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回归本土，对中国制造业来说比低端产业转移到更低成本的国家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文︱李戴克

　　1817年，大卫李嘉图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是一个国家倘若专门生产自己相对优势较大的产品，并通过国际贸易换取自己不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就能获得利益。直到今天，比较优势理论仍然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中国30年间的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的制造大国也印证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处于低要素价格状态，无论是土地成本、环保成本、社保成本，还是资金成本，特别是资源成本以及人力成本一直较市场合理水平偏低，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相对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这样，由于资源丰富而且价格低廉等原因，从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在全球化之下的产业转移中，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全球资金聚集地，吸引了大量发达国家到中国投资，形成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也促成了中国以远超世界各大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发展的步伐。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2003～2011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4%。2003～2010年，工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45%，是拉动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动力。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84.2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6.7倍；资产总计达到67.6万亿元，增长3.6倍；利润总额达到6.1万亿元，增长9.6倍，主要工业产品规模扩张迅速。

　　如今，中国的许多产品的产量已跃居世界首位，中国制造业产出在全球的比例也已经超过20%。根据美国一研究机构的数据统计，2010年中国汽车产量1826.47万辆，超过美国，占世界总产量的25%；船舶产量占世界41.9%；工程机械占世界43%。中国还为世界生产了68%的计算机、50%的彩电、65%的冰箱、80%的空调、70%的手机、44%的洗衣机、70%的微波炉和65%的数码相机。除此之外，从日常用品到家具、玩具、纺织品产量中国都在世界独占鳌头。可以说“中国制造”已是无所不至。而在同年，中国制造业产出也超过了美国，一举抢占制造业世界第一这一宝座。这一切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客观上拥有的比较优势。

　　但恰恰是这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主要推动力的制造业如今却遇到了麻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8月制造业PMI自去年11月以来首次跌破50枯荣线下滑至49.2，低于上月0.9个百分点，创下了9个月以来的最低点；汇丰银行编制的8月中国制造业PMI更是降至47.6,创下41个月新低点。

　　PMI走低的势头，折射出了制造业增长乏力的现状。

　　2012年7月18日，阿迪达斯中国总部发表消息称，将于10月份关闭苏州生产基地这一在华唯一直属工厂。

　　而值得关注的是，阿迪达斯并不是惟一一家关闭在华工厂的跨国公司。早在2009年3月，耐克就叫停其位于江苏太仓的在华惟一鞋类工厂。据耐克公司的年报数据显示，2001年鞋类产品生产中，中国工厂占了约40%，排名全球第一，2005年这个数字降至36%，2010年则进一步下滑至34%。相比之下，耐克在东南亚的产能却一路高歌猛进，从2001年13%发展至2010年37%。

　　据统计，阿迪达斯公司在缅甸工厂工人平均月工资是130美元，折合约800多元人民币，而在苏州，大约是3000元人民币。

　　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涨可以说是造成部分制造业向东南亚等报酬更低的国家转移的主要原因。而这也正是体现了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思想。

　　长期以来，中国依赖固有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高速发展，但这种优势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发展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必将迎来终结。不可否认，PMI的下滑不足以动摇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大国的地位。但这也向中国提出警醒，虽然未到，但或许已不久远。低成本所形成的所谓“投资成本洼地”效应已经在逐步减弱，之前所有的一切发展条件开始发生改变，“低成本”时代即将结束。似乎中国的制造业将要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冷静地看待这一变化，其实并非所有的结束都是坏事，有些东西就该结束，有些阶段必须跨越，中国不能靠“低成本”过一辈子。

　　底特律全球产业公司执行董事克里曼曾经提出，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工厂”，关键因素是依托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从而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起来。这种发展模式让中国在资源环境等方面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如今中国的发展已不仅仅将经济的发展作为唯一目标，劳力成本的提升体现出人民对生活水平的要求在提高，资源环境成本的提高也是对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视，成本优势丧失可以说不可逆转。

　　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庄建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的中国制造业必须与节能环保相接轨，以往那种高污染、高消耗的老路不可重走，这种老路最终也已经证明是得不偿失的。

　　事实上，几乎所有进行工业化的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制造业从最初的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转到成本更低的德国及欧洲各国，再转到美国，最后再转到亚洲的日本以及跟随着的台湾及韩国，直到如今的中国大陆，低要素成本制造业为最初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随后随着要素成本的提高每个国家都难以躲避瓶颈的到来，唯一能够突破的途径便是产业转型，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升级，从依赖低成本优势向依赖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服务转移。低端制造业也将从本土向拥有成本比较优势的地区转移。这也是国家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移的途径。

　　可以预见，随着要素价格的提高，对于那些依赖生产要素低成本发展的企业将会形成极大挤出以及倒逼效应，让那些居于产业链低端、没有技术含量的企业，不得不通过增加技术和管理的投入，向产业链高端转移，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提升自身品牌来消化成本上升的压力。而经受不住新的竞争的企业将被迫退出市场。

　　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中国台湾与韩国都曾经历过这样的变革。根据日本的经验，在工资水平上涨后，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普遍提高，上世纪70年代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达到了10%。并且，还出现了制造业内部的结构转型，低端制造业面临向高端制造业的转型。

　　以纺织业为例，论产业的增加值占日本制造业增加值比例由1970年的5.5%下降到2000年的1.3%。而高端制造业得到迅速发展，同期电气机械业增加值所占制造业增加值由11%上升到16%，通用设备、电子设备等占比持续提高，出现了“劳动力成本上升、机械化电子化”加速的格局。

　　而对于另一个制造业强国德国，占领技术制高点是其制造业十分重要的一个优势。德国制造业企业通常都有很长远的规划和打算。在德国制造业企业中，研发方面的投入一般都比较大，平均为企业销售额的4%左右。德国企业还十分注重员工的技能培训，积极为他们提供在职再学习与培训的机会。

　　在中国，许多企业迫于生存压力通常更在乎短期的利润，企业的发展战略通常都是短期的。一些中端制造业企业想通过与国外掌握了高端技术的公司合作实现技术和产品升级。然而，一家制造业企业如果想要掌握高端技术，首先必须要建立自己强大的研发团队，增强自身研发实力，在产品研发方面加大资金投入。

　　中国如今所面临一部分制造业向东南亚等拥有低成本地区转移的现状就如同当年韩国、中国台湾的崛起对日本制造业造成巨大冲击时的情况相同。成本优势、资源优势正在渐渐消退，中国继续以低成本低利润的策略应对全球竞争已经不再是最优选择。

　　制造业转型与升级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发展动力源泉的共识，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也可以说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这也是以往制造业强国发展的经验所在。但现在中国制造业却面临一个尴尬的现状，低端制造业加速转移，高端制造业却没有加速进入，甚至出现了“回流”现象。

　　今年8月16日，美国政府宣布，将在俄亥俄州建立一所由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出资的制造业创新研究所，以扶持美国制造业和鼓励企业在本土投资。

　　波士顿咨询集团对106家公司资产在100亿美元以上的美国公司所作的调查显示，有48%的公司正在着手或考虑将其产品生产从中国移回美国。

　　而根据哈克特集团顾问的一项调查，46%在欧洲和北美的制造业高管都表示，他们考虑将部分生产从中国转回美国，而27%的受访人则表示，他们正在积极规划或正在实施这种改变。外资回归本土，对中国制造业来说比低端产业转移到更低成本的国家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据统计，美国产业工人的时薪比中国高十七倍，从经济学角度讲，中国的成本优势依然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制造业依然进行回流。相对低端制造业外流，美国企业回流无疑对中国的制造业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这意味着“中国制造”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会遭遇到更多的对手。

　　美国《华盛顿邮报》曾评论说：“我们今天需要从事的制造业工作与我们当年送往海外的工作不同。这些工作需要非常特别的技巧和较少的工人。”纽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也提出：“我们不会在美国增加劳动力密集型、相对低技术的工作，我也不认为我们想要它们。”

　　澳大利亚著名经济学家、金融博士郭生祥也曾表示，欧美提出回归制造业的举措显然不会是低端重复，它们会加强高科技以及保护知识产权，这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无疑提高了竞争难度，但不迎接这个冲击和挑战是不行的。

　　尽管这些评论可以说打消了美国回流对中国制造业造成大面积冲击的过度忧虑，但也足以让我们重新审视多年以来为经济发展而忽略的一些要素。2011年6月，美国正式启动“先进制造伙伴计划”，旨在加快抢占21世纪先进制造业制高点。同年12月12日，白宫宣布成立制造业政策办公室，旨在协调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制造业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并推动美国制造业复苏和出口。2012年3月9日，奥巴马在弗吉尼亚州发表演讲，提议拨款10亿美元设立全美制造业创新网络，加强高等工科类院校和制造企业之间的产学研有机结合，提振美国经济。随后，在税收、外贸以及投资等政策方面向制造业倾斜。但不管美国政府对回流企业开出何等优惠政策，劳动力及其他要素成本必须得到弥补，可以看出回流并不完全是源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是中国在管理与效率方面的经济与社会成本。美国高端制造业回流也从另一方面看到企业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廉价的劳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与之产业相配的技术性人才，知识性人才、更为有利企业的投资环境，更有效率的企业服务。而这一切条件对于中国本土企业转型、创新、升级也都是重要因素。

　　对于中国制造业转型，不管是专家学者或是政府相关部门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不过在这之上，有着一个明显的共识，就是中国在未来必须是走向高端制造业。密集型扩张对中国近些年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这种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正如郎咸平(微博)教授所说的，中国如今正处在产业链的最低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此后中国制造业所要做的，毫无疑问便是抢占上层产业链。就像苹果公司的产品基本上不在美国制造，但其美国公司却掌握全球苹果产品产业链的命脉，它们不直接从事制造业，却通过其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优势引领着这个领域制造业的发展。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德国、美国、日本以及韩国等国，在各个发展中国家以极大的成本优势抢占其制造业之时，随之而来的外移并非对其造成多大的伤害，而是令其企业在面对外部竞争之时由低端向高端转移，由密集生产向高附加值商品转移。这些曾经的制造大国已变成了制造强国，拥有大量世界著名的自主品牌企业，如美国波音、通用电气、德国西门子、拜尔、日本的丰田、索尼、韩国的三星(微博)、现代、中国台湾的鸿海。几乎每个工业化国家地区都拥有成百上千的国际品牌，其产品遍布全世界，可以说已是家喻户晓，这些企业往往都是拥有强大的科研能力以及营销能力，也拥有着其他企业所无法替代的优势，占领着制造业产业链的最高端。

　　低端制造业必然将在某个时期离开中国，而中国也必将迎接境外的高端制造业的进入。而更为重要的是本土自主品牌的崛起。引进外资最终目的是帮助中国企业创造国际性企业及创造国际性品牌。

　　如今中国的大多数制造业企业，仍然是处于为国外品牌代工阶段，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及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属于少数，位居整个产业链末端的现实导致企业只能获得商品利润的极小部分，而随着各种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多数企业也就无力再继续经营。但除了生产要素之外，还有一些不能忽视的因素。居高不下的税收，企业经营中所面对的种种隐性成本沉重打击着试图维持经营或意欲转型的企业的信心。中国的个人与企业所得与工业化国家大致相近，但中国的间接税收名目繁多，税率高几乎称冠市场经济国家。有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企业的平均税负在4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60%。税种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费、印花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企业所得税等多项，仅增值税一项就占营业额的10%，还有其他附加税、水利基金、职工水利基金，职工教育基金、还要为职工缴纳“五险一金”，还有残疾人保障金等，合计起来要占到公司营业收入的30%-40%。高税收抵消了部分低工资的比较优势。还有其他种种不利投资的因素，如国企垄断带来的原材料，能源，交通成本的高企，甚至政府监管部门的低效率、贪污也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另一方面，品牌缺乏影响力也影响着中国制造业。据统计，在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中，有64%的企业没有对品牌进行全面保护。其中，大型工业企业对品牌未予以全面保护的比例竟高达80%。

　　合理的税率以及健全的法律制度，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创新及品牌是企业的竞争力。但一旦企业的付出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那么如何能让企业主有足够的动力去对转型做出投入。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经济系教授托马斯·萨金特在一次演讲中表示，中国在过去30年成为世界工厂的首要原因，是教育和培训大幅度提高了人力资本的质量，使生产力快速提升；另外，中国很开放，善于学习、模仿先进国家，利用国外优势。但毫无疑问，未来这种模仿不再有效，中国制造需要有自己的创新。用什么来创新呢？

　　庄建也向记者表示，中国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需要许多条件，其中包括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时他也表示，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推动教育改革也是支持中国制造业转型，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必要因素。

　　依赖制度的改革，制度的创新，依赖公平的竞争的制度，依赖以创新为动力的企业长期投资开发，开展技术创新及创造品牌的社会环境。还有以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为产业升级培养优秀人才都无一例外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垫脚石。

　　“过去是靠人口红利，未来中国可能要靠改革红利。”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兼首席经济师范剑平(微博)的这句话无疑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好诠释。