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团

　　国务院办公厅7月24日发布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3年主要工作安排》中的某些要点与近期国家对一些跨国医药企业的查处似乎有某种契合。该工作安排指出，国家发改委牵头完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坚决查处药品购销中的暗扣行为。（7月25日《证券时报》）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指出，中国是商业贿赂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被司法机关查办的腐败案件无不与商业贿赂有某些联系。监察部披露的数据显示，2005年8月?2009年12月，全国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69223件、涉案金额165.9亿元人民币，其中查处涉及公务员的案件12899件，涉及国家公务员13914人，其中县处级干部4442人，厅局级干部345人。按照商业贿赂案件69223件这一总数来看，从2005年8月到2009年12月的这53个月中，平均每月查处的商业贿赂案件超过了1300件，而每天案发超过40件。

　　商业贿赂为祸之甚，已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商务部统计表明，仅在全国药品行业作为商业贿赂的回扣，每年就侵吞国家资产约7.72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收入的16%。一个商业贿赂盛行的社会，也绝不是一个规范的、有秩序的社会。正如瑞典贸易联合会国际贸易部部长乌利卡所言，“瑞典虽然如今是一个廉政的国家，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二三十年前，我们还存在着大大小小的海外贿赂事件，现在，这样的丑闻已经大大降低了，除了严刑峻法之外，为企业和社会创造良好而公平的环境是我们尤为重视的问题。”

　　商业贿赂历来都是各国打击的对象。如，新加坡认为最重要、最有效的经验就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减少腐败的机会。在证据上,对官员采取有罪推定；日本，对“老虎”、“苍蝇”一齐打。前首相田中角荣身边的人借其影响力为洛克希德公司牵线搭桥接受好处费，结果田中角荣被判4年有期徒刑；美国用四大机制（反垄断、公平竞争、舆论监督、法律）遏制商业贿赂。从美国的情况看,治理商业贿赂既需要严格的立法和执法,也需要营造一个不利于商业贿赂滋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

　　遏制医药流通领域的商业贿赂，必须像瑞典那样用制度堵塞“贿赂门”。首先，制定一部完备的《反商业贿赂法》，加大惩罚力度。其次，以制度创新抑制商业腐败的主要领域。建立清晰的产权制度，强化产权自我监督，推动产权的人格化；实现商业行为的市场化，最大程度地减少政府权力的主导功能，增加经济行为的透明度。最后，通过立法和制度约束、清除公职务人员权力寻租的恶俗。

　　在商业贿赂中，除了财物手段外还有其他手段，除了财物利益以外还有其他利益。而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商业贿赂犯罪正处于高发期，惩治商业贿赂犯罪行为应当立足于从严的基本刑事政策，如果一味宽宥，并不能真正的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对于商业贿赂这样的贪利性犯罪，要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商业贿赂行为的经济处罚力度,以增加商业贿赂的违法成本。同时，查处药品购销暗扣行为，应拓宽商业贿赂“上游犯罪”，加大刑罚制裁力度，以达到惩前毖后的作用。

　　治理商业贿赂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采取有力措施。尽管由中纪委和22个国家部委组成高规格的“反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对商业贿赂犯罪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但因信息沟通和传递渠道过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打击商业贿赂的合力。所以，很有必要成立治理商业贿赂专门机关，或由某个国家机关统一行使商业贿赂管辖权较为恰当。如，将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商业贿赂侦查权分离出来，与工商行政机关合并成立反商业贿赂专门机构；或借鉴海关缉私局的建制在工商行政机关内成立专门的查处机构负责商业贿赂的查处事宜。这样的职能定位有利于检察机关抽出精力行使公诉和法律监督职能，克服其侦诉一体、自侦行为缺乏监督的弊端。同时，也更有利于检察机关集中精力监督专门机关对商业贿赂行为进行针对性的工作，进而避免在查处商业贿赂过程中产生新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