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润：地产大王的悲情人生

　　文/雪珥 宗禾

　　徐润，当时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商、最大的房地产商、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创始人；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第一家机器印刷厂 ，他还参与创建与经营了中国第一家机械化的大型煤矿……

　　说他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人物，大清国红极一时的富商一点也不为过。可是，从地产大王到“烂尾”巨富，从筹建商局到被排挤出局……谁又能料到，就是这样一个掌握着经济话语权的巨贾，最后却以莫大的悲剧收场。

　　从学徒买办到买办巨商

　　徐润先世原居河南陈留，因遭元末之乱，辗转迁至广东香山县。1838年，徐润出生于香山县北岭乡，字润立，后改名润，号雨之，别号愚斋。1852年初，其叔父徐荣村将年少但已明事理的徐润携往上海。

　　19岁那年，徐润除兼任丝、茶、栈务等职务外，已获准上堂帮帐。24岁升任立帐，督理职务。徐润升任主帐几个月，曾寄圃突然去世，徐润接替副买办之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增开天津、烟台等中国北部沿海口岸和汉江、九江等沿江口岸，开放口岸达16个。宝顺洋行以买办为先导，在烟台、天津、牛庄、汉口、九江等地设立了分行，在宝顺洋行，徐润的职务实际升至总买办。他也经常受大班指派远赴各口岸开拓局面。

　　在此期间，徐润也开始尝试自己经营商号。从内地收购茶叶、生丝和棉花。在上海法租界开设了立顺兴，川汉等货号，除茶丝外，还经营烟叶、皮油、白醋、黄麻、白麻、桐油等货物。

　　此外，徐润在地产界也初出茅庐。“上海自泰西互市，百业振兴，万商咸集，富庶甲于东南，地价日益翔贵，以今视昔，利逾百倍。”他在上海所建的“愚园”寓所，以自己的别号命名，也是今日上海愚园路之名的由来。徐润不仅在上海，还在天津、塘沽、广州、镇江等口岸进行大手笔的房地产投资。

　　徐润在上海的房地产项目多集中在其名下一家叫做“地亩房产”的公司。该公司名下房产的总成本为220万两白银，总市值为350万两白银，每年可收租金12万两，回报率约5%。在当时高利贷盛行的中国商界，这一投资回报率算不上丰厚，徐润所图无非是在“地价日益翔贵，以今视昔，利逾百倍”，看重的还是炒地皮。

　　在当时，买办一般对不动产投资并不热衷，即使涉足，也无非是买农地，过过当大地主的瘾。汇丰银行的第一任买办王槐山，就在家乡浙江余姚购置了7000多亩土地，当了回大地主。徐润投资商业房地产，算是比较前卫的了，这多半也是因为他比较年轻，听进了宝顺洋行洋股东的建议。

　　徐润与外商联系密切，总能事先了解到租界的规划，从而预先在规划中的CBD或交通要道两侧，以低价买进土地，囤积牟利。严格地说，他并不是经营房地产，而是倒卖土地及项目，靠内幕消息赚取巨额利润。

　　从地产大王到“烂尾”巨富

　　在房地产上投入的资本已经达到223.69万余两银子，所拥有的地产达3200余亩，其中已建房之地产约320余亩，共建有洋房51所，楼房3所，住宅222间、平房街房1890余间及当房2所，每年可收租银12.29万余两。可谓“地产大王”。为谋求更大发展，徐润先后从钱庄等处借贷了200余万两银子。

　　只可惜，好景不长。

　　1883年，中国与法国因越南问题而开战，战线从越南北上一直延伸到台湾、福建、浙江等地。法国派出军舰封锁上海港口，对进出船只进行盘查，并扬言将发起地面进攻。两江总督曾国荃也毫不示弱，甚至制订了用沉船封锁黄浦江的计划。剑拔弩张之下，上海市道大坏，百业凋敝，房地产市场一落千丈，就算徐润实力再强，也难以与当时的形势抗衡。

　　债主们上门了。“地亩房产”旗下的房地产项目市值虽高达350多万两白银，但公司从22家钱庄贷款总额高达250多万两，负债率超过73%。债权钱庄公选出6名代表，徐润派出6名高管，双方紧急磋商应对措施，“联合工作组”研究来研究去，决定拉新股东入伙。他们看中了盛宣怀，希望用公司的一半股份拉他进来，但却失望地发现盛宣怀“亦一空心大佬，无力于此”。多方碰壁后，债主们不耐烦了，决定将“地亩房产”的资产贱价脱手，套现解困。

　　徐润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将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地产房产低价抛售，先后卖出房产达32处，卖出地产2900余亩。此外，徐润还被迫卖出所持的股票及典当业。为了清偿这200万余两的贷款，徐润不得不将价值300万余两的资产抛卖掉，可谓一败涂地。

　　上海滩的地产老大轰然倒塌，直接经济损失高达近90万两白银，其他生意也受到严重牵连，年仅45岁的徐润从“地产大王”变成了“烂尾富豪”。更令他郁闷的是，被迫“割肉清仓”之后，他那些地产、股票旋即升值近十倍，资产价值高达2000万两白银，肥水点滴不剩地全部浇灌了他人的田地！

　　从筹建商局到被挤出局

　　屋漏偏逢连夜雨。徐润在房地产上摔得鼻青脸肿，他的政敌盛宣怀趁机痛打落水狗，抓住他挪用招商局公款16万两投资地产的把柄，将他赶出了招商局。

　　1868年，徐润离开宝顺洋行，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宝源祥茶栈，并在几个产茶区增设茶号。1872年李鸿章筹建轮船招商局，委任唐廷枢为招商局总办，徐润为会办。招商局在徐润等人的主持下，1873年正式开办当年赢利6.7万余两；1874年赢利达13.5万余两；1875年在外商联手压价情况下赢利15.1万余两；1876年赢利34.9万余两。

　　利用经管招商局财务之便，徐润私自挪用了招商局16万余两巨款，以度过手头紧张之机。这恰巧给一直想排挤他的盛宣怀提供了大好机会。李鸿章按照盛宣怀的汇报，上奏朝廷，徐润被革职，并被革除了矿物局会办职务。

　　其实，在那个年代，挪用公款几乎是所有行业的潜规则。那位以爱国企业家兼思想家面貌出现的郑观应，在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就曾将公款当做个人财产向外放贷，利息全部揣入自己腰包，结果导致机器织布局不能及时开工。徐润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和盛宣怀明争暗斗结了深怨。在盛宣怀的逼迫下，徐润被迫将镇江及上海永业里、乍浦路等处房产以低价抵偿招商局欠款。盛宣怀既为国有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也给自己报了私仇，面子、里子全有了。

　　徐润在其老家是一个“慈善家”，举凡建庙、铺路、筑墙、修谱、办学、扶贫等，都少不了他的赞助。地产风暴之前，他还向家乡父老承诺家家盖新房，建设新农村，最后却成了空头支票。同样是投机失败，后人对徐润的评价远没有对胡雪岩那么宽容。胡赢得了民族英雄般的悲壮形象，而徐则成了“偷鸡不着蚀把米”的反面典型。

　　从徐润晚年的自叙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的悲凉。破产后，他多次举债试图东山再起，却屡战屡败；随后老母和妻子相继病故，留下年仅8岁和6岁的一对儿女。年过半百后，徐润又投入了采矿业，跋山涉水遍尝艰辛，他把自己这个时候在矿井下拍摄的照片绘为一图，自跋道：“余之所萃七照而合影者，俾使后人视其图而知创业之艰，成功为尤艰业。”

　　许多人将晚清的企业家与同时期的日本企业家进行比较，发现日本企业家似乎更“爱国”，也更有长远眼光。造成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大清王朝无法如明治政府那样，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一个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的必要环境。相反，只有在政府力量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租界)，民营工商业才得以生息和发展。

　　在这样一个体制下，大清企业家们的智慧除了用在投机上，还能用在什么地方呢？大清的富豪们，其财富能不“烂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