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保护 你我同行

　　——专访北京大学环境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张世秋

　　本刊记者/ 武琪

　　在环境保护方面， 每个人都是行动者， 都是变革者。每个人的行为即便不是壮举，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但汇聚起来确实是一种正无穷的力量。“不以事小而不为，不以事小而乱为。” 张世秋一直在恪守这样一种基本伦理。

　　一周伊始，在花香与树影间，记者匆匆赶往北京大学，见到了一身湛蓝着装的张世秋教授。典雅、大方的装扮，沉稳的声线以及睿智的明眸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办公桌上以及书架中满满当当的研究著作透露出张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窗台上迎风摇摆的月季花似乎也在一同传达着她的绿色环保理念。

　　简单几句寒暄之后，我们的采访进入正题。

　　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不可持续

　　上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令整个世界震惊，每年基本上都按9% 以上的速度快速发展。一方面，国家的经济总量、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民众的生活条件都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巨大变化， “中国”，一时间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但另一方面，快速的经济增长也意味着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容量的压力。“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以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质量的恶化为代价的。”张世秋教授向记者道出。根据世界银行[微博]以及一些中国研究人员的研究，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环境损失大约为当年GDP 的3%-7%，甚至还有人认为这个值还要更大一些。

　　尽管对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到底是多少还存在一些学术上的争议，但以环境和资源退化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公式。因此，自上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就一直讨论着如何转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在落实到具体的发展战略、规划、政策以及行动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和挑战。

　　1995 年，制定“九五”计划时，中央首次正式提出要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2005

　　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时，再次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同时其内涵有拓宽展，提出要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节约型增长方式，并且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如提出到201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 左右，着力自主创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

　　2007 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一个转变扩展为三个转变，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制定“十二五” 规划，必须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并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全过程和各领域，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

　　基本国策如何真正落实

　　2013 年4 月8 日-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南海考察时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惠普[微博]的民生福祉。”

　　环境保护是为数不多的一项基本国策。张世秋教授谈到，“全世界来说，中国在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的观念上可以说是一直都不落后，甚至某种程度和某些方面都是走在世界前沿。”“国策是基本立国、治国之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那些对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民生生活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决定性影响的策略，才能上升为国策。”在1983 年国务院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就明确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到1992 年时，又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一个基本发展战略，此后，不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等一系列关于中国发展方向的理念和策略。党的十八大，提出要践行生态文明。张世秋告诉记者，过去三十年，中国政府进行了法制体系、政策体系和环境保护机构的建设，对遏制中国环境恶化的趋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进行了巨大努力并取得很多成就，但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这既与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以及民众生活和消费模式变化有关，也与各级政府制定的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有关，更与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执行效果关系密切。

　　“违法成本低廉、守法成本高昂，一直是中国环境管理和政策方面广为诟病的问题。”从中国环境政策执行力度方面看，所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由于政策制定过程中，疏于对社会经济条件、技术条件和执行可行性，以及管理对象的接受度和行为转变力度方面的综合考量，导致政策的高交易成本和高社会成本，使得这些政策在现实中不能有效和足量地执行；二是我们的监管制度和执行力度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客观上确实存在着监管难度大、监管能力和监管资源还很有限等因素；另一方面，地方保护主义、经济至上的行为方式、官员考核标准向GDP 看齐等，甚至行政不作为现象的存在，导致有政策但执行效果低下的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一些新的思考。”张教授指出， 首先，要进一步强化政府的监管责任，提升其监管能力，强调依法行政。但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公民社会的不断发育，民众环境意识提高、环境权益诉求提升，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传播技术、方式的变化，都使得在赋予公民环境知情权、环境保护参与权、环境监督权的前提下，通过个体以及社会组织对违规企业、组织或者个人的环境行为进行监督，既能体现公众对环境政策的监督和实施，同时也能降低政府和整个社会的监管成本。更重要的是公众的监督，可以避免决策在制定的时候由于忽视民意所带来的潜在的社会损失。“这是当今中国在进行环境管理体制改革时，迫切需要关注和考虑的问题。”张教授对政府和社会如此期许着。

　　在当今提倡环保、生态的大环境下，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否会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又一大机遇？

　　张教授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社会进步，是中国应对环境与发展挑战的必要举措。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生态文明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以及推动环境——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机遇，既表明了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并将其融入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与发扬、生态和环境保护、社会进步，乃至政治和经济制度改进的全过程，并致力于中国民族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政治承诺和决心，也体现了通过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与生态和环境保护的协调、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实现民众福祉的长期改进的社会目标。当然，这会是一个长期和艰巨的过程。

　　同时，环境保护对企业有何种好处，张教授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企业来说，在制度、环境政策有利的情况下，效益显而易见，比如说节能。事实上，节能也好、减排也好，都意味着技术的进步、生产成本的节约，而成本的节约，以及技术的进步，都会在短期或者是长期对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产生积极影响。

　　当然这种节约与技术进步，包括对企业的有利方面，能否形成持续性激励，需要政府政策的恰当制定和执行。假如政府制定的环境政策过于宽松，执行力度不够的话，很可能会导致技术研发和应用之后，加上违法企业行为不受监督、不被纠正、不被处罚，则会导致在市场竞争中，守法企业处于竞争劣势。如果我们希望环境有所改善，那些环境友好型企业，或是对环境负责的企业能够成为社会主力，中国政府在对企业、企业盈利等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政府理所当然应制定并执行恰当的环境政策。环境保护对企业是否有利，需要在不同情境、政策制定和实施情况下探讨。

　　除了政府之外，每一个消费者对企业的行为是有影响的。假如消费者的环境保护意识不断提高，并且能够获得相应的信息，在市场上不购买那些违反环境规定、偷排偷放企业的产品，这些企业也就无从获利。消费者可能对企业的逆淘汰产生影响，变成一种激励环境友好行为的推动力量。在环境保护方面，每个人都是行动者，都是变革者。每个人的行为即便不是壮举，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汇聚起来确实是一种正无穷的力量。“不以事小而不为，不以事小而乱为。”张世秋一直在恪守这样一种基本伦理。

　　保护每一滴水、一阵风、一片土地，是一份心情和义务，更是一份责任。

　　张世秋，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学士、理学硕士和博士(环境科学——环境规划与管理)。同时任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环境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她自1988

　　年毕业任教以来，一直从事环境经济学、环境政策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是北京大学在相关领域研究工作的学科带头人之一。她在科研选题方面， 具有非常敏锐的眼光；在科研组织方面具有很高的组织与管理才能；在科学研究方面，具有创新意识。张世秋教授是北京大学第一个开设环境经济学专业课的教员，深刻而又广博、严格而又活泼以及站在学科前沿开阔学生视野的授课方式获得了广大同学的一致好评，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