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改良下的小确幸——安徽企业精益财务转型专题报道

　　“小确幸”一词的意思是微小而确实的幸福，源自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随笔集《兰格汉斯岛的午后》，该书是八十年代杂志专栏文章结集而成，纯粹是短篇散文，薄薄的散文集每篇都配著安西水丸的开页插画。这一词由村上春树在国内的“御用翻译”翻译家林少华直译后大热而进入现代汉语。

　　小确幸的感觉在于小，每一枚小确幸持续的时间3秒至3分钟不等。村上春树在该篇随笔中感叹，他自己选购内裤，把洗涤过的洁净内裤卷摺好然后整齐的放在抽屉中，就是一种微小而真确的幸福。

　　请原谅我们用如此文艺范儿的封面文章开场白。

　　就在半个月前的6月20日，这是个被国内金融界称之为“足以载入中国银行间市场史册”的疯狂一天。当日，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最高达到史无前例的30%，7天回购利率最高达到28%。在近年来很长时间里，这两项利率往往不到3%。随后诸多业内评论人士纷纷发声或撰文抨击这是央行“有意制造的钱荒”。

　　姑且不论这一事件爆发的技术性原因，但2008年种下的四万亿流动性过剩的恶果决定着在一个相对长的周期内，流动性的紧缩都将成为一种常态。短期从GDP、CPI以及PMI等综合经济指标来看，这对于长期“重度依赖”于巨额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中国宏观经济来说，可谓是一个大大的确定的“不幸”。而对于习惯于“危难之际显身手”的众多CFO来说，则未必。

　　本期《首席财务官》杂志的“精益财务推动转型中国”的系列封面报道把目光聚焦在地处中国腹地的安徽，透过江淮汽车、淮化集团、黄山旅游和阳光电源等四家企业循序渐进通过一点一滴的财务精益化举措来提升公司运营效率的案例研究，将我们在提出精益财务思想时所大力倡导的“耐心”、“平衡”与“改良”的三大精益财务世界观发挥得淋漓尽致。

　　那就马上出发吧，从每一天开始做精益财务的微改良，收获属于CFO办公桌上的每一枚小确幸。

　　文/本刊编辑部

　　OVERVIEW

　　徽商可谓在国内商帮史上最有名的商帮，系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徽商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中最引人瞩目的一派，鼎盛时期徽商曾经占有全国总资产的4/7。

　　从地理位置上看，古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原本徽州在汉代前人口并不算多，但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给皖南徽州送来了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加之山多地少，与后来的晋商一样，出外经商就成为疏散生存压力的必然之选。

　　从徽商产业结构上看，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经营的行业主要聚焦在“文房四宝”、漆和茶叶，著名的歙砚与徽墨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成化以后，因明王朝改变“开中法”，把商人输粮边区，换取食盐，在一定区域贩卖的方法，改为商人在产盐地区纳粮给盐，听其贩卖。这样一来，重要产盐地区一一两淮、两浙，成为盐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渐以发展盐业经营进而称雄于国内商界。

　　在商业文化特征上，徽商除了浓郁的儒家文化气息之外，其诚信、耐劳的营商手段也赢得了“徽骆驼”和“绩溪牛”的美称。以骆驼和牛来形容，一方面说明的是徽商创业的艰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凭借这样的精神，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天下，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甚至足迹远达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挤进长三角

　　7月1日，南京至杭州(宁杭)、杭州至宁波(杭甬)的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这标志着继沪宁、沪杭高铁建成通车后，长三角地区的高铁三角网络正式形成。上海、南京、杭州三座长三角核心城市通过高铁构建出一个等边黄金三角，这对于之前沪宁、沪杭线城市群齐头并进而宁杭线城市群停滞不前的“等腰三角形”是一个全面彻底的颠覆。安徽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胡艳以“宁杭高铁开通，安徽是最大受益者”的直白结论概括了安徽对这条铁路的期待。

　　而接下来要打通的就是合肥与这个黄金三角的城际铁路线。

　　2010年3月26日，在当天召开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十次市长联席会议上，正式明确合肥加入“长三角”经济圈。而在合肥正式加入长三角前夕，长三角城际交通网规划完成“扩容”将苦苦期盼许久的安徽列入，范围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铁路网密度将由之前的每平方公里1.5公里，增加到3.07公里。扩容后的长三角城际交通网规划是以上海、南京、杭州、合肥为中心，覆盖长三角地区所有地级以上城市以及城镇，形成快捷、安全、高效的城际轨道交通网络，实现主要城市之间和相邻城市之间一至两小时的交通圈。

　　期待与长三角形成公交化城际铁路网络的安徽，拿出空前的力度来对接长三角这个“富人俱乐部”。除了在建的安庆至南京城际铁路、待建的黄山至杭州与阜阳——合肥——芜湖——杭州铁路外，还有新规划的合肥至安庆、池州至黄山、合肥至南京、淮北至蚌埠至南京等多条城际铁路项目，安徽想挤入长三角的决心可见一斑。

　　事实上，地处江南腹地的安徽一直在寻求自身的地理定位。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安徽曾正式被扩大为上海经济区四省一市成员。1990年7月，安徽作出“开发皖江、呼应浦东”的战略决策，成为全国第一个响应浦东开发的省份。2005年，安徽明确提出东向发展战略，并于次年将其作为六大战略之一正式纳入“十一五”发展规划。尽管一直游离在长三角的边缘，但不断努力的安徽与长三角的关联仍日趋紧密，不仅历来就是上海、浙江等省市的农产品和能源原材料供应地，而且其引进的省外资金半数以上来自长三角地区，同时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安徽外出务工人员近8成流向长三角，仅在上海外来流动人口中，安徽籍人员就超过200万人，居流入地首位。

　　根据量变到质变的逻辑，长三角城际铁路网络每联通两个断点，就是对安徽对接体系的一枚“小确幸”，产品、资金和人都得以释放更强大的流动效率。尽管国内经济逐步进入中速增长周期，在近年来中部省份工业经济增速和位次快速下滑的大背景下，安徽作为中部省份工业位次在全国稳步上升，2012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位居全国第四位，今年前5个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为14.9%，在全国仅落后于西藏，蹿升到第二位，比中部其他省要高2~4个百分点。此外，安徽今年前5个月直接融资379亿元，高居中部第一。

　　显然，这有相当程度上来自于挤进长三角的“地理红利”。

　　中庸背后是均衡

　　从传统的中国经济版图上看，安徽是个典型的农业省份，农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70%。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安徽GDP结构中三次产业比例由1978年的47.2：35.5：17.3调整为2008年的16：46.6：37.4，其中二、三产比重提高了59.1个百分点，可谓初步完成了工业化。

　　根据安徽证监局今年初发布的一个统计数据，安徽辖区截至今年1月共有A股上市公司78家(另有3家过会待发)，居全国第十、中部第二。其中，中小板公司家数居全国第八、中部第一；无退市或退市风险公司，唯一ST公司今年已扭亏为盈。

　　尽管这个数据相比广东、上海、浙江等上市公司“盛产地”难说靓丽，但颇耐人寻味的是，安徽在上市公司运行质量上的稳健和均衡性。

　　去年年中，东海证券和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联合发布的“2012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上市公司视角下的城市排名”中，省级前十强排名方面，北京、广东、上海位列三甲，紧随其后的是浙江、福建、江苏、山东、四川、安徽和湖南。令我们心有戚戚焉的是，包括安徽在内，《首席财务官》在2013年启动的“精益财务助力转型中国”的大型系列封面报道截至目前刚好做了五期，也刚好囊括了上述省级10强的一半。这一“上市公司视角下的城市排名”的评选依据的指标数据是基于所有上市公司2011年年报数据计算得到，考察内容包括资产总额、净资产收益率、员工数量、年度分红等等。

　　根据评选机构的阐释，城市竞争力排名体系是从五个方面进行衡量，包括规模竞争力、盈利竞争力、成长竞争力、社会效益竞争力以及创新企业和民间资本活跃度竞争力，而这五个一级指标中又包含了若干个二级指标。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安徽虽然并没有极为突出的某一项，但是其发展较为均衡，也正是凭借均衡发展的特点，安徽省排在了综合竞争力排行榜的第九位。

　　因此，当我们把精益财务转型的研究视角同样投向安徽上市公司案例时，均衡视角下的改良特征极其鲜明。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一特点和徽商骨子里浸淫的讲求中庸之道的儒家文化传统联想起来。比如，中庸之道讲求“不敢为天下先”，以国内互联网行业纷纷目之以“山寨之王”的腾讯为例，其往往等到某种产品和服务概念在市场上成熟了，才采取收购或模仿的策略，凭借强大的客户端黏性后来居上，这就是规避了在研发上的市场测试风险。同样，在产业结构上，安徽历来扮演着长三角产业转型的承接地，这就决定了其往往处于创新的第二落点，尽管未能撇到行业利润最丰厚的一层油脂，但因此也规避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境遇，比如后文谈到的同样身处光伏重灾区的阳光电源，并没有深陷像尚德、赛维那样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