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资记者 刘晓翠

　　——访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杨宜勇

　　改革的目的不仅仅要增加老百姓收入，还要缩小收入差距

　　历时九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终于在2013年初出台。

　　2月6日，国务院批转、颁发《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针对目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包括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隐性收入、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等，提出了改革的四大目标: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倍增 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收入分配秩序明显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趋于合理。

　　此前颇受关注的国企收入分配改革难题，方案亦没有回避，明确表示将限制行政人员、国企高管薪酬水平，严控职务消费，同时提高央企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

　　围绕改革的热点话题，《上海国资》对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进行了专访。

　　减少收入差距

　　《上海国资》:收入分配改革指导意见的出台可谓九年磨一剑，您认为难产的原因有哪些？

　　杨宜勇:收入分配是经济活动的末端，改革只从末端着手确实是很困难的，招数很少。马克思认为，分配问题是生产问题的反面，倘若收入分配领域出了问题，实际上是生产关系领域出了问题，因此收入分配改革既要关注结果的公平，也要往回追溯，关注起点和过程的公平，三者同等重要。

　　起点的公平既关乎个人能力、也关乎所有制结构,即便是公有制,其内部也有完善改革的空间。而随着收入分配的多元化，利益结构也趋于多元化,有的人想这么改,有的人想那么改，众口难调。1978年时,工人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收入低，因此只需要进行增量改革。现在收入差距过大，改革的目的不仅仅要增加老百姓收入，还要缩小收入差距，有的人要做加法，有的人要做减法，所以现在的改革难度与30年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上海国资》:您刚刚提到的加法和减法的问题，哪个实施起来比较困难？

　　杨宜勇:提高收入是大家都乐见其成的事情，但是减少一部分人的收入显然更加困难，这也是改革的最大阻力所在。但是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调整，只做加法不减少收入差距，就算不上改革。

　　《上海国资》:对于目前收入改革的现状，您曾经形容为“收入差距过大、分配秩序紊乱、制约机制缺失”，可否请您具体阐释一下？

　　杨宜勇: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当前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在0.47—0.49之间，这还是按申报的合法收入来计算的。从全球来看，中国的收入差距也是非常大，早就超过了0.4的警戒线，在150多个国家中排名中靠后。

　　《上海国资》: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是什么？

　　杨宜勇:原因有很多方面，原先提得比较多的是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这一点做到了，但是先富帮后富没有做好，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交个人所得税。从道义上来说，很难让先富起来的人良心发现去帮助不富裕的人，必须通过制度和法律的合理安排，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上海国资》:这其实就是如何进行二次分配的问题。

　　杨宜勇:没错，美国的劳动市场中70%—80%的人主动缴纳劳动所得税，但在我国8亿劳动者中只有1600万人交个人所得税，交得少了再次分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高端人群需要多做一些努力，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另外，社会体制需要更加完善，加大对腐败等非法收入的惩治力度，促进社会公平。

　　《上海国资》:当前您认为首次分配重要，还是二次分配更重要？

　　杨宜勇:目前来说，首次分配更重要一些，因为国民收入的80%都集中在首次分配，可供政府使用的二次分配收入比例较低；如果首次分配不合理，光靠二次分配是很难校正的。日本为什么基尼系数低？主要就是因为首次分配过程中企业员工和高层的收入并不悬殊，也就三四倍的差距，再加上转移支付，系数自然会降到较低的水平。

　　《上海国资》:关于分配秩序的问题您怎么看？

　　杨宜勇: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秩序确实很乱，讲究路径依赖和“等级划分”，不能同工同酬。例如，给国企领导开车的司机比经验更丰富的普通司机工资高一倍，这就是特殊身份造成的，而这些职业的工资水平是应该由劳动力市场决定的，不能因为企业所有制不一样，领导人身份不一样，而享受更高的收入待遇。这正说明我们很多地方的市场化程度还不高，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

　　国企薪酬如何制订？

　　《上海国资》:前段时间很多人都在指责国企尤其是资源垄断型国企是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阻力，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宜勇:收入分配改革过程中会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舆论“讨伐”情绪通常倾向于仇富、仇官、仇国企，这三者往往成为众矢之的，而国企更是首当其冲，因为很多国企领导人既是官员，也享受企业待遇。所以公务员工资制度的改革应当加快脚步，对民营企业偷税漏税的情况应进行严格规范，要改革国企内部的分配体制，打破垄断，实现同工同酬，按照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来评定工资标准。

　　《上海国资》:如果有市场参考标准的话，公平的问题不难解决，但对国企来说，领导人既是官员，也是企业家，怎样的薪酬体系才是合理的？

　　杨宜勇: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做法，我们比较偏向新加坡的方案，如果国企领导人身兼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双重身份，则按照官员的薪酬进行分配，如果官员的身份撇清，则完全依照市场价格，通常情况下，可能是前者的数倍。而法国采取的是另一套做法，国企领导人拿的就是政府管制的工资，工资水平与公务员相当。

　　实际上，怎么制订并不重要，关键是人员如何产生，这还是一个市场机制的问题，如果是通过市场产生的，那就采取市场价格；如果是从官场产生的，那就参照公务员的工资水平。

　　《上海国资》:如果一家国企的董事长是外派的，相当于从官场产生，而总经理则是从市场招聘，工资水平明显高于董事长，是否会影响到公司治理呢？

　　杨宜勇:这种情况下，总经理和董事长之间的权力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制约，但这种混合机制的形态确也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我认为国有企业要么选择新加坡模式，从经理人市场选聘管理者，用市场的价格解决问题；要么选择法国模式，对国企实行公务员的工资标准。

　　《上海国资》:收入分配改革中提到了央企上缴的红利比例要提高5个百分点，市场普遍认为即使提高了5%仍然偏低，您如何评价？

　　杨宜勇:这个结论是建立在这5个百分点的收益属于超分配的基础上的。为了消弭社会情绪，改革者提出这样一个比例，国企能接受，政府也觉得这事儿容易办，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提高上缴红利的比例，而是建立市场化的分配机制，理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关系。

　　改革才刚刚开始

　　《上海国资》:收入分配改革之后会带来哪些影响？有学者认为可能会产生通胀。

　　杨宜勇:如果单纯只是增加工资，可能会带来通胀，但收入分配改革是在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相对比较公平的情况下进行的，只要收入的增长速度不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通胀的担心是多余的。

　　《上海国资》:这次的文件只是明确了方向，未来还会有哪些具体的配套细则出台？

　　杨宜勇:这次的改革方案将过去的意见进行了整合，也指明了未来的改革方向，但还需财税金融等相关重点领域改革协同推进，例如税收的改革需要与税法的调整、税收体制的改革相配套，推广房地产税，开征遗产税，以往是针对增量进行征收，之后可能会涉及到存量，例如将房子留给后代可能会征收高额的遗产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