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亮

　　Revelation of Japanese industry upgrading postwar

　　战后日本产业升级模式是“赶超经济”的典型例证，通过重视技术引进、消化，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注重节能降耗，使得日本经济在20世纪70、80年代比较成功地应对了石油危机、经济国际化和日元升值等一系列重大考验。但在完成赶超阶段后，日本却失去了战略方向，这是导致自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陷入“迷失的20年”，产业竞争力下滑，产业空洞化日趋严峻的根本原因。真可谓是“成也赶超，败也赶超”

　　2013年3月29日，李克强总理在上海指出：“要用勇气和智慧推动转型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这对稳增长、增后劲具有双重作用，是现代化必由之路”，并强调说“没有这种积极主动的‘升级’，发展也难以稳住、更难持续。因此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要支持企业加快调整优化结构，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推动产业向中高端升级，实现进中求好”。作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在战后60多年里经历了经济重建到竞争力增强再到制造业强国等几个阶段的升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借鉴和学习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对思考中国产业升级与社会和谐的关系至关重要。

　　战后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二战结束时的日本经济基础薄弱，技术人才欠缺，技术水平与美欧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为了尽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日本积极引进先进的工业技术，这对日后的产业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起了极大推动作用。

　　1951～1953年，日本迎来了战后第一个技术引进高潮。为了迅速恢复经济，日本不惜花费大量宝贵的外汇，从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引进技术，聘请技术人才，领域主要集中在电气机械技术、运输机械技术、纺织工业技术、化学产业技术等。1956年以后，日本又出现第二次技术引进热潮。其引进的技术主要分为两种：一是甲种技术，主要集中于工业生产的关键领域，一般是根据《外资法》签订合同，目的在于获取专利使用权和技术资料使用权；二是乙种技术，以提高生产效率的机械技术为主，一般根据《外汇及外贸法》签订合同，目的在于获取技术文件，聘请外国专家到日本讲学或派遣日本技术人员到国外考察学习。20世纪50年代，日本引进乙种技术比较多，60年代对甲种技术的引进激增。日本的技术引进主要围绕着重化工业展开，从1950～1972年的甲种技术引进看，一般机械比例为27.4%、依次是电机的17.5%、化学的15.1%。

　　通过大规模技术引进，日本迅速缩短或消除了与美欧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一般生产技术水平落后于美欧20～30年，到60年代，这个差距缩小为10～15年，到70年代时基本上实现了赶超目标。据日本工业技术院1970年的调查显示，超过美欧水平的日本产品占30%，相同水平的占68%，不如的仅占2%。

　　正是由于日本对技术不遗余力地引进、消化，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基本消除了与美欧曾经相差几十年的经济差距和技术差距。技术进步对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和产业全面升级作出了重大贡献。1956～1966年的十年间，日本制造业的资本投入增加了3.94倍，劳动投入增加了1.57倍，生产实际增加了3.57倍，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是41.1%。可以说，如果没有技术进步的贡献，这期间的生产实际增加只能达到2.52倍。具体而言，化学产业发展中的技术贡献度高达72.3%，运输机械产业为60%，造纸业是59.7%，一般机械产业达52.3%，纺织产业和电气机械也分别达到38.3%和38.2%。

　　这一阶段，日本基本是靠大量引进来完成对美欧的技术赶超，技术的自主改进相对较少。因此，日本意识到今后加强技术自主改进对进一步提高日本技术的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1969年的《日本科技白皮书》就指出：“战后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引进技术。我国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改良，迅速提高了技术水平，但是不能否认，由于依赖技术引进，我国技术创新的意欲和努力还有欠缺。”

　　为此，日本在认真分析技术引进和技术自主改进的国内外形势后，确定了国家支持技术自主改进乃至创新的重点领域，即对产业发展有主导作用、具有核心地位、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在引进上受到外国限制的先进技术。而为了有助于缩减技术自主改进和创新的时间及成本，日本还确定了进一步开放其国内技术市场，增加技术引进自由度的方针。1967年日本进一步放开资本市场交易，即对内直接投资自由化，翌年又进一步放开了技术市场交易，除特定技术以外，放松技术进口规制，更加积极地吸引当时国外比较先进的技术，以促进其国内技术改进。

　　随着技术力量的积累，日本国产技术专利进一步快速增长，自主研发的技术专利申报件数1957年一年有三万多件，1967年则多达八万多件。20世纪60年代以前，日本技术创新的目标主要还是缩小与美欧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70年代以后其自主创新的着眼点已经转向超越美欧等国拥有的同类技术，发展适合本国产业和社会特殊需求的技术，自主研发外国不肯出口给日本的最尖端技术。

　　技术改进不断增强了日本技术的国际竞争力，还表现在日本对外技术出口快速增长，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出口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显著增强。1960年以前，日本技术出口主要对象地区是落后于日本的发展中国家，占整体技术出口的80%以上，对发达地区的技术出口1950～1954年时仅占10.7%，1955～1959年升至16.8%，1960～1964年猛增至32.8%，1965～1967年进一步上升到58.9%。

　　战后日本产业升级的特征

　　战后伊始，日本可以说是百废待举，但到了1968年，日本的GDP已超过联邦德国，跃居西方阵营的第二位，1987年又超过前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直到2010年才被中国超越。如前所述，战后日本产业升级模式是“赶超经济”的典型例证，主要通过重视科技赶超来实现，其对象是美欧发达国家，方法是积极引进、消化并改进国外科技。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科技创新和技术立国的方针更加明确，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加大。在日本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体制过程中，国家是后盾，企业和大学及各种科研机构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产官学联合共同促进国家的科技进步和创新，是日本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特色。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制定和调整国家的科技政策，指导重大科研方向，对重点科技领域的发展给以包括财政、金融、税收政策的支持。产业和企业在市场中求生存求发展，对科技进步和创新有着发自内部的积极要求，大学和科研机构是配合企业研发新技术的孵化器和平台。具体而言：

　　首先，战后日本科技政策的制定主要由文部科学省（原文部省）和经济产业省（原通产省）主管，原经济企划厅、产业政策审议会、相应智囊机构如科学技术会议或团体也共同参与。国家除了在制定科技政策上发挥主导作用外，在一些企业无力承担或不能完全承担的战略科技创新和基础科研上，通过国家的科研机构和国家指定的科研机构及大学，具体参与科技创新。从科研投入的角度看，政府不是主要力量，企业是科研投入的主体。政府的投入一般集中在基础研究、大规模的综合的核心技术的研发、关系民生福祉公共效益的科技研发。那些有利于提高各个企业技术竞争力的科技创新，主要依靠企业自身的投入。

　　其次，企业的科研投入和科技创新是日本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技术立国中最积极最有活力的主体。企业的科技投入主要受市场导向，尤其是那些具有市场前景、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技术如合成纤维、石油化工、机械、汽车、家电、半导体、电子、生物、医疗器械等技术，日本企业总是紧跟世界潮流，并努力超越美欧发达国家。从战后日本企业技术密集产品出口竞争力增强的角度看，日本企业的技术研发和技术应用的速度和成就世界一流，虽然仍落后于美国，但总体科技水平已经超越其他发达经济体。

　　最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相互配合。大学的科研活动与企业的科技研发密切相连，在日本国家科技创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坐落在日本茨城的筑波大学城，就是当年日本为了提升大学在科研中的地位和作用建立的大学、科研园区一体化样板。大学的科研项目和经费主要来自企业，一部分来自政府科研经费。大学的科研成果通过企业市场化，这样使大学的教育和科研与企业、市场密切联系起来。

　　此外需要提及的是，日本的科技政策不但能与产业政策相辅相成，并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和市场需求变化进行调整。如战后经济重建时期，日本产业政策首先向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煤炭、钢铁、纤维、海运等产业倾斜，科技政策的重点放在促进上述产业现代化方面。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石油化工业迅速发展，成为现代化工业的领头羊，石油化工技术也成为先进技术的代表。日本科技政策的重点转而促进石油化工、合成纤维技术的进步和技术创新。在合成纤维技术方面日本取得卓越的成就，向世界贡献了重大技术发明成果。70年代石油危机以后，节能、环保、原子能、治理污染以及发展太阳能等新能源，给日本提出新的技术创新课题，科技政策扶持的重点又向这些领域倾斜，经历多年艰苦技术研发，日本在这些技术领域取得突破。20世纪80年代科技政策的扶持重点向电子计算机、新能源、生物、宇宙航天、新材料科学等科技领域倾斜。

　　日本赶超经济模式的弊端及对中国的启示

　　众所周知，自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经济陷入了“迷失的20年”。尽管从物质意义上说，日本仍是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人均GDP依旧位居世界前列，但日本向前发展的活力萎缩了。另外，一些本来比较落后的国家获得了发展机会，逐渐接近甚而超过了日本。

　　是什么造成了日本的“逆转”？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其经济赶超过程中所形成的“赶超模式”以及与这一模式相适应的一整套制度和机制。“当制度所提供的激励的结构方式演变时，该结构影响到经济变动的方向——增长、停滞或衰败”。如果相关的制度供给和激励系统与社会发展需要之间发生矛盾，其功能性障碍就会使转型处于进退维谷的胶着状态，陷入一种“社会综合症”。日本的问题在于，当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之际，其经济体系仍停留在赶超时代，还残留着限制过多和创新不足等追赶先发国家过程中所残留的负面遗产。有效的制度供给和政府的有效组织曾是日本赶超经济增长的关键，但现在，制度供给及政府体制的僵化则成了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不振的肇因。一言以蔽之，被赶超模式塑造的日本遇到的发展路障就是赶超模式本身，且对于日本的进一步发展而言，已经构成了制度性的障碍。诚如日本学者小岛明、森岛通夫等人指出的那样，“虽然日本既有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国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但日本的人们仍然难以从固守以往成功的惯性中自拔，并易于形成拒绝放弃以往既得利益的‘抗拒势力’，这无疑会使日本的各种制度更加偏离时代的需要”，“只要这样一种了无生气的基础继续存在，日本的衰落趋势即无法遏止”。

　　实际上，日本政府是高度重视技术创新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又不断加大对科技研发的资金投入。1995年，日本政府颁布《科学技术基本法》，提出了“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自1998年起，日本研发投资一直保持着16万亿日元以上的规模，仅次于美国，远高于英国、法国和德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从研发投资率来看，早在1989年，日本的研发投资率就已达到了世界的最高水平，此后一直遥遥领先。2006年，安倍首次组阁时还设立了创新主管大臣一职。但日本却难以从这些研发投资中获得收益，其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投入并未换回相应的技术创新效率。究其原因仍是制度创新的滞后。在一个系统中，如果不贯彻竞争机制，就往往会拖累一个组织整体走向衰败，适时变革是十分必要的。但日本政府主导条件下的赶超经济模式是一种高度管理化的发展模式，是以内部的纵向高度整合为取向的。显而易见，在新的历史阶段，旧有模式的封闭性、僵化性和矛盾性使得政府制度供给产生了严重局限性，它抑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阻碍了企业开展经济活动的积极性。致使它从根本上导致了日本面对迅速变化的时代、未能表现出必要的适应能力，其国家发展的目标出现模糊，改革的目的多为应付眼前的权宜之计，得过且过，只是停留在维持现状上，而不是积极处理严重的结构性障碍。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日本经济体制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但改革一方面缺乏解决问题的前行勇气，另一方面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对策，而没有实质性内容，其结果是尽管日本拥有出色的零部件（如人才资源、技术资源、金融资源等），却未能将其整合为一个有效的系统，只能眼睁睁看着国家陷入“迷失的20年”而不见起色。

　　战后日本赶超经济的成与败似乎也验证了这样一个命题：“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也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充分肯定政府作用的同时，也慨叹“政府可能会由于做得太少或做得太多而遭到失败”。从这一角度而言，日本的经验与教训对“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启示主要有三点：

　　首先，确定市场状态。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着“市场缺失——市场替代”、“市场残缺——市场补充”和“市场失灵——市场矫正”这样三种特定关系，政府应该根据市场的实际状况对其规制进行及时调整。

　　其次，明确实现路径。政府规制从最初制定到最终实现，都要有适宜的实现程序及实现手段与其相配合。如短期经济时期对于资源性短缺商品，对于生产周期长、技术装备规模大的商品，恰当的行政手段可以起到弥补市场机制缺陷、增强短缺资源供给秩序的功能，从而为其他商品或劳务的市场化提供条件。但一定时期内特定领域行政手段的保留并不意味着行政手段的滥用，而是意味着在有利于经济效益提高条件下的行政手段的合理使用。

　　最后，是检验规制效果。政府规制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规制是减轻还是加重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尤其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市场变化更加复杂，产业竞争更加激烈，信息渠道更加分散，不确定性空前增加，创新风险日益加大。因此，加强对政府规制“适度性”问题把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