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中国式治理障碍

2013年06月14日 23:42  《董事会》 

  文/何玉梅

  阳光明媚的五月,一年一度的中国上市公司“金圆桌奖”成功落下了帷幕。这一届的参评公司超过任何以往,参会人数也创下了历史记录,这个现象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意外,但似乎又在情理之中。意外在于,很多中国上市公司把公司治理当成一种“面子工程”和合规工具,所以对董事会建设的最高奖项——“金圆桌奖”一直都缺乏热情。不过,时代在进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治理理念和文化对提升公司价值的实际功效,将随着“野蛮性”增长时代的结束而逐渐凸显。因此,此时人们开始转过头去关注公司治理——这一公司力量的源泉,便不觉得奇怪了。

  在过去一年,上市公司普遍业绩下滑,整个资本市场的表现相当疲弱,其中固然有要素成本持续上涨的原因,也有外部需求大幅减少、内部需求乏力造成的不利影响,这些因素略有些财经背景的分析人士都能想到,但是上述原因不足以解释我国资本市场系统性、持续低迷的事实,因为即使美国道琼斯指数和其他主要西方国家股指大幅上扬,甚至创下金融危机以来新高的时候,中国股市还是一蹶不振。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究其根本,是因为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都存在着伤及市场根本的“致命伤”,很多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内部治理还远未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董事会的核心作用并未得到发挥;与此同时,外部治理又存在着很多制度设计上的缺陷,难以与内部治理形成互动合力。

  再看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中国人一如既往地勤劳,工作时间更长,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也逐年提高,物质资本也有了相当规模的积累,对外开放的步伐也从未停止,但在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的转型过程中,在从满足温饱到殷实小康的路途中,却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和阻力。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强,但在没有解决好创新的长期激励和人才支撑结构等根本性问题以前,短期内也难看到有什么大的突破。高素质、生产效率高的劳动力短缺,在户籍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没有重大突破以前,只能从事大量简单重复劳动的农民工也很难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凡此种种,最终都可归结为“社会基础设施”——制度与市场之间的巨大摩擦。

  正如此次“金圆桌”高峰论坛的专家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企业在探索和实践中国式治理的旅途上,但无论是企业内部真正形成创新驱动的新局面,还是政府创造外部治理的公平竞争环境,都有很长的路要走,此间要跨越现有制度与市场规律之间横亘着的重重障碍,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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