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纪鹏[微博] 出自《英才》杂志2013年7月刊

　　蛇年伊始，证监会启动IPO在审企业专项财务核查，这场号称“史上最严格的IPO大核查”时刻牵动市场神经。但来势汹汹的IPO财务核查，究竟能为困境中的资本市场带来何许改变？

　　就财务核查的初衷来说，监管层是期望通过重拳威慑，吓退一批滥竽充数的IPO在审企业，整顿新股发行包装粉饰和财务造假之风，缓解高悬于顶的IPO“堰塞湖”。而此次财务核查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

　　首先，IPO“堰塞湖”得到缓解。自2012年10月，浙江世宝（002703.SZ）完成发行申购后，新股发行事实上已经暂停。在中国股市连续三年“熊”霸全球，IPO在审企业给资本市场更是带来巨大压力。2013年5月底IPO财务核查自查阶段正式收官，IPO在审企业数从高峰期逾900家锐减至666家，共有269家拟IPO企业终止审查，缩水近三分之一。

　　其次，粉饰造假之风得以遏制。近年来曝光的万福生科（300268.SZ）、绿大地(002200.SZ)、胜景山河(002525.SZ)等造假丑闻无不触目惊心。经过此次IPO财务核查，一些打肿脸充胖子的拟上市企业知难而退、主动撤单，这无疑是业绩水分悄然蒸发、企业逐渐回归真实的最好注解，对净化资本市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资本市场的病根是制度性的，IPO财务核查充其量只是技术环节的修补之举，虽然可取得立竿见影的一时之效，可“运动式执法”治标不治本。此次核查固然吓退了一批胆小的“南郭先生”，但排队在审企业仍然有666家，IPO“堰塞湖”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加上监管部门第二阶段抽查的比例只有5%，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必然有一批怀着赌博心理的企业“顶风作案”，试图蒙混过关。如果不能形成长效治理机制，IPO财务核查的成果就不过是过眼云烟。

　　因此，唯有从体制机制入手，标本兼治推行股市新政，方能化解资本市场困局。结合此次IPO核查，笔者认为IPO新政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其一，监审分离、下放发审。我国股票发行证监会内部要经过四个环节，最后由发审委投票决定。但在经历如此繁琐的审核程序之后，面对层出不穷的造假丑闻，监管者总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习惯性的将板子拍到发行人、保荐人和承销商身上，只字不提审核环节自身的责任。比如万福生科在发审会投票上以7:4 轻松过会，但惊天丑闻曝光之后，我们甚至不知道是哪7名发审委委员为其开了绿灯，更别谈追究其责任。

　　发审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监审分离、下放发审”。证监会将审核权下放到交易所，自身专司监管职责。而对交易所来说，也应淡化对拟上市企业盈利性要求，将审核的重点转移到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上来。只有将选美的职能归还给投资者，才能真正发挥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

　　其二，做实保荐、“连坐”券商。中介机构作为拟上市公司进入资本市场的第一道看门人，本应通过尽职调查为企业背书。但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却存在保荐人“只荐不保”的怪象。保荐人、承销商拿着高额的保荐承销费，却不用承担责任，直接助长了资本市场粉饰造假之风。只有做实保荐人、承销商责任，建立权、责、利相一致的体制，才能推动各方归位尽责，净化资本市场生态。

　　其三，推行股票打包发行。在IPO“堰塞湖”高企的背景下，应减少发行频率，加大发行规模。可以考虑引入打包发行的方法，让多家公司的股票集中发行上市，一次发行50家甚至100家，以平衡供求抑制炒新，用同样的资金支持更多企业上市。

　　股市新政的核心是监管部门的自我革命，正如李克强总理在两会记者会上说：“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监管部门唯有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进行自我革命，推动资本市场实质性变革，中国股市才可能焕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