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玉梅

　　中国拥有巨大的体育市场，但却没有一支像样的国家足球队，屡战屡败，彻底让国人寒心；中国拥有大量恢宏无比的体育馆，却没有一场像样的足球赛事，观众寥寥，运动员无精打采；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却找不出一个像样的足球明星，稍微拿得出手的队员也只能在欧洲联赛里打酱油。足球如此，其他大球也多如此。对此，业内人士均有共识——官僚式的体育管理扭曲了市场，从运动员的培养到各种比赛的组织，都是“自上而下”的，体育运动变成了一种政绩工具，价格信号被行政力量扭曲，运动员缺乏契约精神、拼搏动力，观众抛弃国内市场转而选择国外更高水平的赛事，如此恶性循环，造成国内整个体育产业的低迷。

　　其实，不止体育产业如此，在中国，几乎所有需要依靠民间力量、大量民众参与才能繁荣市场的产业，但凡受到行政干预，这个产业必定无法成长壮大。到现在，世界知名的大众消费类产品的品牌，没有一个是为中国公司所拥有的。政府可以以举国之力办奥运、拿金牌，却没有办法让老百姓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钱来，买票进场看一场烂球赛；政府可以从国有银行大量借钱建高铁，从地方投融资平台融资建地铁、搞大学城、科技园，却没有办法知道哪些技术和人才是市场所需要的，哪些产业的投资是划算的，哪些产品是老百姓所喜欢的。让政府来管理一个完全需要由市场说了算的行业，结局必定是像中国足球那样，一烂到底。

　　“自下而上”是一种最为朴素的治国之道，这在西方被称之为市场机制的东西，其实早在2500年前老子的《道德经》中就有所论及。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他进一步解释“无事”之意，即“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意即国家设置大量禁忌和法令（管得太多），老百姓就越贫穷，社会就越乱。以无为、清静之道去治理国家，不“自上而下”干预民间活动，正是市场经济的精髓所在。只可惜，中国人对老子的智慧大多停留在修身养性的层面。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很多从西方舶来的经验在中国都会走样。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被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公司实践所证明了的公司治理之道，在中国变成了一种停留在“报告”层面的形式主义，即使有少数“正义良心“的公司，将之运用于企业发展实践，也会逐渐发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冯仑语）的残酷事实。守住道德底线，不做“假账”；保护消费者和员工利益，不急功近利；捍卫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不乱拆乱建，这些正常的商业伦理，在一个政令繁多的“大政府”时代，可能意味着要比别人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取得很小的生存空间。长此以往，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不再“较真”，企业社会责任也就变成了一种口号了。

　　正如老子所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当然，不是所有“自下而上”的自由经济都能获得成功，但在一个处处都要政府规划、批准、管制的社会，人民的生活肯定是没有办法富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