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仍然需要做事，不能停下来，总在加班、出差，每年在外地的时间并不比在北京的时间少。他并不觉得这样是失去自由，因为他还有更具体的目标，只要乐此不疲地做事，生活总会变好。

　　文│本刊记者 袁建胜

　　李木的梦想是，自由。

　　见到李木的时候，他刚从南极回来，不是旅行，而是工作。

　　24岁的李木眼睛不大，总是精力充沛的样子，下楼梯时，最后两节台阶总是垫一步，跳着走完。他喜欢笑，也喜欢开玩笑，一本正经说话时也很严肃，他的大脑在处理某些“敏感”信息，寻找更恰当的表述方式时，脸上会不由自主地显出一丝狡黠的笑意。

　　他也许不想隐瞒什么，只是希望自己的话能不引起某些误会，比起那些总是考虑利益得失，可以娴熟地运用“官方”表法方式，准确地说别人爱听的话，有着精致、聪明的“利己主义”的年轻人相比，和李木交谈更能让人放松。

　　李木前年大学毕业，去年开始工作，在一家做户外运动和旅行的公司，中间这一年，他在西藏支教。

　　严格意义上说，李木是一个“非法”志愿者，当时他报名参加共青团中央组织的支教活动时，没有被选上。他想自己去，就给爸爸打了一个电话，爸爸说，既然你想去就去吧，我给你开工资，于是他就去了。

　　那一年是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李木没买到去西藏的火车票。他一大早去火车站，排在前几名，都无功而返，他托过5个人帮忙，有些还是有些背景的朋友，仍然没有买到票，他只得超出预算，买了全价飞机票。

　　在拉萨待了几天，他坐车往南走，到了林芝地区远离307国道的米林县，一眼就看中了这里。“那里很闭塞，没什么外人去，县城只有一条街，十分钟从这头走到那头。”李木说。他找了个小旅馆住了一个月，等当地中学开学。那天是星期一，他找到校长，拿出自己的大学毕业证和英语六级证，说，我要支教。

　　校长委婉地拒绝了他，说我们有文件，不能私自接受支教的志愿者。第二天，李木又来了，笑着说着同样的话，结果还是一样。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每天李木都去校长那里碰运气，然后到澜沧江边发呆。星期四上午，李木又去了，副校长巴桑正好也在，他对校长说，我们这里正缺英语老师，要不我们把他当实习教师，让他试试？校长同意了。

　　“校长是汉族人，巴桑是藏族人，我现在不记得校长的名字了。”李木的脸上掠过一丝狡黠的笑意。学校给他找了个住处，工资和补贴肯定是没有的，教师节的时候，李木拿过这一年来唯一的收入，300元。这是李木最珍视的经历，他带了初一和初二两个班，平时教课、批作业、和孩子们玩，假期就在西藏流浪，有时候也去学生的家里做客，尽管平时忙忙碌碌的，他还是想明白了很多事。

　　李木出生在安徽的一个农村，爸爸是小学老师，后来当校长，再后来到教育局，全家就搬进了县城。上个世纪90年代，李木家里有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这是他接触外界唯一的渠道。1998年时，他在电视里看到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想着，我也要在现场看一次奥运会，这是他的一个具体的梦想，还有一个不怎么靠谱的：走遍中国每一寸土地。

　　李木从小性格开朗，学习成绩很好，初中时曾对一位女同学心存好感，也因此和社会上的小混混有了一些瓜葛，这让青春期的他身陷消极情绪之中，他找来一些意识流小说来读，也未必读得懂，既觉得它们契合自己莫名其妙的情绪，又像是少年“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浪漫。

　　少年不仅有忧愁，也会愤怒——高中时他开始接触网络，看海外的网站，发现自己被曾经学到的东西欺骗了。高考那一年，他分数很高，甚至高过北京大学在当地的录取分数线，但他报考了地质大学，想学地质勘探。不曾想那一年地质大学的分数高过北大，他被石油化工学院第二批录取，这所学校在北京大兴区，他拖着箱子到学校报到时，仿佛又回到了农村老家。

　　他还是喜欢看海外网站，喜欢到各个大学蹭课，也交到不少朋友，北京奥运会时，他被选中做很舒服的拉拉队志愿者，他和当时北京全部一万多名同伴一起，每天坐在车上，到各个观众人数寥落的预赛现场烘托气氛。

　　年轻人总是精力过人，李木也是一样，他必须要做事，一停下来就难受，他喜欢集体活动，比如做奥运会志愿者，这能让他实现自己的小小梦想；他也不喜欢集体活动，比如国庆六十周年时，他不愿意参加学校组织的游行队伍，高高兴兴地接受老师交给他的“政治任务”——带着一群留学生到河南玩了一圈，当时这些外国人似乎待在外地比待在北京更为适宜。

　　在大学，他仍然是好学生，只是不怎么喜欢上课，看海外网站时，也不再觉得愤怒，只是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去西藏，只是因为要走更远的路，多想些事情，他也确实想明白了：“为什么要逃离，对于那些能做好的事，为什么不去做呢？”

　　李木梦想自由，但他还不大确定自由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他还记得小时候，做公务员的父亲夜晚靠在窗边抽烟，一脸忧愁。他也记得自己的姨丈，一位当地较有权势的人，那所高大的房子，让他恐惧的不仅仅是红红的大门，还有姨丈随口说出的话，可以左右自己家庭的决定。

　　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想要这些，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他一直在寻找自由的过程中寻找自己，作出一个听起来并不真实的总结：随时随地，随心所欲。说出这个感悟时，他的脸上没有狡黠的笑意。

　　他仍然需要做事，不能停下来，总在加班、出差，每年在外地的时间并不比在北京的时间少。他并不觉得这样是失去自由，因为他还有更具体的目标，只要乐此不疲地做事，生活总会变好。他要多赚一些钱，找到一个心爱的女人，和她一起开个餐馆，卖那些自己在藏南山里吃不够的藏餐，在自己想要出发的时候，出去旅行。

　　这更像是一个人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