第一，应该包括资源的增长或资源的下降，这非常重要，我们为什么要考虑到环境方面的影响，这也是所谓绿色GDP的核心概念。如果环境和资源下降的话，GDP应有所减少。第二，是否对一些材料的使用有一些新发展和新开发。实际上涉及到现有资源价值的上升，价值有增加，也是对绿色GDP的贡献。举个例子，像石油，就每单元而言，我们发现页岩气的发明可能会让石油的价值下降，从而降低了某些资源在未来的价值判断。人们希望在绿色GDP中所加入的环境影响，就是经济活动对环境有哪些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还有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二氧化碳的排放对最后会对地球的气候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这也是在GDP的衡量中需要考虑进去的。因为这也是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后果，它可能会降低未来消费的价值。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希望加入其他因素，比如说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教育、培训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如果能衡量这部分因素的产值，这应该包括进绿色GDP中去。还有主张将健康也要包括进去，但是，这些指标的衡量是不可能的，尽管有一些论文提出了实际上看起来不能量化的因素的数值，但对这些数据，坦率地说我不相信，不过至少他们做了有益的尝试，用量化的方式衡量这些因素。

　　目前的GDP衡量方式忽略了资源的变化。在市场上没有进行销售的产品，包括温室气体排放，应该给他一个标价，有人建议每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50元的价值。这个定价是否准确，因为这个数字是评估出来的，是估测出来的，并不是实际基础得出的，原因很正常，各国的收入水平也不一样。但这个问题如果通过更加准确的评估和测量是应该可以解决的。但我们应该承认现在不完美的现实。另外一个非常具体的因素是研究，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是，科学研究要带来多少经济效益？研究的成果是否作为GDP的一部分呢？应该怎么衡量这个贡献？这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要很好地使用GDP这个概念。我们通常会用它来责怪政府，政府是否在增长经济方面做得比较好。我们应该以更好的方式去评估它，通常人们认为GDP越高越好，希望不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就可以实现更高的GDP。我们在做GDP评估的时候，没有考虑做GDP评估这部分人的贡献。通常我们是简单地用GDP评估哪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更好，而不考虑这种经济增长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不考虑国民的幸福指数。相反，一个国家的GDP并不是很高，但是他们的人民却很幸福，因为他们的国民工作时间更少，放假时间更长，从而更愉快。经济增长越快就未必越好，增长越快，但是牺牲了今天的快乐，往往这是一个需要平衡的代价。也许你愿意今天享受得更多，而增长得慢一点，这也是一种想法。如果人们整天只想着经济增长而不是很好的享受的话，这也是令人遗憾的。另外，GDP无法表达它的不确定性，不能涵盖不确定性，实际上不确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比如我们考虑到科研、创新对未来的贡献。如果不存在不确定性的话，那么，对于未来的研究和新的方向能够决定的话，当然就可以很轻易地决定，可以决定往哪方面进行研发，投资于哪些行业、哪些新产品、哪些领域。投资会更加有方向，不会产生没有效益的投资了。

　　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政府更倾向于使用补贴。补贴能够经常刺激投资，但未必很成功。但在某种意义上是错误的。我们怎么能够将不确定性为我所用，投入很多的资源，开发出很多种不同的技术并在长远来看会证明是更好的能源，但是，如果现在还要投资，不知道哪一项技术会有很好的产出效益，也许某一项技术会带来长久的回报。比如要投资于光伏、风电、核能、碳排放吸收，由于不确定性，不知道哪些投资是成功的，你很难评估它，但你必须分散去做。

　　对绿色发展应该做些什么

　　《里约热内卢宣言》提出了对长期发展的理想，联合国[微博]也提出了长期发展的理想，还有一些具体的原则，我们如何利用这些原则引导我们未来的决策，《里约热内卢宣言》提出“为了保护环境，比较谨慎的方式应该由各国去采纳，并且根据其各自能力应对环境变化，但是，我们如果缺乏准确的科学结论，不能用来作为一个理由延迟，以有效的方式避免环境恶化”，也就是说，即使没有百分之百的肯定性，也不要过于谨慎。这段话的意图非常强，文字却非常绕口，表述好像太弱了。

　　我们说，关于环境，我想强调的是，第一，所谓严重的伤害和不可逆转的伤害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这种伤害无法选择的话，我们就只能这样做了，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如果仅仅是严重的，你只需要做普通的应对就可以了。第二，还有所谓节省成本措施。什么叫节省成本的措施，这和没说一样，各国节省成本的方式，意味着只有在经济上是有意义的、合理的措施才能采取。即便没有确定性，变化也会发生，你也要采取措施，因为风险太高了，要避免气候变化这种恶果的到来，从而进行大量的投资，降低碳排放对环境的影响，但是，正如我所说的文字措词却非常弱，并不很有力，让各国政府无所适从。

　　人们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理念，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对这么大的风险买一个保险单，确保它不会发生，比如像医疗保险，每个人的保险金交得不少，但是生病之后花费巨大，所以，平时愿意买医疗保险。但是这个观点对于气候变化却并不适用。气候变化对每一个个体的风险相互之间不是独立的，有随机变量的独立性的问题。在统计学中，这个概念当考虑到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应该使用非常复杂的概率的理念去描述不确定性。我并不认同这种流行的观点，当前途未卜、不确定性很大的时候难道就不应该用概率了？预测者会和人们沟通是可以的，我们可以使用概率去评估，对未来进行测量，所以，我们应该使用一个定量模式，使用量化模式。我们可以去显示出是否应该花费更多，也许不应该花太多钱，因为我们对未来还不是很确定的，这就是所谓科学不确定性。这也是《里约热内卢宣言》所希望表达的观点，就是背后的科学背景。人们也谈了很多有关气候变化的不同观点，气候变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会发生，这也是IPCC所使用的量化模型，但是，其中的确也包括了很高的不确定性。

　　我试图使用一个更加准确的模型，从而获得一些洞见。应该加大投资，比如对碳排放有更高的定价，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对未来温度提升的影响，但并不是特别多的投资，一部分投资就可以了。

　　当前在考量绿色GDP概念的时候，没有涵盖进去一些绿色概念。关于补贴特别是对于总体研究层面，而不是对于气候变化研究方面的补贴。这方面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样呢？一个理想的模式对创新人员的补贴量和消费者净消费值应该是相似的，如果这个量相似或相等的话，这是一个最理想的模式，但是这个可能比较麻烦一些，有的时候很难做评估和预测，但是，我们要尽量使这两个变量相等。在此之前，我需要强调一点，这并不是唯一一个观点，但那些创新奖励的方法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促进一些创新产品或创新成果的使用，这些需要外围的配套制度。提到创新时应该想到，创新本身以及创新成果，以及为了创新而投入的生产要素，为此应使用创新和发明，另外一方面，如何支付使用创新的价格，因为创新需要投入成本。有必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要对研发进行更多的补贴？尤其对那些围绕大量问题展开的创新进行的大量补贴？包括气候变化和其他的资源问题，包括水资源的共性。

　　大家知道，有些时候创新成果是零，但它的创新价格并不是零，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使用这个操作系统，有时实质的成本是零。如果说在创新方面没有激励，大家会使用现有的办公操作系统，并不会花一些现金使用Linux操作系统，并且在另外一方面会提出相应的妥协。专利到底应该持续多久，它的有效期应该持续多久？对创新人员来讲，包括专利的使用商，他们什么时候停止向那些创新的专利的使用者支付一些使用费？一般来讲，可能这个专利费一直要收，只要专利的所有者停止向专利的使用者收取一些垄断使用费的时候，就意味着专利的生命周期结束。大家知道，在国际范围之内，专利法都得到了相应的许可，但是有些人觉得，对于创新方面的补贴，同时我们还要给政府提供相应的税收，因为对创新进行相应投入的话，最终的产品要卖出去，收取相应的专利使用费，因此，要提供这些层面的政府税收。当然有些补贴不是针对创新的成果和最终的交付成果进行直接补贴，如果说直接给人提供相应的费用和补贴的话，这本身就是对人们做创新的一种激励，但实际上，如果说创新的结果和大家最终投入创新的初衷不是特别吻合，最终可能会抑制创新。我相信，出于研发层面的考虑，给创新人员进行补贴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支付什么样的公允价格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有些时候，如果你对某一个层面加强补贴的话，会使得研发层面的费用聚集到补贴的方向和领域里。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大家考虑是否应该对绿色研发进行大量补贴？一提到绿色研发，背后直接想到绿色GDP，绿色GDP背后的那些研发是否想当然应该是惠及更多的国家？这样会鼓励大家对于二氧化碳的补贴、二氧化碳的存储和捕集技术，对这种绿色生态技术进行研发，提高大家对于这方面技术研发的兴趣。另外，我们也知道二氧化碳的市场价格比较低。无论是在北美还是在欧洲，大家对于碳市场的现状不是特别满意，各国政府只是提出二氧化碳的排放指标，但是，正因为大家还没有认识到，有些时候这些补贴对于创新方面和研发方面本身也是要收税的，比如像碳税。（本刊记者井华报道 王南海摄影）

　　《国际融资》微采访1：我的理论可以用于收税等领域

　　詹姆斯·莫里斯以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激励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2013中关村论坛期间，在短暂采访中，他这样通俗地解答了他的理论，他说：我的这套理论，专业性很强，又有很多数据和模型，我用简单的语言解释一下，不对称信息是什么意思呢？现在社会上有穷人和富人，但为什么不能把富人的财产分给穷人一部分呢？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统治者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有不少统治者就是富人。第二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信息是不对称的，比如收税的时候，对于纳税对象可以按照治理水平计算收取多少钱？但是治理水平是不可测量的。于是，那就按照考试分数确定治理水平来收税，谁分数高，谁纳税就高，如果这样做，谁都不会获得很高的分数，所以，政府获得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这是我对我的基本理论的通俗解释。我的理论可以用作按照测量税收的水平来收税。还有其他一些用途，比如收取电话费，等等。

　　《国际融资》微采访2：解决银行面临的问题要有创新性措施

　　在回答如何看待当前的金融形势时，詹姆斯·莫里斯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银行的损失很严重，银行的贷款很谨慎了，像欧美的银行更加注重固定资产类的贷款，也就造成了失业等问题，政府也在采取措施，比如降低利率，但是由于欧美经济发展放缓，银行贷款也就不积极，经济形势也比较艰难，这种形势波及到全世界,当然包括中国，中国的固定投资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对银行贷款过多，也会引起人们的担心，银行也面临着严峻的问题，我也期待着中国政府能够采取措施。解决银行面临的问题,要有创新性的举措，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然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走势还是很好的，不应该过度地关注中国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是高还是低，但是，在金融衍生品上要更加谨慎，不要印发更多的人民币，吸引外资要以长期为主。总的来讲，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很好，这是我的观点，没有定论。

　　《国际融资》微采访3：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很重要

　　问及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詹姆斯·莫里斯说：关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我不是专家，但是，我在香港看到中国的贸易量很大，所以，国际化对于中国来讲还是很重要的。美国因为美元受益很大，中国可以学习美国的做法，让人民币在其他国家流通，比如可以在印度尼西亚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先进行人民币国际化，然后逐步扩大。

　　《国际融资》微采访4：要保持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平衡

　　问及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如何平衡，詹姆斯·莫里斯建议，平衡发展就是要使能源的定价比较合理。这样才能使能源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之间比较合理。比如煤炭、汽油要有合理的价格。还有利用税收来制约，让人们尽量少开车等。定价加上税收的方式是取得这种平衡的方式，通过这种调节的机制来推动这种发展。而对新能源就不用收税了，对新能源还要促进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