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GDP 还是要生态？ 一道政府的必答题

　　本刊记者/ 张蓉

　　对于为官一任的政府官员仅仅只看重短期效益，所以要想平衡GDP 与生态，不是要靠公式计算，而是要靠利益方参与，通过利益方的搏弈和妥协最终实现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平衡。要实现这一点要求我们决策的机制要转变，就要更加对信息公开和让公众参与。

　　5 月以来，A 股市场环保板块大幅上扬，尤其以政策明确度最确定的空气治理、膜处理、污水处理，以及涉及脱硝设备等企业，均成为投资者关注的对象。此番环保板块被追捧并不奇怪，来自券商的研报显示，投资者之所以看好大气污染防治产业的未来发展，归因于环保部在2012 年10 月提出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 规划》，该规划指出，“十二五”期间，将对8 类重点项目共投资约3500 亿元，具体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工业粉尘、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油气回收、黄标车淘汰、扬尘综合治理等项目。而随着新一届政府的成立，提升空气质量标准的工作进程也提速升级，在PM2.5 治理方面加码，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从严监管、处罚力度加大和对环保产业投资增加等政策。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那片湛蓝的天空，得益于政府干预下的治理。奥运期间，由于对北京市及周边27 家水泥厂、钢铁厂实施暂停关闭， 50% 私家车被限制出行，北京市政府在短时期内交出了一份空气质量为“13 个一级天”的完美答卷。然而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大面积出现雾霾，特别是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出现的频次和程度最为严重。有数据显示，2012 年北京雾霾天气达124 天，创近十年之最。

　　除了北京的环境问题，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国内很多大中小型城市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环境问题，诸如水污染、城乡垃圾污染、大气污染、持久性有机物污染等。环境污染在给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城镇居民的健康带来极大影响的同时，也对食品安全造成了威胁，最近一段时间先后发生在湖南、广东的“镉米”事件正是如此，惩治环境污染已然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GDP

　　与民生谁更重要？

　　位于西北地区的工业污染大城兰州市，其GDP占比全省三分之一，由于“十一五”期间政府过度追求GDP 的增长，当地的环境污染问题尤为突出。落成于上世纪50 年代的中石油兰州石化公司(原为兰州炼油化工总厂与兰州石油化工总厂)位于兰州市西固区，在“十一五”期间，该公司在2007 当年，炼油能力达到1050 万吨/ 年，

　　乙烯生产能力达到70 万吨/ 年，总资产超过300 亿元。据2009 年的一则媒体报道，中石油兰州石化分公司当年以主营业务收入570.7535 亿元，名列甘肃省工业百强榜首，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石油炼化生产基地。但是，在光环的背后，却是每况愈下的空气质量代价。《财经界》记者从一位在嘉峪关工作的朋友口中了解到，几年前他每到兰州出差，看见的总是灰蒙蒙的天空和街边浮着厚厚灰土的灌木丛。这家自1958 年投产的兰州石化，在进入“十五”后期和“十一五”之后事故频发，近十年来发生的事故有：不明有毒气体泄露、常压凝水储罐发生闪爆、因气体分馏装置换热器头盖发生泄漏引发的火灾、由轻烃引起的爆炸等，这些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也让当地居民在身体和生命上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然而，在每一次事故后，兰州石化官方的公开解释都大同小异——

　　“据环保部门监测报告，没有有毒气体排出……”

　　“目前，消防用水全部进入隔离缓冲池，经检测对水体没有污染……”

　　“事故原因和现场人员伤亡情况正在调查中……”

　　这些来自官方的冷漠和不负责任的回答，自然引起了污染地村民的不满，很多村民吐槽，住在这里，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每次发生事故后，只是被疏散，但之后就不了了之了。

　　而对于兰州城区造成的环境污染危害就更大，市民们对生活出行、工作学习、以至于对子女将来去留的态度都发生着变化，同时，一些原本考虑投资兰州的外省高新企业，也因环境污染问题不得不停止了脚步。据公开资料统计，当年兰州的综合指数在全国113 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排名中倒数19 位之后。

　　所幸，兰州市政府近年来意识到了环境保护对未来经济的影响，于2005 年启动实施了清洁能源改造的“123”计划，加速污染场地修复产业化发展进程。从2010 年起，兰州市建成121 公里污水管网，增加了三座污水处理厂，同时确定了未来五年的循环经济发展任务，编制了石化等重点行业循环经济实施方案。在对工业、燃煤、汽车尾气等重点污染源治理方面，兰州市政府加快一批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项目建设，继续实施燃煤锅炉改造计划，集中对沙井驿周边砖瓦窑等重点行业领域进行整治，推进黄河兰州段生态修复，逐步健全环境监测预警体系，促进了环境污染治理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的转变。

　　然而，对于GDP 的诱惑，无论是政府执政者还是企业决策者，谁都无法拒绝。

　　在外资流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一些高污染产业也纷纷转移过来，造成局部地区的环境恶化和经济的不可持续增长。在利用外资发展经济的迫切愿望下，一些地区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具有较大的盲目性，对项目审批把关不严，缺乏对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考虑，给发达国家转移污染产业和夕阳产业提供了机会。比如发生在2012 年江苏启东市民抵制日企王子造纸厂的事件——因唯恐造纸厂今后可能排出含剧毒致癌物质污染居住地的长江水源，启东市民发起十余天的示威行动，重压之下，最终启东市政府顺应民意将王子造纸厂以及捆绑的“排海工程”永久取消。

　　像造纸、橡胶、塑料、印染、电镀等产业，政府不可能不知晓它们的污染和危害，何以还要大力推崇？就在今年，饱受争议的PX 项目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成都彭州和昆明相继出现当地市民大规模抵制PX 项目的游行示威活动，PX 项目的环保问题至此被推上风口浪尖，尽管政府和企业一再重申PX 项目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但这些都不足以令市民信服。对当地政府这些种种令人不解的行为，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这样评价：

　　“政府往往都能讲出这些项目很多的好处，但遗憾的是他们总是在一开始藏着掖着，总是希望一些项目完全可以按他们所认为的利益最大化去运行，非得等到激起公众的反感后才去进行解释，才去改变，为什么不能在决策之前与公众进行交流？这时已错过最佳与公众交流时机，说什么公众也不信了。但是PX 项目，不管政府宣扬它有多环保， 说它是零排放，说它符合国家浓度的总量标准，但它排放的二甲基苯胺污染依然很大。由于建设规模通常都很大，因此PX 项目就像一个大型化工厂， 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地区建这样的项目都必须要经当地公众的同意，不是说专家坐在办公室里说没有危害就安全的，试想，在他的家附近建一个这样的化工厂，他的态度还会如此淡定么？中国很多化工项目都出现过事故和严重的问题，这些劣迹背景下，不是从理论上说它没有问题就是安全的。政府与公众在交流的过程中，要让公众能看到这个项目引发的污染是能够控制得住的，如果公众不接受，那这个项目要接受不成立的结果，如果项目可以成立，这种污染的控制要相当到位，如果有做得不够的，公众没有识别到的，那就需要政府企业进一步去完善，做出某种郑重的补偿。通常在国际上建立这种项目要与当地公众进行谈判，双方经过协商达到彼此的妥协和补偿，比如对当地造成的污染，有一定的补偿机制，建个医院，公园什么的，最终让公众感到一种责任，以求得公众平衡，这是一种搏弈，也是合情合理的。”

　　不过，放眼国内其他地方，类似这样的产业仍然成为外商在沿海地区投资的“热点”。一些外资企业正是利用了目前国内在环保标准上还没有一个规范准则，在环境管理、引资可行性分析与审批中存在的漏洞，将一些具有较高污染的产业、生产技术和设备向中国转移，其造成的环境污染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走出海外谋求更大的发展。截至2012 年底，中国在境外的企业分布在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的71%，投资行业也由原来的贸易流通型延伸至采矿业、制造业、科技研发、种植业等，成为继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之后的涉外投资大国。尤其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开展的采矿业，涉足企业个数居对外投资行业第一，占比32.7%。

　　现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麦格理管理学院院长，资本市场CRC 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艾里克斯·弗瑞诺博士(Alex Frino)，5 月9 日在北京与清华大学、彭博社进行学术交流活动期间，接受了《财经界》记者的专访，在他看来，中国企业似乎对于采矿业情有独钟，“从我了解到的一些数据来看，有超过280 家中国国有企业项目落地澳大利亚，投资总额超过960 亿澳元，这其中包括中信泰福、宝钢、鞍钢等国企。”

　　在中国企业投资的这些矿产中，铁矿石占比近40%，此外，中国企业还在澳大利亚通过合资或参股、收购、并购等方式涉足各类矿业，这包括：中国中钢集团与力拓双方合资共同开采的恰那铁矿项目、中国五矿集团斥资14 亿美元收购的墨尔本铜矿、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30 亿美元收购了澳大利亚煤炭生产商Felix Resources 公司、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公司买下澳大利亚稀土生产商LynasCorp 的控股权……在2010 至2011 年期间，澳大利亚采矿业创造出的GDP 达到1800 亿美元，而这个数字占澳大利亚政府GDP 总数的10%。

　　也有澳大利亚人反对中国企业“大举入侵”该国矿业，除了担心中国企业可能会压低持有的澳大利亚大宗商品销售价格外，他们也担心这会造成本国能源的过早枯竭，以及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艾里克斯表示，如今全球能耗使用最大的两个国家—— 中国和美国，如果按照目前过度追求GDP 增长的速度，那么最多不到50 年，石油资源将会走向枯竭。

　　在研发开采新能源的同时，澳大利亚政府为应对矿业开采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对在该国进行矿山开采行业的企业，无论是本国还是外国企业，都采用了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施以压力，以此降低排污污染。“但是，这仅仅是一种税务调节手段，不能对企业造成多大压力”，艾里克斯对本国政府在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作为也表示遗憾：“事实上，政府也觉得有利可图，因为这能使本国GDP 得以增长，也就没来得及去考虑那么多了。”

　　油品引发的能源安全谁来买单？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北京的污染状况一度成为热点新闻，西方媒体曾经指责中国政府官方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不能反映北京天空真实的污染程度。那么，对于空气质量政府因何迟迟不肯公开？是意欲当相关排污企业的保护伞，还是害怕大气污染信息透明之后引发人们的恐慌？ 2006 年，马军和他的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团队开始研究环境污染和河流生态保护项目，并于同年9 月发布中国水污染地图，收集整理多个政府部门的相关数据， 向公众提供各个省市的水质、排放和污染源信息， 推动企业承担其环境责任。2007 年，马军与21 家NGO 联合发布“绿色选择倡议书”，倡导建立“绿色选择公众互动平台”，号召消费者关注企业的环境行为。为响应《环境信息公开办法》，2008 年5 月，他联合十几家环保组织与全国30 多家大型企业沟通，促成了其中很多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

　　“2010 底年我们曾经出过一份报告，就国际大国的空气质量和中国做了一个比较”，马军说，“当时差距非常显著，中国的污染程度是这些国家的三倍以上。我国信息公开程度不及这些调查国的三分之一。但是近期中国在空气质量信息公开方面取得了突破，尽管公布有限，但实现了多种污染物的实时发布，只用了一年半时间，这也体现了政府致力治理空气污染的决心，我们还是有能力加以提升，今年年初尤其是前两个月灰霾比较严重，但公众都及时获知了相关信息，这也是政府第一次公布空气质量信息，让人们有效地进行防范。”

　　同时，根据专家研究分析数据，大气中空气质量与所含二氧化碳的多少有关，燃烧燃料使得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增加，就此破坏了二氧化碳的平衡；而造成雾霾的另一个元凶来自含硫量过多的油品， 奥运之后恢复的车流量让京城重陷雾都的事实就证实了这一点。事实上，由机动车消耗汽油造成的大气污染仅仅只占到空气质量污染物质的26%，而PM2.5 中污染物质的来源，大部分来自化工污染以及燃煤。

　　《财经界》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能源研究员陈卫东，他表示，造成北京空气污染相对严重的原因，除了油品含硫量大之外，北京市郊及周边企业、农村村民燃烧煤炭也是原因之一，“通州和大兴的工业比较多，而河北省境内的石家庄、保定以及天津等当地属重工业经济较发达地区，现在这些地方的工业依靠的还是煤这种原始的能量。”

　　石油企业是通过勘探开发油气资源来发展企业经济，随着油气资源开发过程中资源的减少，开发难度的增加和环境污染问题，也让石油化工企业遭遇了瓶颈。一边是要对资源进行开发，一边是要保护生态环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对于油田等废弃矿井，以及油气输送管线沿线的生态恢复，石油化工企业不能走过去“先污染后治理”的旧模式，在创造本企业经济价值的同时，大力加强环境和生态保护是这个行业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

　　然而，作为上游油气开发的石油化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难免会对原始地形地貌和自然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近年来，国际国内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频发：2011 年渤海发生溢油事故，紧接着是绥中原油落海事件，连续发生的几起事故为我国未来海上油气建设敲响了警钟，据康菲石油公司数据显示，渤海溢油事故中溢出的石油和油基钻井液总量约1500 桶。同样，2012 年发生在英国石油公司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也使大量海洋生物遭遇灭顶之灾。过去的这些事故让陈卫东也感到痛心，“海上石油开采是非常复杂的技术，目前尚没有一个国家或公司可以完全独揽所有的技术，也没有哪项技术可以包揽开采几十年。对于渤海溢油这种此前从未发生过的突发事故，企业只能不断提高技术标准来应对开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2013 年2 月，我国启动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以指导各地涉重金属矿产的企业和石油化工等高环境风险行业推进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与此同时，配合环境保护治理的一切相关政策也将在今年得以落地。在5 月23

　　日结束的第十六届科博会上，工信部节能司副司长杨铁生公开向媒体表示，由环保部牵头制订的《全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近期有望上报国务院。该计划重点是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三个地区防控，其中，京津冀地区还包括山西、山东、内蒙古等部分省市。此外，行动计划内容还包括对环境质量达标水平有量化的具体要求，以及对各行业的细分要求。

　　环保政策的升级也助推了环保产业的发展，相关市场机构研究认为，今后除尘、脱硫、脱硝等相关细分市场有可能迎来新的一轮机会，由政府主导的治污工程可能会带动一些环保产业，生态产品行业，环境保护的服务业的机遇。一时间似乎环保行业萌发着勃勃生机。然而，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却沷了一瓢冷水，“我当然很愿意看见环保产业，包括废水处理、废气治理技术，包括农村相关环保的一些产业和土壤修复等产业有一些回报，有很大的发展，但是现在有一些污水处理厂，他们现在在运行中也有大量超标违规行为，不管他们有多大的发展，但对环境没有带来正面的影响，都不能让人接受，除非真是把污染控制住了。在这个前提下再去说产业的发展，大家当然没有意见。”

　　新能源的“绿色”拷问

　　20 世纪70 年代末和80 年代初， 出于对石油、天然气资源日益减少的担心， 美国联邦政府开始资助“非常规天然气藏”的开采和研究， 例如页岩气。页岩气是一种赋存于富有机质泥页岩及其夹层中， 以吸附和游离状态为主要存在方式的非常规天然气，其成分以甲烷为主， 与“煤层气”、“致密气” 同属一类。

　　据美国能源情报局数据统计，中国技术可采页岩气储量达36.1 万亿立方米，按目前中国社会消费趋势，预计可用年限为414 年。而美国储量仅为24.4 万亿立方米。不过据中国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能源研究员陈卫东估计，到2020 年， 中国页岩气的产量达1000 亿方， 页岩气会占天然气的26% 左右， 将成为我国能源的新支柱。

　　但是新能源的开采是否又会遇到新的环境问题？页岩气是否是真正的清洁能源呢？尽管这么想，页岩气还是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新能源狂潮。

　　在中国目前已知研发、开采的新能源中，包括光伏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页岩气等，与煤炭相比，如果按照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来评定， 陈卫东觉得它们当然要比煤炭显得清洁得多。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一旦二氧化碳排放量受限，那占比全国70% 的煤炭和占比20% 的石油都只能根据国际法规定交纳排放费，这样一来，按照排放费每升二氧化碳15 美元的单价来算，这个价格不得了，有可能对中国经济形成新的负担。这种情况下，只能加快开发利用可再生清洁的能源资源，保护环境的同时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只是，虽然对新能源的未来充满信心，但陈卫东并不认为今后它们会成为石油天然气的真正替代品。

　　“首先，它们同样也会对环境带来另一些问题，比如说页岩气，因为气体赋存在低渗透性的页岩里面，钻井会比较深，就造成地层压力很大，在开采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的水和砂进行体积改造，迫使页岩产生缝网型的缝隙，引导气体出来。这会对地下水系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而且在同等产量下， 页岩气井田的面积是常规天然气井田的十几倍， 钻井数量则高达百倍之多， 其耗水量也是常规天然气开采的10 倍。另外，由于压裂作业产生的废弃物处理不当，也会给环境造成危害。至于生物质能，虽然说它既可作燃料又可发电，但是它的能源利用率仅达到1%，而且利用的区域还多在农村，相比上亿年才形成的煤炭，用它来发电，其产生的能量又怎么能跟煤炭相提并论呢？事实上，煤炭一个世纪之内也不可能耗尽，毕竟人类的研发开采力也在不断提升，当它耗尽之前，人类还可能寻找到更有能量更清洁的新能源。”陈卫东如是说。

　　在查询关于页岩气的资料中，记者发现，页岩气开发将面临水体污染、空气污染和地质破坏三大环境风险。仅废水之中， 就包含碳氢化合物、重金属、盐分以及放射性物质等100 多种化学成分，而这些潜在的环境问题在未来国内页岩气真正投产开采之后，在正式推行将大气治理与政府官员绩效挂钩之后，政府还是否能和企业像现在一样达成共识呢？

　　马军认为，政府的参与是必要的，无论是对现有的煤炭、石油、天然气，还是对新能源，在开采和研发过程中，光靠企业自身做好环境保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很多环境污染跟GDP

　　有关， 掌握着大权力的地方政府部门也不愿接受与政绩挂钩的GDP，但是这种尝试都无果而终。可是引入挂钩政绩也有问题，因为恐怕很难有人能够坐在办公室里通过一个公式计算出来发展地方保持怎样的平衡，这种计算在现实情况中很难实施 ，因为工业项目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收益，对于任何政府都有吸引力，环境保护却不能带来收益，而且还需要长期来维持。对于为官一任的政府官员仅仅只看重短期效益，所以要想平衡GDP

　　与生态，不是要靠公式计算，而是要靠利益方参与，通过利益方的搏弈和妥协，最终实现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平衡。要实现这一点要求我们决策的机制要转变，就要更加对信息公开和让公众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