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和财政政策
城镇化和财政政策
城镇化更多体现为一种历史发展的进程，因此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应该看做是一种经济增长的原因。
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任若恩
人们希望将城镇化变成一种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但是这里可能存在一些不清楚的地方。经济发展史确实表明，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农业部门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下降，农业部门对于GDP贡献的比例下降，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城镇化，其实它更多体现为一种历史发展的进程，因此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应该看做是一种经济增长的原因。
目前说的较多的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农村人口的消费水平较低，如果成为城市人口，他的消费就要增加很多，由此所带来的投资也要增加很多，这样就推动了经济发展。但是农村人口的消费水平较低，根本的原因是劳动生产率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是增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只有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离开农业部门而与更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这一结合的基本途径是非农业部门能够为这些农业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而只有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才能增加就业机会，这样就可以看出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设想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它可能有比中国更大的城镇化空间，但是由于经济增长缓慢，城镇化的发展也比较慢，并不会由于城镇化空间大，就会带来更好的经济增长。
英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在描写过去200年经济发展史的时候曾经提供了既历史可比又国际可比的数据。该数据的一部分可显示如下：
这个数据的含义是清楚而简单的，就业人员的人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导致就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从而导致人均GDP和人均消费的增长，这就是经济发展的实质，城镇化是这个过程的结果。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中国经济年会上指出，农民工真正的城镇化首先是让其进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如果不抓紧时间做，未来会越来越困难。陈锡文以2010年武汉市的调查情况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企业用了一个农民工，按照当地政府规定，每个月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为682元，其中企业承担516元，农民工个人缴纳166元，一年共计8184元。按照规定，社会保险连续缴纳15年后，才能在退休之后领取退休金，即每名农民工共需缴纳122760元。目前中国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约有2亿到3亿人，如果以2.5亿人计算，总的资金缺口高达30.69万亿元，其中企业需要承担23.22万亿元。过去1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10年，很多企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省掉了这部分应该为农民工支付的成本。
中国未来大致存在两种城镇化路径。第一种路径是延续过去的做法，通过非农业部门的增长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吸收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人口，但仍然不为他们提供城市居民身份和相关社会保障。第一代加入非农业部门的城市流动人口已逐渐步入老年，需要养老保障，加之他们的后代对居住环境和子女教育等要求的上升，以及城市生活成本上升，现行的福利分配规则不仅有失公允，也是难以为继的。
第二种路径是，为农村向城市转移就业人口提供城市居民身份和相关社会保障。而顾及到社会公正，也应一并为上一代城市流动人口和没有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提供平等的福利。
城镇化的成果应普惠国民，因此按照第二种路径来设想中国的城镇化前景更为合理，但成本将是巨大的。城镇化，意味着各级财政要拿出巨额资金。
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观察2012年的财政数据就有了新的感受。财政部公布的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收支情况为：财政收入同比增幅为12.8%，而2011年则为24.8%。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增幅为9.4%，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为16.2%。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提到2013年，财政资金将会投入更多，是与以前债务融资较多比较而言的，但显然这一愿望要受到财政状况的约束。我们必须看到政府财政所受到的巨大压力，而这个压力又发生在财政收入增长减缓的时候，更显得问题的严重性。
中欧经贸的未来
开放市场后，中国企业去欧洲投资遇到的障碍会比以往少得多，加之“华为”等公司的成功案例，中国企业将在欧洲投资中获取明显的效益。
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丁一凡
多年来欧盟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2年欧盟“退居二线”，这跟债务危机有直接关系。也可以说，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负面作用。然而正如汉语“危机”一词所说，危机中也孕育着机会。
当前欧债危机基本趋稳，欧元区不会分裂，欧元区国家通过缩减公共开支和结构改革稳定了债务。但是开支减少也引起了新的经济衰退，危机国都缺少实际投资来促进增长。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欧洲国家要恢复经济增长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欧洲南方国家的经济学家说，过去它们靠借钱发展，曾经经历了一段繁荣。但好日子结束了，现在尽管债务危机得到了控制，但它们无法再靠借钱来发展了。要想让欧洲的经济重新回归增长的轨道，欧洲国家对外来投资寄予很大希望。欧洲债务危机国都进行了结构调整，开放了市场，解除了过去的许多管制措施，拍卖了一些国有资产，简化了行政审批的程序，对外来投资实行“绿色通道”。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企业去欧洲投资遇到的障碍会比以往少得多。实际上最近几年，像“中远”、“华为”这些公司在欧洲的投资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效益，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形象明显改善。中国企业在欧洲投资有四个明显的效益：
一、通过投资欧洲企业，一些中国企业快速提高了技术水平，弥补了一些产品空缺。许多欧洲国家的中小企业竞争力很强，某个小产品或小零部件的“绝活”掌握着专利和诀窍。有些企业有一两百年的历史，有品牌、销路和传统，但在危机中，这些企业却面临着巨大的资金链断裂的威胁。市场萎缩也使得这些为大企业提供零部件的小企业没有足够的订单，而且还因为大企业欠债，生存受到威胁。另外债务危机引起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惜贷”，中小企业无法依靠金融机构来渡过难关。这时中国企业通过兼并的形式投资这些中小企业，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投资欧洲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对外形象。中国企业过去没有参与在发达国家的投资，欧洲的舆论对中国投资曾半信半疑。甚至有些舆论认为，中国企业是靠抄袭、仿造起家的，投资欧洲就是为了捞点技术好处。一旦得到了技术，中国企业就会关闭欧洲企业，把负担扔给欧洲国家政府。然而中国企业最近在欧洲投资的经历表明，中国企业的经营理念一点都不落后，中国投资为欧洲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希腊中远公司投资租用比雷埃夫斯港一半使用权的经历，成为当地企业经营的成功典范。不仅希腊人想“削尖了脑袋往中远公司里钻”，中远公司的总裁还被请到希腊的工商会上讲述公司经营的成功之道。中国的“软力量”在中国企业投资欧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三、投资欧洲缓解了中国的产能过剩。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迅速，但某些领域已经出现了过剩产能积累的趋势。如果产能持续过剩，积累起来就会形成大量坏账，会形成系统金融风险。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了系统金融风险的意义，如不及时预防，系统风险的增长就意味着未来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大增。这两年在向欧洲债务危机国投资中，也有一些中国企业在国内的市场竞争中不宜生存，到欧洲去寻找发展机会。有些中国企业到欧洲投资确实缓解了产能过剩的困境，使生产设备能尽量拉长使用周期，减少了浪费。
四、投资欧洲研发，保障企业技术创新。过去中国传媒界对欧洲的报道造成了一种对欧洲人的偏见，认为欧洲社会福利太高，把人都养懒了，在欧洲投资恐得不偿失。然而近些年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投资证明，欧洲员工也并非像报道中说的那样“懒”，关键在于企业文化，在于企业的激励机制。比如华为公司在意大利投资建立了华为欧洲研发中心。这家研发中心仅用几年时间就开发出了新的微波通讯设备，弥补了华为公司的技术空白。过去华为公司从日本进口该类设备，成本昂贵。意大利研发中心生产的设备比日本进口的设备便宜一半。
总之，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与投资已经初见成效，非洲成为经济增长迅速提升的大陆。中国企业对欧洲的投资也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欧盟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中国企业去欧洲投资，帮助欧盟的重债国走出危机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同时对中国企业来说也有巨大的经济利益。
当然中欧之间在双边贸易中也还存在一些摩擦和矛盾，但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企业要想抓住在欧洲市场上的机遇，关键是要认真把脉市场需求，并适时调整产品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