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修远

　　中国近现代的百年金融发展史上，真正能称得上是银行家的不多。关系着民生命脉的金融体系，一直牢牢地控制在政府的威权之下，官商不分，只是一个为官僚资本掠夺民间财富的工具。

　　然而在金融买办与官商林立的上海滩，崛起了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陈光甫。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企业家，创办了中国最成功的私人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更重要的是，他比别人更自觉、更彻底地扬弃了“官商”办银行的传统，而代之以更为专业化的金融创新和服务意识。有人将之媲美于美国的金融大亨摩根，称之为“中国摩根”。

　　风光背后是万般艰辛，他的努力与探索，内心的矛盾与挣扎，是中国近现代商业金融史上一段不可缺少、令人折服又生感慨的往事。对陈光甫而言，他只是想做一个更纯粹的金融企业家，不为政治威权所左右。

　　陈光甫1881年12月17日出生于素有钱庄生意传统的江苏镇江。其父为经营火油生意的商人，后到汉口的报关行谋职，当他看到外商在中国雄厚的商业势力，决意让年幼的次子到汉口报关行当学徒。在父亲的安排下，陈光甫努力学习洋文，为将来的前途预谋出路。

　　正是因为英语特长，陈光甫1904年争取到了赴美参加圣路易国际博览会的机会。在博览会上，他邂逅了孙中山。孙中山当时在美国旅行考察，为推翻清政府奔走。虽然身为清廷的外派人员，陈光甫对孙中山早有仰慕之情，两人促膝长谈，甚为投机。在博览会上，他还结识了孔祥熙，两人也成为莫逆之交。

　　博览会结束之后，陈光甫选择继续留在美国学习商科。1909年，他获得商学士学位后回国。经人推荐，陈光甫得到“清理江苏财政局”总办应德闳的重用，帮他佐理财务，进而得到当时的江苏巡抚程德全的赏识。

　　这正是辛亥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程德全因为响应革命，得以担任江苏都督，他任命陈光甫为省财政司副司长。在他的支持下，陈光甫把从海外学到的现代商业思想投入实业运用。他把江苏的两家官钱局进行改组扩展，创办江苏兴业银行。

　　这是一家官办银行，拥有发行钞票等诸多特权。经过缜密思考后，陈光甫却做出两个让人“看不懂”的决定：将总行迁往上海，放弃钞票发行权。他以美、英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为参考，采取了一系列新式经营方法，努力革除官钱局的旧习气，试图在刚刚起步的中国金融行业树立一种规范、透明的新风气。江苏银行的业务开始渐渐上轨。但一场意想不到的飞来横祸，打乱了陈光甫的全盘计划。

　　此时，袁世凯已经夺得辛亥革命的成果后，四处捕杀革命党人，当他得知炮轰江南制造局的反袁兵舰竟然是从江苏银行支取军费后，立即下令追杀时任江苏银行总经理的陈光甫。

　　侥幸的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是陈光甫的同乡兼同僚。在他的竭力开脱和周旋下，陈光甫才免于一死。袁后来派张勋接任江苏都督，张勋要求江苏银行“抄报银行存户名单”，遭到陈光甫的拒绝。张勋勃然大怒，免去陈的官职。

　　归国之后短短几年的种种遭遇，让陈光甫陷入迷茫。最终，陈光甫决定办一家不依赖于官府、不受官僚政客控制的新式私营银行。

　　1915年的上海滩，已经是远东的金融商业中心了。各种中外公私银行林立，租界里有花旗、汇丰、三井等实力雄厚、经营成熟的外资大银行；此外，还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十多家中资银行；旧式钱庄生意的发展势头也很猛。

　　办银行最需要的是资金。此时的陈光甫虽近乎两手空空，却信心满满。他认为他所计划开办的新式银行，一开始并不需要巨额资金，也不必和其他商业银行较量股份金额的多少。先期集资，然后逐步增加存款，同时增加放款，资金的积聚和运用得当，就可以解决。

　　1915年6月2日，宁波路9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下文简称“上海银行”)正式开业。商业奇才陈光甫先生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民国时期最大的民营银行。其人在国内外的声望，也令他成为国共两党竭力争取的对象。

　　陈先生与当时及现今一般民营企业家不同，恪守“敬远官僚，亲交商人”的处世哲学，对权力若即若离，也不服从乱命。1927年北伐军攻占武汉，曾命令武汉银行界停兑现金，他为了维护银行信用，拒不执行。陈痛感北洋军阀腐败，又反对共产革命，仍选择了支持蒋介石，曾积极为之筹措军饷。蒋介石几次请他做官，却都被推辞了。

　　遇到关系国家民族利益的大事，陈光甫仍以大局为重。1935年国民党推行币制改革，恰逢国际市场白银价格猛跌。他应孔祥熙之请赴美，与美财长摩根韬谈判，签订“中美白银协定”，稳定了国内金融。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急需贷款购买军火，他于1938年接受蒋介石的使命再度赴美，与摩根韬谈成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解了燃眉之急。

　　1947年4月，陈光甫在蒋介石坚邀下出任新的国民政府委员。当时国共内战已经爆发，部分在野党派参加了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宣布结束“训政”，实行“宪政”。陈光甫和上海经济界都认为，“要解决当前紧急的经济问题，先得停止内战”，他抱着一线希望参加了政府。

　　陈光甫在日记中憧憬：“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中国“几千年来没有宪法这一回事，一向是以兵力争天下”，国民党执政20年，也是如此。如今提前实施宪政，原因有二：一是执政表现差；二是“受世界潮流所逼迫而不得不作还政于民的表现”。但又担心民主选举制度被滥用。

　　陈光甫三句话不离本行，调侃道：“政府比如银行，大股东一向是国民党，而蒋主席是董事长。银行闹恐慌，大股东急了，去找些人来帮忙，一面给他一个董事或监察人的名义，一面送一二十股的股票给他，算是参加的代价。”他分析：“既然有新股东参加，就少不得有新股东说话的权利”，“今天所成立的联合政府将减少国民党独裁的程度。”

　　1948年战局大变，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后，香港125位民主人士在一封公开信中说：“一年以前，都市里许多不关心政治的上层人物，表示并不反对国民党打共产党，但希望早一点打完共产党，快点给他们和平。现在呢，他们改变了，他们希望共产党早点打完国民党，快点给他们和平。”陈光甫也在日记中抱怨：“全国人民莫不要和，今日要打惟南京耳，此为吾在各地观察之结果。”

　　陈光甫判断出中共将胜，担心“一边倒”。1948年12月他抵达香港后，读到英文报纸上刊载的宣言，说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允许私人经营事业云云。陈已准备长住香港，此刻又觉似可不必：“一来搬家费事，二来共党政策不扰动做生意的人，不反对中外私人事业，不仿照俄国铁幕政策，我住上海，与香港有何不同？”他开始注意搜集中共政策，尤重经济政策。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后，沪上各界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前往北平和谈，代总统李宗仁邀请陈光甫参加，被其婉拒。中共方面也期待他去北平，不断释放善意。毛泽东托人送来“毛选”一套，陈回赠以清人书法册页。老友章士钊、黄炎培、李济深等连绵劝归。1950年4月，中国银行在北京召开董监事会议，邀请董事陈光甫、宋汉章、张嘉璈、李铭、钱新之等出席，他们商之于杜月笙后，委托专人与会。此举引致国民党的紧张，加大了对去港经济界人士的压力。出于种种顾虑，陈一直称病观望拖延。

　　1950年6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总经理资耀华推动下，率先导入公私合营机制。陈光甫仍为董事长，但逐渐失去对银行的控制。他暗中抽走部分大陆资金，于1951年元旦在香港重新注册“上海商业银行有限公司”。1952年“五反”运动爆发，银行业即将全行业公私合营。陈要求资耀华去香港汇报，资未答复，旋即被隔离审查。随着经济政策的激变，他担心的苏俄魅影终于降临，20世纪中国民营银行的历史就此在大陆终结。

　　“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这是章士钊送给陈光甫的一副对联。

　　对陈光甫而言，他只是想做一个更纯粹的金融企业家，不为政治威权所左右，在自由规范的市场中，凭借完善的经营管理和专业的服务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1965年，陈光甫到台湾定居。1976年，以96岁的高龄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