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开泳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21世纪，中国的城镇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的两件大事。”他之所以把中国的城镇化放到如此高的位置，是因为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城镇化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增长，意味着增加1300万以上的城镇人口，相当于增加一个中等规模的欧洲国家。由此也能理解我国新一届政府为什么把城镇化作为拉动内需的根本动力。

　　与国外相比，中国的城镇化有几个特殊之处，首先是人口规模庞大，其次是仍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三是体制因素限制多。特别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无法真正在城市落户，成为钟摆式的流动人口。据统计，目前约有2.6亿的流动人口，大部分是农民工。新型城镇化新在“人的城镇化”。当前户籍制度已远不能满足大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实际需求，远远落后于城镇化的速度和态势，也阻碍着城镇化进程。以人为核心，也就是围绕人的需求推进城镇化，户籍、住房、就业、环境以及平等享受的各项权利，都需要新型城镇化来逐步解决。因此，农民工的城镇化问题成为当前关注的重点问题。

　　基于以上考虑，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研究人员以农民工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出租屋视角解读当前农民工城镇化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思路，具有很好的借鉴和启示。从满足农民工居住需求的角度探讨了当前阶段出租屋存在的必要性，增加出租屋的供应对政府、企业和农民工都有实质性的好处。因此，建议政府变革管理思路，因势利导，规范和加强出租屋的管理，通过将出租屋纳入城市规划体系，加强配套服务，征收不动产税等措施，引导出租屋走向正规化的发展轨道。这对于解决当前农民工住房短缺、改善农民工住房条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此文的调研，让地方政府不得不重新思考出租屋的权属关系、功能定位、发展导向、建筑形式、配套服务，特别是对于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在提升本地城镇化质量，改善人居环境方面值得深思和借鉴。

　　农民工已经成为各个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需要考虑和重点关注的群体，他们的到来对于保持地区经济发展活力、拉动地区经济增长、推进城镇化发展具有关键性影响。在举国上下高度重视城镇化，推进城镇化的背景下，如何善待农民工，让他们生活得有尊严，有品质，有保证，是各级政府部门需要重视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从农民工的群体类型看，至少已经有两代农民工。八九十年代的第一代农民工都是洗脚上田，基本已到了“退休”年龄，一部分留在了工作地生活，一部分回到了自己家乡所在的城镇或农村。第二代农民工从学校出来就到城市去打拼，基本丧失了与其身份相对应的农业技能，使得这批人今后很难再回到农村务农。这个庞大的群体何去何从，是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关键。从当前的情况，居住问题十分突出，出租屋作为一种低成本的居住供给形式，是当前阶段解决农民工居住难题的一个途径。从长远来看，若要让农民工真正留下来，成为当地的城镇居民，真正的出路在于“居者有其屋”，有稳定的收入和自己的住所。从农民工的适应性和购买能力看，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更适合农民工落户，更容易实现农民工的市民梦。这包括两个方面的承载，一个是工作地，一个是家乡所在地。因此，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主要取决于农民工的来源地和接纳地所在的地方政府。对于流入地来说，适度地建设农民工的保障性住房，按照农民工的工作年限给与相应的申请资格，让在外地扎根发展的农民工拥有自己的房子，才能让他们真正安定下来。对于农民工的来源地来讲，农民工回流已经成为当前出现的一个普遍现象，对家乡的眷恋，各种人情关系都使得外出务工人员回自己家乡所在的县城或城镇居住工作成为一种优先选择。因此，对于农民工流出地的地方政府来说，开办农民工回乡创业产业园，加强经济适用房和保障房建设，也是推进当地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和任务。

　　除了解决居住问题，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也是推进其市民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与之相配套的是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宅基地和土地制度改革、稳定和规范房地产市场、扩大城镇就业和改善城乡发展环境。对于愿意进城的农民工，只要拥有了住房和相对稳定的收入，可以放开户籍限制，使他们成为当地的城镇居民。这里要强调的是，如果农民工要想拥有城镇户口，享受与当地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就应该放弃农村的宅基地和土地，这应该是同步配套的政策规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进城镇化进程，节约农村土地资源，防治农村空心化，引导土地向大户集中，推进规模化经营。同时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给与农民工同等市民化的待遇，才能够真正地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实现健康的城镇化。（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