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gend of a distinctive investor and his advice

　　■国际融资记者　李路阳　实习记者　陈婷

　　前不久，《国际融资》记者专程采访了长江基金及扬子资本管理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赵聪，采访令记者深感到他的另类：他，没读过大学，是“老三届”，但30余年国际市场打拼积累的成败经验却可以成为专业领域课程的经典案例；他，管理的投资基金虽小，但坚持“不怕错只怕贵”的第一轮投资原则；他，选项目时，认为财务报表做得再好没用，就看人，而且是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去观察、对待创业家；看准了，果断投资，失败了，立马斩断

　　相约在扬子资本北京代表处办公室采访赵聪先生。落座后，《国际融资》记者提问话音刚落，他便开门一句反问：“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接受你们的采访吗？”素以拒绝记者采访著称的他随即自答：“因为我马上要退休了。”而后灿烂地大笑。整个采访长达近三个小时，其间他述说了他的投资理念和他的故事。

　　学历无大，资历甚丰——投资家的慧眼与定力是靠市场锤炼出来的

　　长江基金及扬子资本管理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赵聪是老插，像所有那个年代城里毕业的青年人一样，被下放到农村广阔天地。在东北莫利达瓦旗插队的五年里，他学会了种地、放马、打渔、伐木，凡是农民能干的活儿他都干得很娴熟，而且还在不经意间当了回英雄——上山伐木时，为了救村民的儿子，被倒下的大树砸断了手臂，至今，手术镶入的钢板还在他的右臂中。他也因此在回京难于上青天的当年被病退回来。这之后，他做过中学教师和工厂工人。

　　1979年1月，梦想从香港转道去美国读书的赵聪，因诸多原因搁置在香港。然而，谁都不曾想到的是，他这一留就留了34年。

　　赵聪把他在香港34年的经历分成了三个阶段。他对《国际融资》记者说：“我到香港34年，第一个10年我是每三年左右换一份工作；第二个10年是每五年左右换一份工作；第三个10年及之后我没换过工作，也没换过老板，就是我至今还在做的风险投资。”在第一个10年阶段，赵聪是为生存而干。头一年他每天打三份工，拼的是他在插队时练就的体力和首都青年的见识。第二年，他跑生意时被一家日资贸易公司的老板看中，于是，有了第一份正式工作，一做就是三年，让他彻底学会了怎样做进出口贸易，以及日本公司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第四年，他跳槽到一家专营大型设备进口的有台资背景的香港公司（那时对台资有些政策倾斜与优惠），专做大型设备的采购和引进工作，当年上海磁带厂从美国引进的中国第一条录像带生产线就是他促成的。在那三年里，他参与了为中国国内多家企业引进大型设备的种种谈判，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1986年，赵聪刚加入不久的另一家香港公司和天津打火机厂合资，成立了当时中国大陆最大的一次性打火机生产企业，由于他的出色表现，他被合资双方股东一致推举为企业第一任总经理，在这个位子上，他深深体会到管理中国企业的艰难。回望在香港的第一个10年，“这段经历增长了我在国际贸易、设备引进、洽谈、合资、合作、企业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赵聪这样总结道。这为他随后10年全面展示能力之身手奠定了良好的专业根基。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让许多爱国华商看到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商机。此时，印度尼西亚著名企业家黄鸿年先生从新加坡转战香港成立了香港中策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中策），将未来的投资目标对准了中国大陆。受黄鸿年先生之邀，赵聪被拉进中策，任中策中国部总经理。随后的近四、五年间，黄鸿年决策，赵聪执行，中策先后在山西、福建、大连、宁波、烟台、北京、杭州、重庆、宁夏等地兼并收购了数百家国有企业。他们在福建泉州一把打包收购了泉州全部国有轻工企业，总共40多家，尽管那些企业都是做雨伞、鞋带、拉链之类的小型国有企业，但却打响了中国大陆行业兼并、收购、合资控股的第一炮。尽管通过兼并收购方式，对这些企业实施关停并转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但在当时计划经济色彩十分浓烈的国有企业中间仍激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政界、商界和学界对“中策现象”究竟是令国有资产流失还是流通的焦点讨论。在中策这一系列兼并收购行动中扮演实际操刀人角色的赵聪，自然毫不犹豫地参与了这一讨论。他曾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有资产是流失了还是流通了》的署名文章，以并购后企业产生的效益，来证明国有资产并没有流失，而是流通了。今天我们理性地回顾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其实一定程度上走的就是中策之路。只不过中策当年走得太快了，快得几乎让所有还在计划经济的温床上酣睡的人，被中策大刀阔斧干起搞活市场经济买卖的声音惊醒。就是这种惊醒“美梦”的做法，在当年引来了多少指责与叫骂是可想而知的！

　　改革初期，中国的市场经济之火十分微弱，中国政府借助三资企业之外力，给国有企业开刀放血，毫无疑问，是为了推进改革开放。但是，在与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较量中，中策的兼并收购不仅遭遇了形形色色的阻力，还遭遇过滑铁卢。对此，赵聪不无感触地说：“当时中策用了这种我们叫做资本主义的最常见、最普及的方式，即：寻找有潜力、未来能上市、能挣到钱的企业去投资，不挣钱的企业就关停。中国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现在也开始逐步运用这种方式了。因为中国人认识到只有遵循经济规律，资产才能流通，企业才能发展，而一路赔钱、没有生存价值的企业就得关！把企业做得一路赔钱的管理层就得撤！”然而这些理念在当时刚刚接触市场经济不久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受到国企改革波及、端惯了铁饭碗的干部和职工看来，是难以接受的，推进改革开放也因此面临着巨大的阻力。赵聪告诉《国际融资》记者，当年中策在山西以合资方式收购一家盐化企业的开幕典礼上，就遭遇了这样的场景：一位老盐工冲到主席台上指着某省级领导的鼻子说：‘满清政府都没把盐池卖了，你们竟敢把盐池卖给外国人？’在这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旷日持久的博弈中，我们应该庆幸的是，正是由于有一批像中策这样勇于牺牲与不懈坚持的开拓者，才有了中国经济发展之路朝哪儿走的依据，才有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历史性成果。

　　回顾这段经历，赵聪依然感慨万千，他说：“我在中策的四、五年，真的相当于读完了大学，我学会了怎么运作资金，怎么收购、兼并，怎么做上市、怎样处理股东、董事与管理层的关系。在那几年中，我光看企业就差不多看了近千家。”在中策的经历给予他的知识能量与实战经验，恐怕是任何学府都传授不了的。

　　离开中策之后，他先后在中国投资、盈科数码、澳门五星卫视等公司担任过要职，虽然经历依旧精彩，然而，当被《国际融资》记者问起哪段经历对他影响最大时，他仍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策。“我觉得对任何一个成功的投资者来讲，有没有机会给你去操作实践是最重要的。我没学历，但我有资历，当年中策对我的影响，让我得到的知识使我终身受益。因为我在中策，不是边缘性地参与兼并收购，而是在前线真正从头到尾地亲自参加。”

　　赵聪坦诚地告诉记者，他从黄鸿年先生那里受益良多，黄先生处事果断，从不瞻前顾后、患得患失，这让他最为受益。赵聪这样评价黄鸿年：“他投资时果断进取，失败了也能果断地停止、斩断，这在投资领域是很重要的。当然，果断一定要建立在思维超前、考虑全面的前提下。用下围棋来讲，你把这粒棋子‘啪’地摁下去，你在摁这粒棋子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粒棋子对整盘棋的作用、价值和意义。一旦摁下去，速度必须快。投资也是这样。投资要果断，但是同时也要考虑得很全面，要把眼光稍微放得长远一点。黄先生就是这方面的高手。”除此之外，还让赵聪感触颇深的一点是：黄先生给予他的指示总是很明确。“当我谈完一个项目回来跟他汇报时，他或者说：‘这个项目就不要再谈了，不用浪费时间了’。或者说：‘这个项目你再多留一天吧，如果明天能谈到某某程度，我就做’。他不会说：‘我再想想’，更不会说：‘我考虑考虑或我们研究研究’。他是个赢得起也输得起的人。我觉得做领导的，不管你下面用什么人，你给他的指示越明确，越能得到好的结果。”

　　在经历了20多年职场历练后，2002年，赵聪出任长江流域创业基金即扬子资本前身的基金管理人。凭借过去经历所积累的经验和他自身敏锐的判断力，在他第三个再也没有换过工作的十几年中，赵聪将这前后两个基金管理得有声有色。

　　不怕错，就怕贵——清晰定位引领扬子资本屡创佳绩

　　长江基金初创于2001年，这个基金由当时的沪港经济交流协会牵头，联合香港地产界和商界的知名人士共同出资成立，主要在长江流域从事项目合作、项目投资、风险投资、项目融资、资产重组、融资上市、私募融资等相关咨询与推荐业务。第一期的资金并不多，只有一亿港币。赵聪开玩笑地说他能很幸运地管理这个基金，主要是因为这个基金太小了，别人嫌太小不愿意管。这是赵聪的谦逊，他认为小可以做大，因为他的另类投资思维使得他压根儿就不想管那种额度大、每投一个项目还要多层申请的“好看不好干”且没自主权的“大基金”。在之后的十几年中，长江基金一期又一期地不断增资，发展到后来的扬子资本时，赵聪已经用平均年收益率约70%的不俗成绩单证明了自己不负所托。

　　在任何一个行业里，如果想取得不错的成绩并脱颖而出，就一定会要求企业的管理人必须对自己所管理的企业特点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基金行业当然也不例外。在投资界摸爬滚打20余年的赵聪，在这方面无疑是个行家。

　　在谈起他管理的基金的特点时，他说：“我管理的基金，首要特点是小，所以钱一定要到位，要全部在基金公司的户口里，此外，小也决定了我没有办法做项目后期投资，我只能做早期。早期投资对我来讲，可以说挑战性很强，风险也很大，所以这样的投资要及时，不能拖拉，一旦决定投就要有资金即时到位，这才会对投资的项目有利！并且一旦成功了，就会有成功的自豪感。我管的基金不像国内外的一些大基金，动不动就管理着五亿、10亿美金，或者五亿、10亿人民币。我认为那叫‘额度性’基金，国内外经济形势好、资金充足时，股东就催着你快投；一旦经济形势不好，投资项目的钱又会迟迟不批！。我不喜欢管理这种‘好看不好吃’的基金。赵聪笑着说：“说实话，这些大基金根本不会去看那些太小的项目。举个例子，五亿的基金盘子，假设投3000万的项目，他们得做十几个。这十几个项目，要先寻找几十个、上百个项目，再评估出十几个好项目，而后再做尽职调查、几轮的谈判等一系列环节，周期会很长，每个项目不投上三五千万，它都摊销不掉他自己的那些费用，所以，那些大基金公司基本上都是做上市之前的私募项目。我们扬子资本没法跟他们比，我才管一亿港币。折成美金还不到两千万。当然后来管的不止一亿港币，但每期还是控制在一两亿港币的规模，所以我管的所有基金投的全部都是第一轮，我没做过第二轮、第三轮。原因不单是我们做不起，还有就是不符合我的风格。”

　　赵聪讲的“风格”，是他投项目的一个基本态度。他向《国际融资》记者介绍说，“在投项目时，我的态度是‘不怕错，但是不能贵’。很多基金合伙人说他们的基金不怕贵，但是不能错。其实他说不怕贵，实际上他们是又想便宜，又不能错，但这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投资啊！所以，这些大的基金一般投的都是快上市的公司。因为快上市了，基本上就错不了，最起码错的百分比小很多。我呢，不怕错，我投的是最早期的，风险在这摆着呢，但是不能贵，每个项目我顶多投两三百万美金，有时也分两期投入，最多也就五百万美金到头了。”

　　跟那些国内外大基金相比，赵聪形容自己是在潘家园踢地摊儿的，如果能踢出一个小罐来，冲洗干净了还不错，就卖个好价钱。如果踢完不行错了，就自个儿一摔，拉倒完事。他把大基金看做是要上苏富比[微博]、嘉德拍卖行举牌子的，买的东西不会错（最起码错了可退），只是价格贵，有钱有兴趣的都去竞拍。赵聪把这种投资称为是“投标式投资”。在他看来，“投标式投资”是要拼资金实力的，而这不是长江基金与扬子资本的定位。他把自己管的基金看成是“小额投资”，说：“现在多少中小企业希望拿到小额贷款，但是他们贷得很困难，银行嫌贷款额太小，不愿意贷给他们，所以，民间小额贷款是有出路的。投资也是同样的道理，小额投资也是出路。但是，很多大基金在这方面没法做，大基金的管理人每年拿着上千万的管理费，去做两三百万的小项目，那是要赔死的。所以说，每个基金的投资特点基本上是由基金的规模决定的。”实际上，早期的投资才是真正的“风险投资”。

　　观察扬子资本近几年的投资项目，无论是高科技行业还是传统行业，大多集中在与消费者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对于长江基金与扬子资本的投资偏好，赵聪表示，首先，医药、食品等领域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因为这些领域对品质安全监控的要求很严格，一旦出事儿，人命关天，相对而言，人为的风险就大很多，而且医药行业，投资线很长，投资金额也不会小。他个人比较青睐于投资新材料、新能源、绿色环保等高科技新兴产业，以及那些能够出现爆炸性增长的行业。

　　基金行业其实是员工跳槽比较频繁的行业，但是长江基金与扬子资本的管理团队却一直很稳定。大部分员工都是基金创立之初就跟随赵聪的，该公司工龄最短的员工至今也已五年了。是什么造就了扬子资本管理员工的稳定局面呢？赵聪说：“大家在一起，第一个是凝聚力。第二个就像我跟我老板讲的，‘做得开心就做，做得不开心就不做’。我个人觉得，人在外谋生不外乎要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挣到钱，一个是开心。如果又开心又能挣到钱，那是最完美的事儿了。对员工来讲，你给他工资，那只是给了一个硬东西，软的呢，就是一种宽松和谐、上班舒服的工作环境。我觉得我给予公司员工的工作环境是宽松的、快乐的，虽然他们工作压力不小，也有犯错误的时候，但是犯了错误你再骂已经没有用了，只要把错误拿出来大家讨论一下，下次千万别再犯这个错误就行。”同时，赵聪也讲到，公司的团队，首先从他的老板王英伟先生开始就比较信任下属，能给下属提供一个相对宽松、和谐、很有人情味的工作环境，这在香港是很难得的！而赵聪自身也一直致力于把所管理的公司变成一个让大家“一早起来就想去上班”的公司。“有时候别的公司来挖人，我们的员工会衡量：我在这儿最起码做得开心，工资还OK，为什么要走呢？这是蛮重要的。”赵聪讲道。

　　基金管理公司的成功，是和赵聪在前两个十年积累的经验、判断力分不开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做基金投资的最大特点是眼光，我个人觉得我在中国做了这么多年，有很多实战经验，所以我对自己的判断力还是有一定把握的。当然我也有失败的时候，当时看对的人后来也是会变的，但最终要看怎样去降低风险、减少风险，这才是风险投资的本质。”

　　魔鬼就藏在细节里——多年实践积累的经验是忠言但逆耳

　　在投资界闯荡二十余年的赵聪，深谙投资之道，但也发现其中存在的不少弊端。而在弊端中，他抨击最多的就是“报表分析”这种投资决策方式。在他看来，以看财务报表来做投资决策的方式只适用于财务制度健全、经营者法制观念强的公司，因为只有这样的公司，其财务报表的可读性、可分析性才是真实的。而在中国，尤其很多民营企业在刚起步时因为体制等这样那样的原因，存在大量伪造报表、做假账的现象，有些企业还有两三本账，有给银行看的、有给税务看的。在这种情况下，只看财务报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自欺欺人。

　　既然这种现象大量存在，那为什么很多投资人在明知报表真实性、可读性差的情况下仍然要依赖这种方式呢？对此，赵聪通过打比方给出了解释：“就如同现在某些人事部经理在招聘员工时，先看简历、学历来决定用什么人，一看只要是北大、清华，或国外名校的毕业生就用了。之后这个被招进来的人如果不能胜任，人事部经理至少可以说我看过他的简历、学历达到公司标准了啊。这样一来，他承担的责任就相对轻了很多。如果这个经理靠自己的判断，招进来三流大学的毕业生，万一不能胜任工作，他承担的责任就会重很多。”赵聪认为，在私募基金领域也是同样。看财务报表这种按程序走的方式减轻了很多基金管理人的责任，如果投资失败，基金管理人可以说他看的报表最起码没错，是被报表骗了。“在他们看来，被文字的东西骗、被白纸黑字的数字骗，不是自己的过错。如果投资人不看报表，而是依靠自己的判断犯了错误，那后果就严重了。”赵聪意味深长地说。在他看来，用这种投资界习以为常的方法投资民营企业十分不可取，他毫不客气地说：“他说他按程序全做足了，他没责任了，而事实上这本身就是不负责任。”为了更有说服力，他举了一个他曾经投资的项目案例。那个投资项目的财务报表曾一度显示货币资金也就是流动资金为零，外国董事看了这个报表后，让他撇账，把这个项目作投资失败处理。赵聪这样对他们投资基金的外国董事说：“他们的财务报表上显示是没钱了，但你要看看他什么时候没钱的，这公司一年前就没钱了，按说他一年前就死了，但他现在还活着，员工薪水还在发！这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但这是中国创业企业的现实。人家老板、创业的股东把房子卖了，还在为员工发工资，一路在这儿坚持呢！你让我撇账，我怎么能撇啊！结果，半年后，这家我们投资的项目企业开始盈利了。但如果当时真的撇了账，我们才是真的失败。”回顾这个案例，赵聪总结了两条投资经验：第一，投资人判断创业企业，光看报表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第二，投资人必须真正读懂中国文化，真正了解中国创业家那种敢于“倾家荡产”也一定要完成自己创业梦想的精神理念。中国的企业家从来都把企业视为自己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论多困难，都会玩命扛着，绝不会轻易宣布破产。因为他们知道坚持到底才会胜利，成功就在最后一步的努力之中！

　　赵聪有他独到的投资决策模式，这是他在几十年投资经历中悟出的真经。他说，“我做投资看项目，首先这个项目必须得吸引我，比如做新能源、新材料或节能环保的朝阳企业，未来的市场很大，就容易吸引我。其次，我会再去了解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创始人。而这一条的关键在于看人准不准。如果看人看准了，出大错的可能性就基本不大了。可能只是你原本想两三年收回投资成本，结果变成四五年了，投资时间变得长了些，只要你找到的这个人是一个敬业的人，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是一个真正想做事的人，那么，即便他所做的产品可能不对市场的路子，但他会根据市场不断修正产品，不断做出调整。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他也会以身作则去克服，这就是看对人了。我觉得人是第一生产力，看人是最重要的。人看准了，你的投资就有一半成功了。人没看准，再好的项目也会出问题。”

　　在看人时，赵聪娓娓道来他的经验：“这跟谈恋爱、找朋友一样，重在察言观色。人的行为习惯、言谈举止、个性修为、思维理念，甚至一个眼神、一个手势等，都会流露出这个人的很多重要信息，我要从这些信息中分辨出这个准备花我钱的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出去跟项目融资方交流，一般开始都不先谈项目，而是从侧面了解一些其它事情。在交流中，我会去分辨这个想融资的老总是那种夸夸其谈、天马行空的浮躁创业者呢，还是那种每走一步都已深思熟虑，并且知道怎么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的创业者。比如说：一家企业想融资，但他请我吃的第一顿饭是鲍鱼鱼翅，不管他怎么热情，我都不会给他的企业投资。想想看，你明明没钱，还这么虚，那以后会怎么做？再比如，企业老总跟我交谈时进来一个向他请示工作的职员，老总很不耐烦地说：‘你没看我正在跟外商开会呢吗？’这样的企业家我也不喜欢投。你想想，请示工作的人可能已经在门口犹豫了半天，最后是硬着头皮进来的，所要请示的问题一定是需要老总马上解决的呀！还有的老板动不动就讲：‘看你投多少钱？钱多大做，钱少小做’。面对这样的人，我也低头离去！”很多人都喜欢讲细节决定成败，赵聪说得更入木三分：“老是说细节是成功的关键，其实很多魔鬼就藏在细节里，你不把细节问题解决了，你就死在细节上了。”

　　考察项目、了解团队是每一家投资机构必须履行的程序，但是，究竟怎么履行？怎么判断团队的优劣？当《国际融资》记者问及此话题时，赵聪的见解让我们看到了另类思维。

　　赵聪先生的建议是：看一个团队得首先看看这团队的队长。在他看来，一个团队的队长很重要，能当好一个连长，有没有潜能当好一个军长。也就是说当连长与当军长完全是两回事儿，不是多管一些人的问题！管公司同样是这个道理。其次是要看这个队长能不能把他的团队成员凝聚在身边。他详细地介绍说，如果一个公司成立三、五年了，但是团队里的人都是在一年之内招过来的，即便是CFO，CEO全有，北大、清华、美国学历背景都占了，这个团队也称不上是什么团队，充其量只能叫作“团伙”。如果这个公司成立三、五年甚至更长，公司里有不少人都是从一开始就跟着这个团队的头儿一起摸爬滚打，一块儿吃苦受累，共同承担过风险，这样的团队才叫真正的团队。他强调：“有多少人跟着你一起走到今天，这一点很重要，这就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这个团队队长个人人品很好、有人格魅力、有凝聚能力，应对困难及风险的应变能力很强，能团结、照顾自己团队的队员。”

　　对于有些投资者不愿意投夫妻俩共同持有股份的公司这一情况，赵聪给出了另一种建议。他说：“这种情况不是不可以投，但是一定要注意其中谁做主，谁做副，并且这主副之间是否配合。做主的不管是老公还是老婆，做副的都心甘情愿地去辅助，这样就是好现象。就怕主副不分，暗中较劲，这就有问题了。”赵聪表示，如果从风险角度看，他还乐意投这种夫妻店。因为公司一旦失败，投资人可以撇账离开，但公司的失败对创业者来说是关系到两个家庭生存的大问题，所以他们会使出百分之二百的拼命精神做好这个公司。但是，有一种情况赵聪不欣赏。他举了个例子说，有家企业的老板是位女士，公司股份却是她和她母亲的，问及股份为什么没有她老公的，她说不用给他。后来赵聪了解到，她老公就是开车接他来看项目，并给他倒茶水的那位男士。“这个细节让我感到她的这个家庭不平等，而且她不重视她自己的家庭。这样的企业我们也不会投。当然有些夫妻店能同甘共苦，但不能共享成功富贵，这也是要尽早注意与预防的，这在中国已不是个案了。”

　　近几年，也有些投资者比较偏好投海归创立的项目，甚至有的只投海归，对此，赵聪表示他自己在碰到海归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小心。他的看法是：“我常跟人讲，我不在乎他是海归还是土生土长的，人的贪婪本质是一样的，不是你去留了几年洋，你就不贪婪。我碰到过一些海归，他们在国外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工作，这些年国外经济那么差，中国还有机会，于是，只好跑回中国创业做老板。假使哪天美国什么公司突然出十几万、几十万美金的年薪聘他，你看会怎样？我碰到想融资的海归，就会问，你为什么回国？你原来在国外做什么？有的海归为了抬高身价说自己在国外怎么怎么好，百万年薪都不做，就想回国创业。我一般都不太相信，这么年轻就有这种境界，怎么可能？这可不是新中国刚成立时啊！我曾帮助分析过一个海归项目，我对投资人说，对这个项目的投资你千万不能超过30%，让那两个公司创始人（海归）控股，他们才会有责任心，但那个投资人说这个项目好，市场很大，于是通过对赌条款一点点吃，最后吃到他占了60%以上的股份，那俩海归占不到40%。当公司碰到资金链要断的时候，那俩海归说去美国催账收钱，当一去不复返，听说要到的钱也装到自己兜里了。海归一般留过洋、见过世面，英文讲得好，商业计划书写得漂亮，但团队实践与经营能力不一定优秀，但他们忽悠老外的基金比较容易！因为外国基金的有些管理人在中国找投资项目还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他们认为留过学的、受过国外大学教育的都是‘君子’，值得相信。尤其有国外专业文凭的专家更值得投资。这个世界死在谁手里？其实往往就死在专家手里，雷曼不就是被专家弄死的吗？美国很多上市公司做假账的都是那些洋专家，所以，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实国内外大学生都一样，关键是人品！”

　　作为投资人，他给同行的一个最大建议是“平等方可互利”。在赵聪看来，靠拿点儿钱，就想把人家前途命运全操控在自己手里是不可能的，投资人首先要学会尊重创始人。他举例说：“比如一个家长已想好了通过读什么大学、上什么系这个路径培养他的孩子，突然你一个外人去人家，发现这孩子歌唱得不错，于是就对孩子家长说我出钱让她去做超女吧！这个家长能接受吗？同样的道理，投资人投了某企业，这说明事先已认同了创始人的理念，那就应该考虑怎么样随着创始人的思路同行，同时在他错的时候去引导他向对的方向走，而不能把企业家当小羊，想怎么宰割人家就怎么宰割人家。作为投资人，应该永远记住，你只是个小股东，你这个小股东是决不能替大股东安排命运的。”

　　他再三强调投资人与企业家之间必须平等相处，在平等的前提下实现互利共赢。他说：“投资人如果不能做到尊重企业家，就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对待企业家了。那么，你所设计的全部合同条款，实际就是针对一个你认为准备做‘小偷’、准备骗你钱的人而设定的合同条款。”在赵聪眼中，这种做法后患无穷。“中国的企业家都是有个性的，如果他被逼得没辙，不得已忍着屈辱签了合同，但之后他有的是功夫治你呢！”赵聪进一步说。

　　当《国际融资》记者问及被投企业如果融资渠道通畅且运营良好，是否还有必要上市这一话题时，赵聪分析说：“作为风险投资，上市是我们最好的退出方式。当然，如果这个企业的创始股东有能力回购我们手中的股份的话，不上市也是可以，但回购的价格是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开价很高，他买起来也会很心痛。但上市就不一样了，上市会有一个很公平的市场价格，你不买，别人可以买。这是其一。其二是，作为企业家，要考虑你的企业需不需要不断地扩大。有些项目、有些产业是需要不断注入资金、不断扩大的。稍慢一步，就可能被竞争对手淘汰掉。而在企业不断扩大、不断需要资金的过程中，上市实际上是最好的融资方式和渠道。其三，企业上市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可以提升企业的社会地位、行业地位和信用地位。从另一角度上讲，生意伙伴会因为你是上市公司而获得安全感。”

　　当然，长江基金与扬子资本因为是投资早期的基金，在项目发展不错的笫二、三轮再融资时，该基金都会根据合同出让一些老股，以利于减少大股东股份的摊簿，同时，也能收回一些本金再投新项目，用这种方式来控制风险规模，这也是我们这种小基金的特点。

　　对于饱受非议的对赌条款，赵聪也有自己的独到见地。在他看来，对赌条款是风险投资的程序条款。如果没有对赌条款，双方就没有目标。他表示他所投的所有项目都有对赌条款，但同时，他也从来都没有执行过。对此，他也用打比方的方式给出了解释：“比如说你的小孩正在上学，你看他一直都很认真、很努力地学习，但是考试却没考好，没有达到你制定的要求，你是鼓励他还是罚他？我要说的是，对赌条款不应该没有，而且双方——投资者和被投资者，都要很严肃、认真地对待它，但是如果预期目标没有实现，投资者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冷静、客观地分析这个项目是不是由于时间还不够才没能在市场整个铺开，才没有完成指标等等，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一棍子。同时，被投资者也要反省自己为什么没完成目标以及应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实施对赌条款总是消极的办法并且伤感情，所以还是用积极的态度解决问题最好！”

　　回看30多在市场上打拼的经历，赵聪先生用两句话这样总结道﹕“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摄影 黄承飞）

　　点击长江基金及扬子资本董事总经理赵聪

　　赵聪先生，1950年生人，祖籍云南。幼年在北京读书，曾上山下乡多年（老三届），后赴香港，曾任中策集团中国区总经理,跟随黄鸿年创立了中国招商引资的新模式；后曾在中国投资集团、盈科数码、五星卫视等公司任要职。现任长江基金及扬子资本管理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从事投资行业20年有余。

　　当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曾重点评价的中策现象，均出于赵聪先生操作的案例，赵聪先生执掌长江基金与扬子资本期间，共投资约20个项目，平均年收益率约70%以上，是中国风投界元老级领袖人物。

　　聚焦长江基金及扬子资本

　　私募股权公司长江基金及扬子资本（Yangtze China Investment）是项目投资和实业投资为主的专业投资公司。主要从事项目合作、项目投资、风险投资、项目融资、资产重组、融资上市、私募融资等相关咨询与推荐业务。

　　基于先进的金融与经营理念，长江基金及扬子资本为中国国内中小企业提供优质，专业的服务，建立公平、互信的合作伙伴关系，并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的综合特点，设计了不同的经营与合作方式，先后在中国大陆投资了金门科技、武汉华丽、古杉生物、巴士在线、唯美度、V2视觉等项目，并由此推动了企业与资本的契合，并通过项目证券化实现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